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讀《晦庵書話》，唐弢先生在1979年版的序言中寫下的一段話引起了我的興趣：

《書話》初版40篇，其中第二篇為《科學小說》，談魯迅翻譯的儒勒·凡爾納兩部作品。到再版的時候，國內的輿論，對凡爾納突然提出責難，曾經出版的《格蘭特船長的兒女》和《神秘島》都無法重印，《書話》也遭池魚之殃，我應出版社之請，另用《閑話<吶喊>》替下《科學小說》，仍湊足40篇之數。

原來，常常被看作少兒讀物的凡爾納小說，也是會惹麻煩的。但仔細想來，科學小說，或者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更為常見的稱謂，“科學幻想小說”，本身就不應該是無足輕重的東西。“賽先生”自不必說，小說從五四以來成為文壇主流，自然也有不可忽視的份量，至于幻想，列寧早就引用皮薩列夫的話說過，幻想可能跑到事件自然進程的前面，也可能突然飛向任何事件的自然進程都不會企及之處，“在前一種情形下，我的幻想不會造成任何損害；它甚至能幫助和增強勞動者的毅力”。言外之意，后一種幻想可就是有害的胡思亂想，得小心提防。

不過，魯迅在上世紀初葉譯介凡爾納作品時，并不覺得凡爾納或者科學小說會有什么危害。相反，他在《<月界旅行>辨言》中對二者都有熱情洋溢的禮贊，雖然他連凡爾納的國籍都弄錯了。“培倫者，名查理士，美國碩儒也。學術既覃，理想復富。默揣世界將來之進步，獨抒奇想，托之說部。經以科學，緯以人情。離合悲歡，談故涉險，均綜錯其中。間雜譏彈，亦復譚言微中”，如此這般文理俱佳的科學小說，能使讀者“于不知不覺間，獲一斑之智識，破遺傳之迷信，改良思想，補助文明”，是故“彌今日譯界之缺點，導中國人群以進行，必自科學小說始”！這個著名的論斷，對以凡爾納為代表的科學小說評價之高，很可能是空前絕后的。

事實上，魯迅對凡爾納的譯介，并不是中國人的凡爾納初體驗。早在1879年，郭嵩燾就在歸國旅途中，讀到了《繞地球游記》等凡爾納名著，并在日記中表示，“其書雖屬詼諧，而格致家固推重之”。1900年，第一部凡爾納小說中譯本《八十日環游記》問世。是書據英譯本譯出，由陳壽彭、薛紹徽夫婦合作而成。凡爾納小說本多探險奇游，初入中國又是這樣一部以環游地球為主題的作品，恰與凡爾納小說在現代世界的漫游相映成趣。最能體現這種“作品旅行”的，還是魯迅所翻譯的《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月界旅行》1865年出版后，先是一路向西，被譯介到英美，接著跨越太平洋，來到因推重科學而對凡爾納小說青眼有加的日本，最后才被慧眼識珠的魯迅譯成中文，進入亞洲大陸，足足繞了地球大半圈。凡爾納筆下的人物利用現代交通工具在八十天內就環游地球，但《月界旅行》卻用了足足三十八年才抵達中國，而且艱苦備嘗——不知名的英譯者、日譯者井上勤、中譯者魯迅統統是“豪杰譯”的好手，小說經過三次語言轉換，已經面目全非。雖然未能保留原汁原味，但《月界旅行》跨越四重文化的乾坤大挪移，恰恰是極富歷史意義和文化意涵的傳播過程，內中曲折細微，值得探究。

