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每到年關，返鄉筆記憑借社交網絡的快速傳播總能引爆全民熱議，其中尤以2015年王磊光博士和2016年黃燈博士的兩篇現象級返鄉筆記為突出代表。其作者大多為出身農村的知識青年，他們以充滿文學性的筆調書寫出自己眼中的鄉村圖景。然而，也有不少批評意見認為，過于個性化的主觀視角和隱含的啟蒙姿態限制了作者對當代中國農村更為全面深刻的把握。如何認識、理解和書寫當下發展極不平衡而又充滿差異性的中國鄉村，儼然成為一道時代難題。

格非在其新近出版的小說《望春風》中，同樣以主人公“我”的“去鄉—返鄉”作為基本敘事框架，而且在寫作的準備階段，他同樣返回家鄉做了大量的調查走訪工作，這些都使得這本新作看起來與當下流行的返鄉筆記頗為相似。但《望春風》的另類之處在于，它雖采取了第一人稱的視角，卻機敏地避開了過分主觀的抒情陷阱，而是以“我”作為謙卑而又真誠的觀察者和記錄者，既利用文學經驗全景式地呈現出人性的真實以及傳統鄉村有機體內部暗流洶涌的世態人情，又以社會分析的眼光洞察作為生命之根的“故鄉”在當代中國的命運浮沉。更為重要的是，“江南三部曲”以龐家玉的孤獨逝去沉重收場，而作為后繼者的《望春風》卻塑造出“春琴”這樣一個朝向未來的人物形象。她如同春天的使者，既葆有故鄉昔日的秘密，更揭示出人類共同體新的可能性。

春琴與“我”：故鄉的秘密武器

小說中的“我”出生于儒里趙村，自小與身為算命先生的父親相依為命。父親實則是國民黨的潛伏特務，其身份被早已離開他們的母親揭發后，遂在村中的便通庵自殺。孤身一人的“我”與村中各色人等打交道，見識到人間百態，并且與時為嬸子的春琴發展出相濡以沫的真摯情感。母親在病逝之前，突然派人接“我”前往南京，“我”就這樣離開了故鄉，卻終究未能與母親謀面。進城之后的“我”困頓潦倒，留守故鄉的春琴命途多舛，彼此卻始終是對方最后的依靠。

“我”的兩次返鄉皆因春琴而起。第一次返鄉緣于春琴的弟弟春生在執行任務時犧牲，“我”得知消息后當即決定回鄉探望春琴。已被拆遷的儒里趙村給突然返回的“我”帶來了“驚異、恐懼和令人揪心的陌生感”，它“猶如一頭巨大的動物死后所留下的骸骨，被蟲蟻蛀食一空，化為齏粉，讓風吹散，僅剩下一片可疑的印記”（327頁）。加之母親的去世，“我”終于意識到故鄉已經死去，故鄉每天都在死去，“返鄉”的迷夢是多么矯情虛妄。

母親起初活在村里人的講述中，而后又存在于寫給“我”的七百六十封信中。“我”始終期待著母親能在溫暖的春風里返回故鄉，但她的去世卻徹底切斷了“我”與故鄉的血脈聯系。“我”對于生命之根的幻覺和記憶，被突然切斷了——“瞻望四方，我終于意識到，自己在這個世界上已是孤身一人。我朝東邊看，我朝西邊看，我朝南邊看，我朝北邊看。不管朝哪個方向眺望，我在這個世界上已沒有親人”（260頁）。親人之外，皆是理性而陌生的“經濟人”，他們與村中日漸凋零的老一輩擁有截然不同的價值觀念，堪稱市場經濟哺育出的“新人類”。“我”的堂哥趙禮平便是這樣的“新人類”，出于逐利的需要，他親手拆解了自己的故鄉。曾經的故鄉淪為一片廢墟，相識的故人被封存進各個小區。資本與“新人類”攜手并肩，將傳統鄉村共同體的軀殼和心靈一同埋葬。

若小說到此止步，也只是譜寫了一曲悼亡故鄉的悲歌，抑或僅僅達成對資本的無力批判。但小說的特權正是在不可能中尋覓可能，在既定的命運中尋求突圍的“秘密”。小說的扉頁上赫然印著蒙塔萊的詩句：“我將繼續懷著這秘密，默默走在人群中，他們都不回頭”。《望春風》所懷有的秘密正是春琴，春琴便是讓故鄉起死回生的秘密武器。

