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年來中短篇小說呈現出來的格局，在沿襲整個新世紀前十年大的框架的基礎上，取得一些新的進展和突破，這些進展和變化有的是原有基礎上的提高和升級，有的則是隨著新的作家出現而帶來的新的元素。要描述和評價這么龐大體量的作品，具有很大的難度。本文重點從四個方面來描述和展示五年來中短篇小說創作的走向和脈動，在進行橫向梳理的同時也注意橫斷面的展示，盡量做到點線結合、點面結合，掛一漏萬、歸納不當也自然難免。

鄉土的再回望與再書寫

對鄉土的再回望，是要通過回望發現歷史遺漏的沙粒之中的珍珠之光，再度書寫就是要將這些遺漏之光通過不同于以往的敘事模式呈現出來。

當代中國鄉土資源豐富，鄉土文學的資源沉淀深厚，豐富的資源一方面為寫作提供了更多的參照和養分，同時這些豐富的資源也成為一種限制，制約作家的創作和超越。因而對鄉土的再回望，是要通過回望發現歷史遺漏的沙粒之中的珍珠之光，再度書寫就是要將這些遺漏之光通過不同于以往的敘事模式呈現出來。

雖然鄉土是近代社會才開始出現的概念，鄉土小說的寫作也是五四新文學運動以后的事情。豐饒的土壤培養了一代又一代的優秀的鄉土作家，也產生了一部又一部的經典之作。從魯迅的魯鎮系列、未莊系列到當代作家的《白鹿原》《紅高粱》，都是植根于生活的鄉土小說杰作。再度書寫是致敬也是挑戰。

鄉土文學從視角上可分為“游子寫鄉土”和“在鄉土寫鄉土”兩種。魯迅的《故鄉》是游子對鄉土的回望和再書寫，孫犁的《荷花淀》、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等則是在鄉土寫鄉土。青年作家馬金蓮生長在西海固，是當代作家中新一代鄉土小說的代表人物。她對家鄉這片土地飽含感情，對當地人民的生活狀態的描摹生動別致，為我們展示了“80后”的另一面：冷靜、淡定、從容。她的女性意識和時代意識全部牢牢扎根在西海固那片荒蕪貧瘠的黃土地上，如果說短篇小說《難腸》展示了馬金蓮深厚的敘事功底，那么中篇小說《長河》可以說是在鄉土寫鄉土的代表作。《長河》在平淡敘述中蘊藏著一股力量，這種力量來自信仰，來自優美而質樸的語言，也來自對人性、對自然、對靈魂的無限關懷。老人、兒童、女性以及貧窮和苦難是馬金蓮小說的主角，信仰、愛，還有人世的溫暖，是她作品傳播和宣揚的內容。馬金蓮有一顆柔軟、悲憫的心，她的文字細膩而透著亮光，因為那是她心靈中流淌出來的真善美。馬金蓮作品中的世界有秩序、有自潔體系，里面的人物對自己的信仰堅定而虔誠，世界因而堅實、安詳。她的小說具有精神避難所的品質，她的書寫是對以往以鄉土為結構的小說的一種超越。

同樣來自底層的“80后”女作家宋小詞的中篇小說《血盆經》《鍋底溝流血事件》也是一種再回望和再書寫。《血盆經》中生氣蓬勃的青年人外出打工，鄉村便淪為經濟和精神的雙重廢墟。宋小詞的《鍋底溝流血事件》、曉蘇的《花被窩》、張魯鐳的《西瓜頌》、曹永的《捕蛇師》、李亞的《自行車》等從不同的主題，以共同的身在鄉土的人物視角，書寫了當代中國的鄉土傳奇。

再書寫還體現在對農民精神家園失落的描寫。上世紀70年代末期，高曉聲的一篇《陳奐生上城》拉開農民進城的序幕。這序幕是進城小說的序幕，也是生活中中國農民進城的序幕。相當一段時間內，農民進城成為社會的熱潮，也成為新的熱點。進入新世紀之后，農村城鎮化的推進加深了鄉村文明的變遷和動蕩。鄉村文明的挽歌在作家的筆下緩緩地流淌出來。魯迅的《故鄉》通過“我”重返故鄉的所見所憶所想，書寫回憶中故鄉的純美和現實中故鄉的蕭條，最終希望那里成為理想中的故鄉；莫言小說中的“戀鄉”和“怨鄉”，曾打動無數讀者。近些年來，大量的小說以“故鄉”、“還鄉”作為書寫的主題，和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那場“進城”（打工潮）構成遙遠的呼應。故鄉是一個人出生和成長的地方，故鄉也是一種文化心理結構。對于一個身處異地的人而言，故鄉更是根。紅柯、蔣一談曾直接以《故鄉》為題進行寫作，劉玉棟、陳倉、付關軍都曾寫過《回鄉記》……鄉土在眾多知名作家和草根作家的再回望中被再書寫、再認識。

