“邊界寫作”：文化的守望與開拓

　　我用“邊界寫作”這個概念來描述一種跨文化、跨族別、跨語言、跨地域的寫作現象。它具體表現在，在經濟、文化全球化的趨勢下，具有多重族籍身份或多種語言表述能力的作家，以別的民族的語言文字進行創作，以期傳達一種獨特的地方知識和文化特質；同時立足于“邊緣化”的寫作優勢去關注人類共享的生命體驗，在“跨文化”的寫作實踐中實現個體的自我價值。這種“邊界寫作”的現象在世界范圍內非常普遍，而在國內，很多作家，特別是少數民族作家，也都面臨同樣的寫作語境。

　　一

　　汲取多種文化的“邊界寫作”正逐漸成為民族文學乃至世界文學的一股重要力量。2000年至今，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中有多位具有跨文化背景，如多麗絲·萊辛、勒克萊齊奧、穆勒等，他們的寫作均有“邊界寫作”的色彩。其中，在中東歐這塊多種語言和文化交鋒的地方，生活在跨文化的語境里，也注定了穆勒的“無所適從”。在羅馬尼亞，她是講德語的“少數者”，到了德國，她的身份又是羅馬尼亞移民，這些因素無形中加大了她尋找歸屬感的難度，因此她說：“寫作，是惟一能證明自我的途徑。”

　　印裔英籍作家拉什迪曾這樣闡述其小說《撒旦詩篇》的特性：在嶄新的、突變中的人類生存、文化、思想、政治、行動和歌唱的聯動結合中，呈現混原性、異質性、雜合性及其轉型。“為種族混雜而欣悅，又為絕對純粹而恐懼”(《想象的故國》)。可以說，處于全球化時代的每一個個體在文化心理上都不可避免地處在漂泊不定的狀態之中，人們的文化視角再也不可能單一固定，來自異國他鄉的文化景觀不斷地改變著人們的思維習慣，人們在文化心理上都變成了漂泊者。“漂泊者”穿行“游走”于兩種地域、兩種文化、兩種傳統、兩種語言之間，身處特色迥異的文化世界的夾縫之中，能借鑒多種傳統，卻又不屬于任何一個傳統，既不完全與一種文化合一，也并非完全與另一種文化分離，而是處于若即若離的狀態。這是一個獨特性與互補性共存、差異性與溝通性共存的世界，是一個“道并行，不相悖”、“和而不同”的世界。

　　隨著全球化趨勢和異質文化之間的不斷交融，“邊界寫作”現象將更加地普遍，文化的守望與文化的開拓也將成為重要的話題。從語言上疏離母語到從精神上回歸母語意識和母語文化，是每個“邊界寫作者”必然的心路歷程。值得關注的是，“邊界寫作者”在面對兩難語境的同時，也獲得了“跨語際”寫作和“跨文化”寫作的優勢，從而寫出具有獨特意味的作品。

　　將視野轉向國內，中國少數民族作家使用漢語進行創作的現象非常普遍，比如彝族詩人吉狄馬加、藏族作家扎西達娃、鄂溫克族作家烏熱爾圖、哈薩克族作家葉爾克西·胡爾曼別克、維吾爾族作家帕蒂古麗等，形成一個龐大的群體。他們一方面守望著本民族深厚的語言文化傳統，另一方面不斷開拓，自由穿行于各種民族文化之間，用全新的表現形式展示少數民族文化的獨特個性和精神內核。雙語寫作，多重視野，這已是當代少數民族作家的重要特點。

　　以藏族作家為例，“邊界寫作”的現象非常普遍。例如，扎西達娃的小說把西藏的神話和傳說同時代意識糅為一體，充滿了象征和隱喻，將小說的焦點向民族傳統文化轉移，表達了回歸民族文化母體的渴望。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阿來以開闊的視野、平等的民族觀念感受普世性的價值存在。他的《塵埃落定》是“邊界寫作”的典型文本。阿來的作品一方面與其民族的民間話語、文化傳統、經驗方式密切關聯，另一方面又在宏大的文化場域中，以隱喻、象征、寓言等手法展現人類精神世界中共同遭遇的種種困境和迷惑。他雖然是用漢語寫作，但母語意識、民族民間文化資源、民族文化心理及其精神實質卻在作品中密集出現。多重的文化身份使他的創作擁有了一種豐富性。在“對話”的語境下，阿來通過對本民族歷史的真誠敘述，從對地域文化和民族性的咀嚼、探尋、闡釋，最終走向對人類共同精神的體悟。

　　二

　　千百年來，新疆是四大文明交匯之地，一直與周邊的民族及相關地區發生著各種各樣的文化碰撞和融合，有著豐富多彩的文化。新時期以來，面對開放的文化環境，新疆少數民族作家在注重本民族的文化傳統的同時，注意吸收各民族的優秀文化。在創作上，新疆少數民族作家以母語創作為主，但也出現了許多用漢語創作的作家，如葉爾克西·胡爾曼別克、阿拉提·阿斯木、帕蒂古麗等。他們大膽走出桎梏，深涉民族命運、社會心理結構等內在的精神世界，以開闊的視野審視和解讀本民族的隱秘心靈史。

