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漠“故鄉三部曲”：西部寫作的文化自主性

　　雪漠的《野狐嶺》《一個人的西部》《深夜的蠶豆聲》等一系列作品是可以放到80年代尋根文學終結后的文化再尋根這一譜系中來看的。雪漠用自己的方式展示了中國西部文化的一種自主性，這一點對中國當下寫作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他不是外在的視角，而是完全內審的視角。在這個完全內審的視角里，他以西部為中心，發現整個中國文化的自主性。在今天討論中國文化再造，或者說創新的基礎之上，雪漠的寫作有很大的啟示意義。

　　我對雪漠的閱讀是比較晚近的事情，第一次讀他的作品是長篇小說《野狐嶺》，當時很驚艷，竟然能夠帶來如此閱讀的快感，同時又不失內容和形式感。自此就對雪漠其人其作有了更多的興趣。

　　《野狐嶺》這部小說符合我對長篇小說的一種期待，我當時不太了解雪漠神秘主義的精神信仰，而是完全把他作為小說家來看待。他的長篇小說有非常厚重的歷史內容，客家文化、土客械斗，從嶺南社會一直寫到西部兩種文化的沖突。歷史的厚度、社會內容的廣度，還有歷史的縱深感，在這部小說里都有。但是，我們知道中國的長篇小說其實最不缺的就是歷史——它是整個長篇小說的基石——我們的小說特別缺少的是哲學、宗教，那種相對而言更精神性的東西。雪漠的《野狐嶺》在表現歷史、表現中國西部苦難的時候，采用了值得我們期待的形式，就是那種非常多元的、龐雜的敘事視角，每個人都說一個故事，而且每個故事都說得特別有意思，這是一部內容和形式高度自洽的作品，形式感強化了作品的美學性質。有的作品可能內容很好，但是敘說的方式特別陳舊，讓人昏昏欲睡；有的作品形式很炫，但內容很空。《野狐嶺》特別飽滿，就像一顆雪漠所謂的蠶豆，特別有意思。如果非要找毛病的話，可能在故事敘述的推進中稍微有些重復的地方。

　　《一個人的西部》里雪漠回憶說他大約從1982年9月開始創作，并發表了自己第一個中篇小說。而1985年前后中國當代文學有一場“尋根運動”，這在文學史上是一個常識性的話題。但我個人認為，“尋根”沒有完成它的使命，尋根文學，包括上世紀80年代整個尋根的文化思潮，因為80年代歷史的突然終結而導致尋根的使命和訴求遠遠沒有完成。這種“不完成”是兩方面的：文學的方面和文化的方面。以前我覺得文學上有所完成，包括韓少功、阿城那些作品，但是今天看來還是不夠，文化上的確認(尋根主要是文化上的訴求)更是沒有完成。阿城在上世紀90年代末就談了這個問題，在和查建英的對話中，他認為尋根沒有完成主要是因為把文化的確認又變成文化的批判，對于道家文化、儒家文化、楚文化等文化之根的尋求最終又變成對這些文化的批判，然后又重新回到“五四”國民性批判的路子上來。也就是說，在這種文化的追求里面，并沒有發現本土文化的自主性。所以，我一直認為90年代以后，如果“尋根”要再走下去，應該還有一個“再尋根”。我認為，韓少功的《山南水北》等一系列作品都是“再尋根”的結果。

　　如果放在“尋根”的譜系中，雪漠的《一個人的西部》《野狐嶺》《深夜的蠶豆聲》等以“西部”為主題的作品會呈現出另外的意義：他把尋根的文化訴求向前推進了一步——不能說雪漠完成了這種訴求，因為文化的耦合是不斷磨合的過程，可能永遠都無法完成——具體來說就是，雪漠在對西部文化進行書寫、想象和確證的時候，沒有站在一個啟蒙者的視角或者外來者的視角對其進行批判或者反思，而是完全用他自己的方式展示了中國西部文化的一種自主性，這一點對中國當下寫作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在這樣一個內在的視角里面，雪漠以西部為中心，其實是發現了中國文化的一種自主性和歷史性。在今天文化再造或者文化創新的語境中，他的寫作對我們來說有很大的啟示意義。

　　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看，用西部或者尋根來談論雪漠或許只是一種批評家的習慣，或者說，這樣一種文學史的框架或者批評的觀念還不能全部說明雪漠作品的特質。在更普遍的意義上，它還可能有一種詩學的、精神性的，甚至是一種靈性或神性的訴求。對于雪漠來說，或者對于雪漠這樣類型的作家來說，所謂的西部可能只是一個形式，是一個佛教里講的外在的“相”，他最終要破這個“相”，然后達到另外一個他所訴求的東西。也就是說，如果雪漠不是生在西部，而是生在北京，他也會用另外一種方式來展示其精神世界。在《一個人的西部》《深夜的蠶豆聲》里面，雪漠反復強調的就是怎么“破執”。一個要破執的人，不斷用語言和形式來破執，這本身就有矛盾。最終雪漠要走到哪里，或者最終他給我們呈現什么樣的生命樣態，這讓我們非常好奇、期待。