“我”的第二次返鄉，才是真正意義上對生命之根的回歸。春琴因兒子龍冬被強制戒毒憤而絕食，并且與兒媳夏桂秋的關系日益惡劣。“我”趕回營救奄奄一息的春琴，并在老友同彬的幫助下，與春琴定居于村中的便通庵。便通庵是商品化時代的“桃花源”。用同彬的話來說，這里是“世界的中心”。與“江南三部曲”中營構的“桃花源”花家舍相比，便通庵少了些許烏托邦氣質，充溢著人間的煙火氣。“我”與春琴如同村莊的始祖，便通庵化身為人類社會的最初模型。春琴曾在“我”的耳旁輕聲問道：“假如新珍、梅芳、銀娣她們都搬了來，興許就沒人趕我們走了。你說，百十年后，這個地方會不會又出現一個大村子？”（392頁）春琴懷念的是人心與人心的赤裸相見，人情與人情的直接碰撞，人與人之間的具體交往。為此，她寧愿扎根荒涼的故土，也不愿前往大城市南京。幾十年的風雨與共換來“我”與春琴的最終結合，而春琴帶給“我”的，正是人與人之間全方位的充沛情感：“我有時候覺得她是我嬸子，有時候又恍惚覺得她是我姐姐，但是我的內心深處，我還是愿意將她看成是我命中注定的妻子”（386頁）。如果說現代社會將個體運送到時時刻刻需要恪守社交禮儀而又無時無刻不在理性算計的交往軌道，那么春琴便是將“我”揪出這個軌道的強大力量。“我”與春琴的結合實屬“命中注定”，因為它來自于生命之根的需求和召喚：“我始終握有這個秘密，并終于借由命運那慷慨的折返之光，重新回到那條黝黑、深沉的河流之中”（379頁）。瞻望四野，“我”終于尋找到心靈的家園，折返回生命的河流之中。

多元面孔與共同命運：故鄉的真身與未來

“我”與春琴的故事只是村子里許許多多故事中的一個。“我”寫作的初衷正是為熟人立傳，存留過往的人間故事。故鄉的真身便存續在這些故人的身上，縱橫交錯的人情之根使得故鄉真正變成個人的生命之根。其實，“寫人”的初衷在小說甫一開篇便露出端倪：年幼的“我”隨同父親走差，落在他的身后，“看見他的身影升到了一個大坡的頂端，然后又一點點地矮下去，矮下去，乃至完全消失。過不多久，父親又在另一個大坂上一寸一寸地變大、變高”（1頁）。如果說“我”的視角可以被看作攝影機的機位，那么整個故事的聚焦點就從未離開過具體的人。頗有意味的是，這個句子在全書中出現了三次，另外兩次分別用于“戴綠方巾的女人”（37頁）和春琴（388頁）。這兩個給“我”的命運帶來巨大轉變的人物，在“我”的全神注視下“矮下去”又“高起來”，而他們的起伏顯隱則交織出“我”與他們的共同命運。

父親在自殺前，對“我”交代了一生的智慧：“了解人，觀察人，在任何時候都是頭等大事”（86頁），并對村里的各色人等下了“判詞”，而父親的結論也在日后的故事中得到一一印證。小說中出現的人物多達數十個，他們各有性格，面目迥異，展現出傳統熟人社會內部的多元性和差異性。算命先生、說書人、豬倌、木匠、尼姑、漁佬、妓女等各種行當的人物悉數登場，展現出山林鄉野中全景式的人物圖譜。不同人物之間的愛恨糾葛幾乎形成了村莊的全部歷史，而具體人物與宏觀歷史之間卻只是發生著非常偶然甚至是畸變的關系。國民黨的潛伏特務父親、雙腳不肯踏上新社會土地的地主趙孟舒、說著一口流利英語的同性戀唐文寬，擅長古琴的妓女王曼卿，被“罷官”之后才得以安然生活的趙德正等等，這些被歷史誤會和擠壓，進而處于歷史褶皺和陰暗處的人物，才是小說著力書寫的對象。格非深受古典小說人物描寫技法的熏染，其人物描寫的功力及其對筆下人物的疼惜和專注，再一次顯露無疑。

如果說人與人之間的具體交往是熟人社會內部最重要的內容，那么利益爭端和欲望糾葛就在所難免。同時，鄉村共同體也對其成員起到保護作用。充滿多元性和差異性的個人故事之外，小說也呈現出一個作為集體存在的儒里趙村。小說中有兩次令人印象深刻的集體行動，但兩次行動的結果卻宛若云泥之別。以血性、義氣和守望相助為內核的鄉村倫理行將逝去，而以經濟理性為核心的生存秩序代之而起。

第一次集體行動是儒里趙村歷史上的輝煌瞬間。趙德正突然被擢升為公社黨委副書記，遂引來禍事。公社武裝部部長曹慶虎在唐文寬家設局捉拿趙德正，并冠之以“強奸罪”的罪名。趙德正當時的妻子春琴聽聞消息后，在風渠岸的大道站定，堅決不予放行。她被打倒了一次又一次，這激起了村里男人的憤怒。村里的五個男人輕而易舉地把武裝部的“幾個慫包”干倒，領頭的曹慶虎還被打斷了幾根肋骨。在隨后的公社調查中，大家眾口一詞地認定是曹慶虎自己摔倒的，此事成了一筆糊涂賬，趙德正也得到了寬大處理。集體的力量竟然能夠改變國家機器的意志，改寫個人既定的命運。