　　葉爾克西·胡爾曼別克的多元文化視角為她的創作帶來特殊的優勢。評論家陳柏中認為，“她的《永生羊》《枸杞》《草原火母》等作品在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參照中，藝術地把握世界和審視本民族的生存狀態。他們帶著草原文化的精神血脈走向了更廣大的世界，具有更自覺的現代意識和審美眼光。”她筆下的人物、動物生動地傳達出哈薩克族人民對自然、生命的哲思，詩意地折射出游牧民族的傳統和人文心理。對故土的深沉依戀，對文明沖突的敏感，對由邊緣走向中心走向世界的渴望，對人的生存困惑的深入思考，對真誠寫作的堅持，使她能夠從自己的文化土壤和生存境遇中引發出悸動心靈的表達。

　　維吾爾族作家帕蒂古麗散文集《隱秘的故鄉》《散失的母親》披露出久別故土的漂泊心態和追尋精神家園和心靈錨地的主題。其作品將多民族聚居地的貧瘠、友善、苦澀、沉重、樂觀、頑強惟妙惟肖地呈現在讀者面前。她曾寫過這樣一段文字：“哈斯木家的辣椒炒茄子，烏斯曼家的土豆炒洋蔥和回族人家的白菜蘿卜燉粉條，飯菜雖是在各家的鍋里翻炒攪和，卻是你家的菜里有我家的肉，我家的菜里有你家的調料，他家的飯里有我家的油鹽，這飯菜也是‘混血’的。”這是彌漫著濃濃民族融合氣息的新疆，作家的追溯亦是追尋對精神家園的普遍認同和歸屬感。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民族作家，徘徊于兩種或多種文化之間，必然有沖突、矛盾、困惑。從“邊界寫作”的主題和美學特征來看，帕蒂古麗的作品表現出了文化之間的沖突、對話與調和的過程。

　　維吾爾族雙語作家阿拉提·阿斯木的長篇小說《時間悄悄的嘴臉》體現了維吾爾族文化的幽默深邃，充滿哲理和詩性。他將維吾爾族及其他少數民族的語言智慧融進了漢語的表達，以一種獨特自由的方式講述了一個寓言式的故事。一個叫艾莎麻利的男人在開掘玉石的過程中獲得了財富，但卻心存貪婪和殘忍，與對手結下冤仇，逃往上海之后改變容顏再度回到新疆，與熟悉的人們朝夕相處，如同隱身人一樣觀看朋友、親人、仇敵等各種人的嘴臉，后來又再次換回真實面目，在善良的母親及哲人的教誨下，棄惡揚善自我救贖。阿拉提·阿斯木試圖把維語通俗、準確、獨特、幽默的表現形式和漢語優美、清晰、可愛的形式結合起來進行表達，把兩種文化的優勢結合起來。作者對獨特語言意識的追求使作品產生了一種新的閱讀效果。關于兩種文化、語言融合的問題，阿拉提·阿斯木說：“我用漢語寫作時，我的思維是交叉的，有漢語的，也有維語的。有些表達，我用漢語表達可能顯得非常簡單，但如果用維語來表達就會顯得更微妙、更有意思。有些表達，我用維語可能比較直接、比較簡單，我就用漢語尋找更恰當的表達。有時候，我是把維語、漢語的表達形式揉到一塊兒，形成自己獨特的表現形式。”

　　二

　　在新疆，文學創作的豐富性正是地域空間廣闊性和區域文化多樣化的具體體現。在長期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往滲透中，人們依然要重視差別的存在。耿占春在《在混血中尋求美德》一文中寫到：“這個混血時代給每個族群帶來了一系列問題……各民族之間只有在承認并學會相互尊重各族群原有的文化習俗和宗教傳統的基礎上，才能相互共處、相互學習，并達到共生共榮的目的。”

　　新疆的許多漢族作家作品都有“混血”的特質。曾經在新疆生活工作過的作家王蒙就具有“跨文化寫作”的獨特優勢。他的小說如《這邊風景》《淡灰色的眼珠》體現了一種多民族文化相互輝映又相互交融的美，一種混血的美。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特點，不僅表現在他反映的生活是多民族的，人物是多民族的，而且表現在這些作品的藝術構思，包括思維方式、表達方式，也常常出入于漢語和維語之間。年輕一些的作家，如沈葦、劉亮程、李娟等，也具有同樣的寫作特征。他們既可以用兩種或多種文化相比較的視角來觀察生活、審視生活，又可以交替使用兩種思維方式來表現生活、創造人物。

　　總之，依托于豐富多元的文化背景，作家們能夠通過多重的視野來觀照生活，從而寫出具有跨文化視野的作品。特別是在少數民族作家的作品中，我們能深刻地感受到母語或母語思維對于其藝術思維的影響，以及民族民間文化資源給他們所提供的豐富文化養分。如何植根于本民族土壤，如何繼承本民族文化傳統，如何面對多元文化的沖擊，實現語言的整合、轉換與文化的創新，是使用漢語進行創作的少數民族作家面臨的挑戰和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