　　不過，《一個人的西部》和《深夜的蠶豆聲》跟《野狐嶺》給人的閱讀感覺有一點差異。閱讀《野狐嶺》的時候，快感強烈，因為作家做到了把自己化在語言和故事之中，就像佛教里的偈語一樣，不是直接講道理，而是通過隱喻來完成。但在《一個人的西部》和《深夜的蠶豆聲》里，作家自我的那個“執”沒有破掉，恰恰相反，作家老是執著于自己的感受，執著于自己的經驗，執著于自己對這個世界的認知，這時候世界反而離他遠了。也許，這就是作家的落英繽紛、開花結果吧。

　　創作談

　　定格一個真實的西部

　　雪漠

　　《深夜的蠶豆聲》和《一個人的西部》一樣，都是我“不期而遇”的一本書。最初是想出一本中短篇小說集，但是，編輯建議我以今天的眼光重新打量過去的創作，將那些中短篇用一條線索貫穿起來，成為一本“有機”的小說。這個建議一下點亮了我，也激活了原來的那些小說。于是，我虛構了一位西方女漢學家，千里迢迢來到中國西部，在一個山谷里跟一位西部作家聊了好幾個晚上，為的是想了解作家眼中的絲綢之路，也就是說，想了解那些生活在絲綢之路上的人。

　　于是，西部作家“我”便給漢學家“你”介紹他的小說，引出一篇篇小說。每篇小說后面，“我”和“你”還就小說里的人物、生活、活法和小說背后的故事展開對話，那對話，是我向世界講述我眼中的西部，也是我用今天的眼光重新解讀我過去的小說。對于想了解西部、了解絲綢之路、了解中國的朋友，這本書也許是有著另一種色彩的范本。

　　而我覺得它還是我最有趣的一本書，因為它是一本雜交的書，有議論、有散文、有小說、有對話，內容非常豐富，有點像“一本書讀懂雪漠”。

　　我很少寫中短篇小說。我總是從靈魂中噴涌出一個世界，這個世界總是飽滿，總在洶涌，有點像大海，中短篇小說的杯子往往容不下它們。每次一寫完，從寫作氛圍里出來，就發現又有三四十萬字了。一些好心的編輯，總會從我的長篇小說中選出幾萬字，發表在雜志上。雖然那只是幾朵浪花，你也會感受到大海的氣息。《掘墳》《母狼灰兒》《深夜的蠶豆聲》《神婆》《鼠神》《博物館里的靈魂》《美麗》和《豺狗子》，就是這樣誕生的。

　　在寫作中，我始終有一種定格時代的意識。那些中短篇小說，包括我剛文學開悟時寫的短篇小說，像《新疆爺》《馬二》《馬大》《磨坊》《黃昏》《丈夫》和《大漠里的白狐子》，它們都定格了一種別處沒有的風景，跟《大漠祭》一樣，刻畫了一個真實的西部。它們有點像農業文明的背影，也代表了一段正在遠去的歷史，你還可以把它們看成我對一個時代的定格。它只是我拋出的一塊塊磚頭，我希望它能引來無數塊玉石，有更多的人跟我一起來定格一個正在消失的時代，定格一種正在消失的美好——不僅僅是人物本身的美好，更是影響了這些人物的文化的美好。當然，有時也不美好，但它是真實的西部。在某個時代、某塊土地上，在那個絲綢之路的重鎮上，確實有過一種這樣的文化，它博大、清新、超越功利，但它也非常復雜，一言難盡。或許通過這本書，你會更理解那個時代的西部，更了解在絲綢之路上生活過的人們。

　　有些人在了解西部文化的時候，看到的僅僅是它美好的那一面，對于它復雜落后的那一面往往忽略了，但西部文化的豐富恰好就是因為它復雜。它有無數個點、線、面，共同構成了一個巨大混沌的生命體，這個生命體是立體的，不是二維的，不是一個人根據自己的需要創造出來的。它是在千年的歲月之中，由一代又一代的西部人活出來的，其中有他們的艱辛，有他們的向往，也有他們的愚昧。在我眼中，這一切都值得研究，所以，在傳播西部文化精髓的同時，我也不愿回避其中的糟粕，我承認它們的存在，允許它們的存在，但我寫出了它們的無奈。其他的，由世界來選擇吧。

　　所以，在寫這部書時，我給自己設定的前提就是飽滿、全面，能夠體現西部人的復雜和豐富、能夠定格一個真實的絲綢之路上的西部。同時，在創作這部書的時候，我其實只是在享受著一次對話——跟自己對話，跟人物對話，跟記憶中的故鄉對話。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對話和自言自語中，我寫出了一部又一部書，到了今天，驀然回首，才發現竟然過去了這么多年。十多年后的今天，重新還原那個記憶中的、真實的西部，實在是一件充滿溫馨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