據陳平原先生的統計，1900-1915年間，凡爾納小說的中譯本有20種之多。如此規模的引介，加上魯迅等人的褒揚，使凡爾納享譽日隆。1928年，趙景深在《科學小說之父百年紀念》一文中認為，凡爾納小說風行世界的關鍵，“第一是驚奇，第二是真實”。凡爾納在博覽科學書籍的基礎上，“拿科學的發明來驚人”。但只有“驚奇的材料”也不夠，他的小說還有出色的結構，“一步緊似一步，一段比一段驚奇”，扣人心弦而又誘人深入，“即史提文生的《金銀島》和吉百齡的《夜游》等都趕不上他”。趙氏的評論可謂精到，因為肇始于科學、升華于想象的驚異（sense of wonder），正是科幻小說藝術魅力的核心，但若沒有一個巧妙的結構來營造懸念和波折，讀者也容易失去興味。可見，魯迅和趙景深等大家論及凡爾納小說時，都不曾囿于“通種種格物原理”“大有助于學問”的啟蒙功用，而是對其獨特的審美風貌多有體悟。饒是如此，現代科學教育體制的確立、知識分子關注點的轉移仍使“凡爾納熱”迅速退潮。“五四”之后直到1949年，凡爾納小說只有寥寥幾部出版，且均為舊作重譯。

新中國成立后，凡爾納再一次得到重視。中國青年出版社的年輕編輯黃伊，注意到凡爾納的世界聲譽，特別是蘇聯對凡爾納的認可，寫報告提出了出版凡爾納選集的設想。他表示，凡爾納的作品可以大開青年的眼界，為他們插上科學和幻想的翅膀。當時的中青社領導江曉天、蕭也牧、李庚等紛紛表示支持，于是這套在凡爾納中譯史上很有分量的選集從1957年起陸續面世。譯者陣容十分強大，范希衡、曾覺之、楊憲益、沙地等名家都承擔了翻譯工作。除了譯文優良之外，這套選集的封面和插圖也十分精美，以至于有些讀者拿到書后先欣賞插圖再讀文字。值得一提的是，凡爾納這個名字的中譯相當混亂，有房朱力士、焦士威爾奴、迦爾威尼、裘爾卑奴、蕭爾斯勃內等七八個，中青社的選集出版后才得以統一。為了推廣凝結了自己心血的凡爾納選集，黃伊、李震羽等編輯還在報刊上撰文介紹凡爾納及其作品。除了“敝帚自珍”的編輯之外，曹靖華、楊絳、丁景唐等著名學者也紛紛發表書評，興致勃勃地加入到推介凡爾納的隊伍中。

當然，要在那個年代力推一位作家，必須兼顧其文學價值和進步立場，而且后者往往更為重要。唐弢那篇惹上麻煩的《科學小說》（1957年初刊于《讀書月報》時題為《儒勒·凡爾納》）就是如此，一方面指出凡爾納小說的科普功用，“由于作者知識非常豐富，一切敘述多有科學根據，因此他的幻想往往成為極有趣的預言——科學世界的預言”，另一方面又突出了其進步性，“他的某些作品里反對人壓迫人，提倡社會公道和人類正義的精神，也是使我們深深地為之感動的”。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這樣的界定。選集問世不久，就有讀者表示，凡爾納的小說雖然科學知識豐富、情節曲折動人，但“也有不少地方宣傳了資產階級思想。……我們希望讀到具有共產主義風格的用革命浪漫主義的筆觸，用生動、活潑、深入淺出的文字寫成的科學幻想小說，以這些書代替資產階級的科學幻想、冒險小說”。（《多出版共產主義的科學幻想小說》，《讀書雜志》1958年第19期）到了六十年代初，“資產階級思想”的靴子終于落了下來。據公盾的記述，將凡爾納打入冷宮的，是政治嗅覺異常敏銳的肅反高手康生：

他在法國著名科學幻想小說家儒勒·凡爾納（JulesVerne, 1828-1905）的早期作品《氣球上的五星期》中，偶然“發現”其中對非洲黑人生活有自然主義的描述，就肆意夸大，大嚷大叫。說作者是在“惡毒攻擊非洲黑人”，把凡爾納的著作貶為“大毒草”，勒令停印全部當時已翻譯出版的凡爾納的科學幻想小說。這是林彪、“四人幫”一伙對優秀科學文藝遺產的摧殘，是他們對我國科學文化界進行封建法西斯統治暴行的一個鐵證。

