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典電影

提到“邪典電影”（cult film）這個詞組，對電影稍有了解的人，都會想到那些在小眾影院或是通宵場放映的低成本電影。它們往往劍走偏鋒，風格特異，包含有不少看上去怪誕，乃至令人頗為不適的畫面與形象。但并非所有的“邪典電影”，都是低成本的粗糙作品。極少數“邪典電影”會由于制作精良、思想深刻等因素為大眾所接受，并成為影史上的經典之作，《星球大戰》系列電影即是這些“例外”中的代表。

如果把時間撥回到1977年，也就是《星球大戰》問世的時間點，我們或許可以發現它取得成功的一項重要原因。相比于當時的絕大多數科幻電影，第一部《星球大戰》，也就是整個系列電影的第四集《星球大戰：新希望》，是一個結合了多種流行元素的“拼盤”，包含了英雄主義、宇宙冒險、恐怖的外星惡勢力、仇殺與逃亡、不同外星種族的融合等多種主題，而且將它們有機結合起來，并行不悖地在故事里各居其位。

而在人物角色塑造上，《星球大戰》更是頗具“邪典”的特質。僅僅在第一部電影里，星際走私者韓·索羅的搭檔，就是一位壯實而且大智若愚的烏奇人猿丘巴卡。他怪異的外表和只有韓·索羅能聽懂的吼叫聲，讓這對搭檔給觀眾不可思議的感覺。在反派當中，達斯·維德和塔圖因黑幫老大赫特人賈巴的形象也讓人印象深刻。達斯·維德身披整合維生設備的黑色戰甲，黑色頭盔里的輔助呼吸裝置發出可怕的喘息聲，令敵我雙方都不寒而栗。赫特人賈巴原本被設定為某種極度肥胖且可以反重力的智慧生物，但因為當年的電影特效技術達不到，而改成了青蛙與蛞蝓混合體的丑陋模樣，擁有粗糙的皮膚、呆滯的金黃色大眼睛和貪婪的大嘴，整體形象幾乎可以說是不堪入目。但它慵懶又丑陋的狀態，配上陰暗的宮殿、含混不清的語言、被鎖鏈捆綁的提列克女奴隸，以及由各種流亡外星人組成的樂隊、打手和賞金獵人團，出色地勾勒出了塔圖因星球上的丑惡和無政府狀態。而在此后的每一部電影中，都有不少令人不適的形象出現，比如機器人首領格里弗斯將軍、花臉西斯武士達斯·莫洛等。這些角色，都有效地營造了影片橋段所需的氣場。

西方文明的深厚土壤

如果僅僅有機地整合多種成功的電影元素，以及塑造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并不一定能讓《星球大戰》系列成為無可取代的經典。它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可以歸因于從西方文明土壤中汲取的豐富養料，使電影故事具有厚度和深意。

盡管《星球大戰》系列電影發生在一個幻想出來的世界，但在它身上也有不少人類歷史和文化的影子。阿納金·天行者“由原力受孕而生”與《圣經》中耶穌誕生的相似自不必說；從羅馬興亡到美蘇爭霸，這些人類歷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也都在《星球大戰》系列電影里有所表現。

在歐美社會，羅馬從王政時代、共和時代到帝國時代，最終衰落和滅亡的過程，是大部分公眾都熟悉的歷史常識。而《星球大戰》系列電影的故事線，也大體與羅馬從共和國時代向帝國時代過渡，繼而從帝國輝煌頂峰跌落的歷史相合。

在羅馬共和國末期，共和制度已經趨向腐敗和低效率，使凱撒得以實行獨裁統治，最終在凱撒的后裔屋大維手中轉變為帝國。而在《星球大戰前傳》三部曲中，一條重要的故事線就是銀河共和國議會軟弱無力、存在腐敗與黨爭，帕爾帕丁議員則憑借權術爬上議長高位。他一點點攫取（擴大）議長的權力，包括在絕地武士長老會里安插忠于自己且渴望成功的阿納金·天行者，秘密委托制造克隆人軍隊并在指令中設有“后門”等陰謀舉動，并以花言巧語蠱惑人心。最終，他建立起獨裁統治，操縱“民主”將共和國改為帝國。

當上皇帝的帕爾帕丁，對反抗者和異議勢力進行了血腥的鎮壓，這又讓他有了古羅馬暴君和納粹德國元首希特勒等獨裁者的影子。特別是《星球大戰前傳3：西斯復仇》中，帕爾帕丁下令處決所有絕地武士的“66號指令”，以及隨之而來的阿納金·天行者對絕地幼徒的大屠殺，是不是有些1938年德國納粹黨迫害猶太人的“水晶之夜”的影子呢？

