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主義是我國少數民族文學的永恒主題。從古至今，有很多優秀的少數民族作家、詩人以自己手中的筆抒發了對民族存亡的憂慮和對人民的深沉之愛。筆者曾在《愛國主義：少數民族文學的永恒主題》(見3月9日《文藝報》)一文中總結過新中國成立前的少數民族愛國主義書寫。本文擬描述新中國成立之后少數民族文學的愛國主義書寫，包括其演變軌跡、視角轉換、內容拓展和藝術創新等，旨在加深人們對這一重要問題的認識與理解。

四野謳歌，萬方樂奏

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少數民族作家抒寫愛國情懷的詩歌數量龐大而且異彩紛呈，是中國當代文學領域中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在短短十幾年間，維吾爾族的尼米希依提、鐵依甫江、克里木·霍加，哈薩克族的庫爾班阿里，蒙古族的納·賽音朝克圖、巴·布林貝赫，藏族的擦珠·阿旺洛桑、饒階巴桑、丹真貢布，朝鮮族的李旭、金哲、任曉遠，壯族的韋其麟、黃勇剎、莎紅，滿族的丁耶、胡昭，回族的沙蕾、木斧、馬瑞麟，彝族的吳琪拉達，苗族的石太瑞，侗族的苗延秀，土家族的汪承棟，仫佬族的包玉堂，白族的曉雪、張長，傣族的波玉溫、康朗英、康朗甩等詩人，創作了大量愛國主義詩篇，產生了廣泛影響。詩人袁鷹1963年1月發表在《詩刊》上的專題評論《心貼著祖國跳蕩》是這樣描述的：“我們讀過不少兄弟民族詩人的詩篇，它們有的訴說舊社會的苦難，有的贊頌新時代的歡愉，有的敘述本民族的英雄傳說，有的描繪本民族的風俗和愛情，笙簫管笛，鐵板銅琶，四野謳歌，萬方樂奏，構成了一部洪亮明快的交響樂。”

詩人們各呈其才，現在只能挑出其中的幾位加以詳細分析。

維吾爾族詩人尼米希依提，原名艾爾米葉·伊里·賽依拉姆，1933年參與反抗封建暴政，遭槍擊幸存，遂改名尼米希依提，維吾爾語意為“半條命”或“半個英烈”。新中國成立前，他的詩如激越的戰鼓，充滿戰斗豪情；新中國成立后，其詩像過去一樣熱情澎湃，但主要內容有了很大變化：歌唱新中國，表達對祖國和人民的無限熱愛。1956年7月，寫赴麥加朝覲途中思念祖國的詩作《無盡的想念》，是其代表作之一。詩人在朝覲途中，不論經過哪里，都思念祖國，魂牽夢繞，歸心似箭。最后到麥加在天房做宗教功課，心里想的還是祖國：“停了一天我們又向天房出發，/在天房做了一夜的功課，/我們奔走在薩法與麥爾臥之間，/當我純潔地出來時，我為你祈禱平安。”此詩不僅表現了對宗教的虔誠，也表現了詩人對祖國的忠貞，愛國愛教，在這里達到了高度統一。

維吾爾族詩人鐵依甫江在少年時代便傾心詩歌，能背誦上千首詩作，崇敬愛國詩人黎·穆塔里甫。新中國成立后，他出版了十多部高質量的維文、漢文詩集和譯著，豐富了我國當代多民族文學寶庫。他熱情地歌唱祖國、歌唱人民、歌唱黨和社會主義事業，不少詩篇可以合著“十二木卡姆”曲調歌唱，幾十年來一直被傳唱于我國大西北廣袤的綠洲和浩瀚的戈壁之上。其寫于1962年的詩作《祖國，我生命的土壤》，堪稱中國愛國主義文學的經典篇章。詩人把祖國看作自己“生命的土壤”，祖國的每一粒砂土在他心目中都是“無比珍貴的圖蒂亞”(即維吾爾民間傳說中具有神奇療效可使盲者復明的圣土)。詩中寫到：“祖國之愛就是我的愛，/祖國之恨就是我的恨。/她的任何煩惱憂愁，/都會牽動我的每根神經。”

蒙古族詩人納·賽音朝克圖于19世紀30年代步入文壇，是蒙古族現當代詩歌的重要開拓者之一，在海內外詩壇有廣泛影響。他在新中國成立10周年慶典時寫的1300行長詩《狂歡之歌》，是其晚年的代表作之一。作品由現實回溯歷史，描繪了內蒙古草原苦難的昨天、幸福的今天和美好的明天，字里行間洋溢著對黨、對祖國和對各族人民真摯的愛，充滿草原氣息，蘊藉著蒙古族人民的文化心理和民族精神，比興縱橫，意象蔥蘢，情采壯美。

蒙古族詩人巴·布林貝赫也是我國蒙古族新文學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上世紀50年代初創作的《心與乳》和為新中國成立10周年而作的700行長詩《生命的禮花》，是其早年的代表作。他把英雄史詩的粗獷與民間情歌的柔美結合起來，探求一種有蒙古族文化特色的藝術形式，所以他的愛國主義書寫在中國多民族詩壇上獨樹一幟，為國內外詩壇稱道。巴·布林貝赫有20余部蒙漢文詩集譯著和詩學專著，每一部都寫出了很深刻的觀點，在國內外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通過故事表達新風