唐弢語焉不詳的“國內輿論突然提出責難”，由此得到了解說。對于康生的批判，公盾憤怒地反駁道：“（凡爾納）對被壓迫民族，特別是非洲黑人不但沒有誣蔑歪曲，而且抱著相當深厚的同情。他在自己的科學幻想小說中，猛烈地抨擊了民族歧視與民族壓迫的反動政策！”

多年后再看這段公案，我們或許可以有新的認識。康生固然是上綱上線、過度反應，但他的指責卻未必是捕風捉影。《凡爾納選集》的策劃者黃伊有這樣一段回憶：

（李震羽和施竹筠）在處理譯稿時，看到一些情節和描寫，說有些土著民族風俗習慣很落后、野蠻，甚至有吃人的場面，怎么辦？我說：“在人類的發展過程中，或是由于天災，或者其他原因，都發生過食人的現象，古書上不是有易子而食嗎，好像《水滸傳》和《魯濱遜漂流記》里面，也提到過吃人。但是，在我們現在出版的作品里，像什么“食人生番”之類的詞句要去掉，有些鮮血淋淋的描寫，就稍作刪節吧！”

可見，面對凡爾納小說中的“自然主義描述”，引介者們并非毫無質疑、照單全收，也得做技術上的處理。那么，凡爾納的非洲敘事，在多大程度上是“政治不正確”的呢？

《氣球上的五星期》提到，許多前往非洲的探險家被當地的野蠻土人襲擾甚至殺害，有的非洲部落甚至保留著吃人的風俗。這部小說最早的譯者對此印象深刻，在刊登于1903年《江蘇》1-2期的縮譯本《空中旅行記》一開頭便說：“話說五大洲中，有個亞非利加洲，是野蠻人居處之地……卻是歐羅巴人，有一股堅忍不拔的精神，不肯輕易放過，每每敘了幾多學士，想種種方法，要探他內地情形……從前有幾輩大膽的人，去探非洲，葬在野蠻人腹中。”這種“文明-野蠻”的二元敘事體現了典型的殖民主義世界觀，對時人頗有影響。1904年連載于《繡像小說》的《月球殖民地小說》，同樣是乘氣球游歷的科幻故事，其中便有黃白二種利用先進武器屠殺土著的情節。書中人物有這樣一番耐人尋味的對話：

玉太郎道：“綠氣炮是萬國公禁的，怎好胡亂用呢？”魚拉伍不由分說，只管放去。放了半天，才慢慢的講道：“玉先生，你說綠氣炮不該用么？遇著野蠻地方，不用野蠻的兵器，到什么地方用呢？”

1957年王汶所翻譯的《氣球上的五星期》沒有像《空中旅行記》那樣開宗明義，但不知是否因為“技術處理”時的遺漏，這個全譯本對殖民視角的呈現相當忠實，如其中的吃人場面：

驀地，這個勇士把他的血淋淋的長矛拋得遠遠地，直奔到一個受傷者的跟前，一斧頭砍下他的胳膊，抓住它就津津有味地啃了起來。

……

旅行家們看見了勝利者怎樣撲到戰敗者身上去；他們怎樣彼此搶奪還沒涼透的人肉，貪饞地大嚼。

閱讀至此，讀者很容易感到震駭和厭惡，從而認同書中的旅行家發出的“一只萬惡的野獸！”這番“文明之驚嘆”，并因其按捺不住開槍射殺“吃人野獸”而拍手稱快。凡爾納的小說中出現這樣的段落并不是偶然的。阿貝爾熱指出，終其一生，凡爾納都堅定地譴責、反對奴隸制，歌頌廢除奴隸制的斗爭，多次以廢奴主義者作為小說的主角。然而，他基于人道主義立場對奴隸制的反對，并不意味著他認為黑人與白人是平等的。相反，白人優越、黑人低劣的種族主義意識貫穿于他的整個創作。在《氣球上的五星期》、《征服者羅比爾》、《十五歲的船長》等小說中，有大量對非洲黑人社會的血腥、殘暴、野蠻景象的描寫。越深入非洲腹地，這種景象越多，因為那里居住著越發遠離“文明”的化外之民。在凡爾納看來，白人對非洲進行武裝干涉乃至殖民征服、帝國建構都是正當的，因為這會給這塊大陸帶來“文明”，雖然他對文明能否最終在非洲實現有所懷疑。（Peter Aberger, “The Portrayal of Blacksin Jules Verne’s Voyages Extraordinaires,” TheFrench Review, 53.2 (Dec., 1979), pp. 199-206）不得不說，“原生態”的凡爾納小說并不利于培養恰當的非洲觀，而在一個特別需要與第三世界國家同仇敵愾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年代，這更成問題。