頗為諷刺的是，到了曹定虎的兒子曹小虎的時代，情況完全翻轉了。龍英的孫子國義被朱方集團旗下的恒生造紙廠的一輛大卡車撞死在斑馬線上，結果交管部門偏袒造紙廠，斷定由國義承擔主要責任。國義下葬那天，龍英的激憤怒引發了梅芳的同情心，梅芳當即決定找造紙廠討個公道。梅芳和春琴挑頭，村里的男人隨后，“這是儒里趙村的村民最后一次以‘集體’的名義共赴急難”（291頁）。然而，這次對抗并非是義氣和蠻力的角逐。集團董事長趙禮平用五十萬現金和一份工作終結了這場爭端，并贏得了龍英一家的感恩戴德。正月初八那天，龍英一家大宴賓客，卻獨獨落下梅芳一人。

梅芳變作局外人，只因換了人間。傳統共同體的互助關系讓位于單一的經濟關系，抽象的交換關系開始取代人與人直接而具體的關系，集體的“共同命運”進而被強勢的經濟關系一步步瓦解。不同人群共處共存的生活理性在如數字般精準的經濟理性面前顯得不堪一擊。新時代的資本化身為上帝，塑造著嶄新的世界面貌和新型的人際關系。“我”在圖書館的同事沈祖英把這種新型的人際關系看得非常透徹：“每個人都是海上的孤立小島（這個比喻來自《奧德賽》），可以相互瞭望，但卻無法互相替代。這是因為，‘每個人都在奔自己的前程，也在奔自己的死亡’”。如果說村里的老一輩仍是面目各異的鮮活的人，那么新一輩都在努力變成趙禮平的模樣。以無限利益和欲望作為驅動，以趙禮平為代表的“經濟人”在生存邏輯的意義上徹底鏟平了所謂的“故鄉”。個體失去了原有社會關系的層層保護，仿佛是孤立無著且永不相遇的原子，各自承擔自己的命運，奔赴自己的生死。在這個意義上，作為共同體的故鄉似乎將永遠地消失了。

然而，故鄉的精魂必將存續于未來時空。“我”的瞻望與折返便是一則逆行于時代的寓言。曾經的共同體消失了，但人與人之間直接、具體而又發自本能的互動與交往不會停止。春象征著希望的母體，而琴則昭示出資本鐵律之外的詩意，春琴便是這個時代病癥的特效藥方。具體而又鮮活的人們，用生命的長度和生活的詩意筑起抵抗資本力量的堅強壁壘。

結語：如何書寫，何以另類？

《望春風》的優長和亮點在于寫人。正是這些充滿血肉的人物賦予故鄉實質性的內容，使故鄉不再是用于哀悼的空洞外殼。“我”對故鄉的情感便是對這些同行者的情感，而“我”的鄉愁也生長在他們的歡笑血淚之中，不再流于虛妄和矯飾。小說的三分之二處，“我”的名字才第一次出現，這意味著“我是誰”并不重要，而“我”的故事也只是整體故事中的一部分。歸根結底，“我”只是一個記錄者，并不能凌駕于自己的書寫對象之上，按照自己的邏輯將他們任意剪裁。小說雖然采取了第一人稱的視角，卻能寫出“去自我中心化”的鄉愁，使之自然生長為“普遍”的作為一種“人性原理”存在的世道人情。頗為有趣的是，春琴對“我”所謂的寫作真實頗不以為然。在她看來，書寫的“良心”才是最為重要的，人情邏輯始終要高于寫作邏輯，寫作也只是人與人交往的一種方式。這也顯示出格非對自身寫作的不斷反思和修正：以“我”之有限向故鄉的無限致敬。

早在四百年前，笛卡爾也曾從窗口瞻望，他看到的無非是一些帽子和大衣，而帽子和大衣遮蓋下的可能是一些幽靈或者是一些偽裝的人。而格非憑借對時代的敏銳感知和深刻理解，賦予這些游動的帽子以鮮活的面孔，為他們編織出豐富而具體的人情關系，體現出人類的應然狀態：多元、生動、直接、充滿個性而又一往無前。“我”與春琴共同居住的便通庵，在小說中多次出現的便通庵，成為超克時代荒蕪的精神象征。便通庵與這個世界同在，與未來同在。春琴是“春天”到來的使者，她不僅屬于過去的時代，更屬于人類不斷向上生長的未來。 

（作者為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