新中國成立后，因得天時、地利、人和，少數民族小說創作風生水起，引起廣泛關注。被老舍稱為“文壇千里馬”的蒙古族作家瑪拉沁夫一馬當先，其成名作《科爾沁草原的人們》1952年1月在《人民文學》上發表，當月18日《人民日報》發表“文化簡評”，稱贊這篇小說“寫了新的主題、新的生活、新的人物，反映了現實生活中先進的力量，用新的倫理理念和新的道德精神教育人民”。瑪拉沁夫后來接連出版的短篇小說集《春的喜歌》《花的草原》和長篇小說《茫茫的草原》(上)，都充滿了對蒙古草原和新中國的熱愛。特別是他的長篇小說《茫茫的草原》，以史詩性的宏大敘事，反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草原人民爭取翻身解放的偉大斗爭。在1963年出版的《讀書雜記》中，茅盾指出：當時一些作者下筆“從政策出發，而不從生活出發”，“瑪拉沁夫的作品，好處就在它們都是‘從生活出發’。瑪拉沁夫富有生活的積累，同時又富于詩人的氣質，這就形成了他的作品的風格——自在而清麗。”愛祖國、愛人民、愛草原、愛生活，從生活出發進行創作，正是瑪拉沁夫步入文壇便對中國多民族文學發展作出重大貢獻、60多年來一直為國內外文壇廣泛關注的原因。

新中國成立后的17年間，少數民族小說大量問世，滿族的端木蕻良、舒群、馬加、關沫南，維吾爾族的祖農·哈迪爾，哈薩克族的郝力斯汗，壯族的陸地，彝族的李喬、李納、普飛、蘇曉星，回族的胡奇、哈寬貴，苗族的陳靖、伍略，朝鮮族的李根全，白族的楊蘇，土家族的孫健忠，侗族的滕樹嵩，以及蒙古族的敖德斯爾、扎拉嘎胡、安柯欽夫、朋斯克等作家，都在愛國主義書寫方面傾注了大量心血，為那個時代留下了不可忽視的文學記憶。

其中，李喬描寫新中國成立前后彝族地區歷史巨變、歌唱涼山彝族奴隸翻身解放的多卷本小說《歡笑的金沙江》，是不可多得的長篇巨著。此書第一卷剛問世，馮牧便在1959年第1期《文藝報》上稱贊它是“一本既能鼓舞人們的社會主義和愛國主義熱情，又能給讀者許多豐富有趣的社會生活知識的優秀作品。”1995年中共中央宣部推舉“中華愛國主義文學名著”百部叢書，此書也在推薦之列。陸地描寫廣西土地改革的長篇小說《美麗的南方》，在表現翻身農民和土改工作隊員的家國情懷方面有不少獨到之處。

戲劇和電影領域的探索

老舍在愛國主義文學書寫方面成就最為突出，為中國各民族作家樹立了光輝榜樣。散文《我熱愛新北京》、小說《正紅旗下》、話劇《龍須溝》《茶館》，都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文學精品，體現出了濃烈的愛國主義情懷。《茶館》轟動中國，也轟動世界，獲得東西方讀者、觀眾的一致好評。關于《茶館》，老舍說他寫作的目的是要“葬送三個時代”。這一論述背后有著十分重要的潛臺詞。老舍理直氣壯地書寫《我熱愛新北京》，在《龍須溝》中淋漓盡致地表現新北京、新中國與舊北平、舊中國的天壤之別，這說明他在《茶館》中不僅要“葬送”舊中國的“三個時代”，而且要禮贊新中國的成立，讓觀眾作新舊兩重天的比較對照，從而進一步提升海內外觀眾對偉大的新中國的熱愛或認同。

可以說，這一時期的戲劇和電影文學大都洋溢著愛國主義精神，彰顯了全國各民族大團結的訴求。例如，維吾爾族作家包爾漢的話劇《火焰山的怒吼》、賽福鼎的歌劇《戰斗的歷程》，蒙古族作家超克圖納仁的話劇《金鷹》，赫哲族作家烏·白辛的劇本《赫哲人的婚禮》，還有滿族作家顏一煙的劇本《中華女兒》和壯族作家周民震的劇本《苗家兒女》等，都是當時人們耳熟能詳的作品，有些至今還為文學史家所稱道。

總之，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前17年，中國多民族文學的愛國主義書寫是中國文學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茅盾1960年7月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會的報告中列舉了兄弟民族詩人、小說家、劇作家和電影文學家的名字及其代表作，高度評價他們反映少數民族在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斗爭、解放后的幸福生活、建設社會主義的沖天干勁以及民族間團結友愛的作品，稱贊這些作品“在數量和質量上都有很大的成就”，少數民族文學“真正是花團錦簇，盛況空前”。

當然，接下來有“文革”10年，中國多民族文壇充滿肅殺之氣，美麗的百花園破敗凋零，不少作家詩人身心遭到嚴重傷害，老舍、納·賽音朝克圖等文學大家甚至因受迫害至死。好在隨著“文革”結束，改革開放到來，中國多民族文學又迎來了第二個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