即便如此，凡爾納的譯介工作所遭受的政治干預，也過于粗暴了，是不得人心、不能長久的。1979年，中國青年出版社開始系統重印已經出版的凡爾納小說，并繼續翻譯了十余部。嚴冬之后重見天日的凡爾納小說再次贏得讀者青睞，并從此在圖書市場上長盛不衰。1997年，青海人民出版社進一步推出了規模龐大的《凡爾納科幻探險小說全集》，共35冊，收入凡爾納小說50多部，合計超過1000萬字，可謂凡爾納中譯史上的一大盛事。這部全集均由法文原著譯出，其中三分之二是首次譯成中文，包括《流星追逐記》、《喀爾巴阡古堡》、《小把戲》等名篇，大大豐富了中國讀者對凡爾納的文學成就的認識。2010年，凡爾納的又一部奇書《一個中國人在中國的遭遇》被譯成中文。凡爾納從未踏足中國，他的中國故事源自道聽途說和二手材料，人物形象和外在環境都寫得牛頭不對馬嘴，摻入了不少十九世紀歐洲人對中國的不實想象。其實，他也不曾在非洲旅行，書寫非洲的依據同樣是他人的敘述。所以，凡爾納小說中的偏見，體現的是當時的歐洲人普遍具有的歐洲中心、白人至上心態。有趣的是，早在二十多年前，凡爾納的這部想象中國的小說就被中國人改編成了一部相當成功的喜劇片《少爺的磨難》（張建亞、吳貽弓導演，陳佩斯主演，上海電影制片廠1987年出品）。除此之外，中國導演胡兆洪還曾與德國人合作，用木偶片的形式分別將《環游世界八十天》（1998）、《登月之旅》（1999）、《氣球上的五星期》（2001）和《格蘭特船長的兒女們》（2005）搬上銀幕，同樣精彩紛呈。

歷史已經進入凡爾納暢想過的二十一世紀，凡爾納的作品自西徂東的旅程也已綿延百年，卻仍未到旅塵落定之時。凡爾納生前未能發表、1989年才被其曾孫發現的《二十世紀的巴黎》（1863）僅在臺灣有中譯本。他的非科幻探險題材小說、中短篇小說以及在他的文學生涯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劇作尚不為中國讀者所知。事實上，他那詼諧而活潑的小說文風，相當程度上得益于戲劇創作的積淀。不過，比起翻譯的未竟全功，對凡爾納的誤解才是更要緊的問題。凡爾納研究權威伊文斯（Arthur B. Evans）曾經指出，許多人錯誤地認為，凡爾納主要面向少兒寫作，他的小說內容淺顯、光怪陸離、引人入勝，為科技進步而縱情歡呼。實際上，他的小說對十九世紀的現實有深刻的體察和思考。他最著名的幾部作品表現出的對科技發展的樂觀態度，源于聽從書商赫澤爾的建議而迎合時代精神，并不足以代表他的思想深度。他的早期作品《二十世紀的巴黎》對未來持悲觀態度，而赫澤爾1886年去世后，凡爾納又以市場挫敗為代價，在創作中持續探討人的道德和責任，揭露現代社會和環境的弊病。在輝耀著巴爾扎克、雨果、福樓拜、狄更斯、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名家的十九世紀文學星空中，凡爾納不是最燦爛的明星，但被托爾斯泰稱為“藝術大師”的他，不失為一代文豪。

終有一天，在凡爾納曾經神游的中國，這位胸懷世界的偉大作家將獲得與其創作成就相稱的評價和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