至于1977-1983年間拍攝的三部“老星戰”，則多少反映出當年的世界熱點：美蘇爭霸和蘇聯入侵阿富汗。20世紀70年代，美國在美蘇爭霸中基本處于守勢；1972年12月，美國提前結束了“阿波羅”登月計劃，讓太空殖民的夢想漸行漸遠；1975年，美軍全部撤出越南。而蘇聯則顯現出咄咄逼人的進攻態勢，不僅在核武器威力方面超越了美國，而且在1979年悍然入侵阿富汗，推翻了阿明政權。這樣的國際形勢，讓一些美國人擔心蘇聯將稱霸世界，“自由世界”則會受制于強權。在這樣的年景中推出的三部“老星戰”，顯然撓到了美國觀眾的癢處。而《星球大戰3：絕地歸來》的結尾，銀河帝國隨著帕爾帕丁皇帝（達斯·西迪厄斯）死亡而崩解，效忠于銀河帝國強權的達斯·維德則在臨終前回到“原力的光明面”，難免有些許提振公眾信心的意味。

東方文化的“加盟”

從歐美歷史和文化中汲取靈感的同時，《星球大戰》的世界觀，也含有大量的東方元素。最具科技感的星際冒險，與亞洲國家比如中國、日本、印度的修行、忠義、平衡等東方哲學，在大銀幕上碰撞出了意想不到的火花。

在《星球大戰》系列電影里，源于日本武士文化的元素并不鮮見。從《星球大戰：新希望》里出現第一次光劍對決開始，這種快速、激烈而致命的格斗，就成為《星球大戰》系列電影最重要的“標簽”。無論是正義的絕地武士還是邪惡的西斯武士，都強調光劍決斗必須集中精力，“運用原力”指揮身體去戰斗。這樣的設定，顯然與重視精神修煉和“一擊必殺”的日本劍道有相似之處。

如果仔細觀察，我們還能從絕地武士和西斯武士身上，找到更多的日本元素。除了為維持生命而身穿盔甲的達斯·維德等極少數例外，絕地和西斯武士都穿著利于格斗的東方式武術服。絕地武士常會在晉升和戰斗間隙休息時采用日本式正坐（跪坐）的姿勢，以尋求身心清凈。在圖書館或修行場所，絕地武士的禮節是類似日本武士的鞠躬。絕地武士對原力中光明面的信仰，其原型是日本武士道、中國禪宗等多種哲學體系的融合；西斯武士迷戀原力的黑暗面，以絕對的憤怒和恐懼激發戰斗意志，則與武士道中“武士怕死會失去體面，被仇恨裹脅會失去理智，有辱武士之名”等觀點相似。甚至，“絕地武士”這個名稱，也來自日語“時代劇”（jidai geki，基于嚴謹考據的古裝電視劇集）的字頭……

甚至，《星球大戰：新希望》的故事脈絡，都與1958年日本導演黑澤明拍攝的電影《暗堡三惡人》有一些相似之處。在以日本戰國為背景的《暗堡三惡人》里，一個小國家被滅亡，國主家族只有一名公主幸存。這個國家的一名武士，和兩個見錢眼開的農民，一起保護公主和一批黃金穿越敵方領土投奔盟友，引出一連串冒險故事。而在《星球大戰：新希望》里，指揮抵抗力量的莉亞公主，和維修機器人R2-D2體內的超級空間站“死星”的設計圖，成為推翻邪惡的銀河帝國的關鍵。初識絕地武士之道的盧克·天行者，和從事宇宙走私、只考慮經濟利益的韓·索羅，也大體對應著《暗堡三惡人》里的武士和農民。

如此眾多經過變形的“日本元素”，在《星球大戰》中集中展現，顯然不是沒有原因的。在喬治·盧卡斯創意劇本的20世紀70年代，日本文化對于大多數歐美國家的人來說，還是有不少神秘感的。精致的日本器物，還有與之相應的“匠人精神”，令歐美國家的人們著迷。比如說，法國喜劇大師路易·德·菲奈斯在其代表作《美食家》里，就設計了一個關于日本人“匠人精神”的橋段：豪華法餐廳樂于討好美食家，對普通食客便隨意應付；日本移民開設的鐵板燒小餐館，沒有奢華的環境，卻以新鮮的食材和表演般的烹飪藝術，打動了法國著名美食家夏爾·杜世曼。

或許正因為這種神秘感，喬治·盧卡斯在劇本里創意了發生在宇宙戰爭中的劍術格斗，并將它與另一些當時正開始在西方流行起來的東方元素，比如古中國和古印度哲學中關于（善惡）平衡的觀點結合起來，為影片營造出一種令人震撼的奇觀感。到拍攝《星球大戰3：絕地歸來》時，劇組甚至選擇了中國的藏語，作為反抗軍同盟伊渥克人所用語言的原型。充滿東方式神秘感的“伊渥克”語，配上他們如同泰迪熊般的可愛身材和設在林間的樹屋，讓這段“叢林部落”與銀河帝國高科技武器的混戰顯得相當耐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