以前寫農民進城主要寫進城的難，寫融不進去的困惑和苦惱，當然也有奮斗的艱難和成功的榮光，這期間甚至出現了“打工文學”和“底層寫作”的概念，如今這兩個概念漸漸被遺忘。第二階段則開始寫“回不去”的困惑，農民進城了心還在鄉村，這一階段主要表現在近幾年的作品中。陳倉的《父親進城》寫老一輩的困惑，吳玄的《發廊》、陳再見的《回縣城》則寫到了青年一代回不去的困惑，鐘正林的中篇小說《阿加的黎明》也是寫回不去的故事，被解救的阿加回到家鄉本想融入故土，而城市的生活讓她與故鄉變得隔膜。城市生活對鄉村女孩的壓榨和盤剝，導致的卻是阿加們的難舍。當人們在感嘆城市喧囂和鄉村的寧靜時，阿加的黎明在哪里？小說提出了引人深思的疑問。

2012年到2016年間，游走在城鄉之間的作家陳倉大約是最集中地書寫中國鄉土這一變局的作家，也是一次次再回望、再書寫鄉土的作家。《父親進城》《女兒進城》《麥子進城》《傻子進城》《小豬進城》《影子進城》《小妹進城》《米昔進城》……構成了陳倉的“進城”系列，凡中篇小說16部。陳倉對鄉土的書寫從一開始便帶有不得不寫的自覺，具有明確的再回望、再書寫的意義。這可能和他的身份有關，他從陜西一個叫塔兒坪的村莊一步跨入了國際大都市上海，有感于人在上海，他變成了小說家陳倉。在《父親的晚年生活》中，作品以“兒子”的身份看見了一部分老人的晚景，看見了中國社會大變局下的倫理問題。

反腐風暴下的眾生相

近年來，重拳反腐不僅獲得了國內外的廣泛認同和關注，還觸動了一大批作家，寫出了一大批優秀的反腐小說，展示了反腐風暴下的眾生相。

黨的十八大后反腐風暴席卷神州大地，作家是生活的傳感器，又是生活的記錄者。盡管小說是一種虛構，但是在虛構的同時又脫離不了現實生活。生活始終都是作家寫作的源泉，當代作家對生活和歷史進行再認識和再書寫，固然是在生活的長河中反復淘洗、披沙揀金，但從當下生活中淘洗進而書寫當代，更是當代作家獨特的使命。黨的十八大后的重拳反腐不僅獲得了國內外廣泛認同和關注，還觸動了一大批作家，寫出了一大批優秀的反腐小說，展示了反腐風暴下的眾生相。

楊少衡的作品能讓讀者在官場現象中感受到人物靈魂中的癢和痛、欣悅與困苦。《古時候那頭驢》中，他直切當下的“貪官”問題，描繪了信任危機中人的處境及精神的歸屬。向死而生的主人公想通過實干為自己立起一座碑，然而，他無法排除自己身上的疑點。他既要承受一閃即逝的宿命，還會遭致死后的調查。事與愿違，這是故事的核，這個核擴散出來的是一層層的悲哀。《酒精測試》等作品也因活化了領導干部在反腐風暴中的種種表現和內心，成為廣為流傳的佳作。楊少衡素來以描摹官場生態和人物見長，最近幾年“庾信文章老更成”，愈發見風骨。

李治邦的短篇小說《佛爺》通過竊賊反腐寫出反腐的復雜性。中篇小說《泄密者》中，幾個泄秘事件環環相扣，每個人既是泄秘者，又是受害者，既想利用別人，同時又被人利用。主人公想沖破這張網，打破腐敗鏈條，卻茫然不可得，而最大的秘密由一把手張書記所掌控，主人公沒有答案。作品首次將腐敗與商場和官場的“信息戰”聯系起來，不斷發生的泄密事件各有原因，為了攀附、為了晉升、為了友誼，不一而足。清者自清，單純、善良的人看起來處處被掣肘，但天理公道自在。作品中有一個正能量的邏輯秩序，讓所有人找到了信心。

尤鳳偉的短篇小說《金山寺》寫腐敗現象形成的深層原因之一種：信仰的位移。這是一條短信引發的危機和戰栗，“‘僧人’要出事”的訊息，令宋寶琦如臨深淵。然而，小說中被“雙規”的尚增人也好，最終未被處分的宋寶琦也罷，都求神拜佛。尚增人送過宋寶琦一份“厚禮”，巨款花在金山寺，拜了菩薩。在貌似荒誕的“揭發”背后，隱藏著深刻的世道人心和人生無奈。作家對官場內外、家庭內外的生活已參透而不動聲色，筆墨之間的空間展示了懸問的力量。

在凡一平的中篇小說《非常審問》中，貪官萬一光在反腐風暴的震懾下和自己的妻子演出被“雙規”后的情景，與此同時，貪得無厭的他依舊繼續收受賄賂。沒有觸及靈魂的自我審判，因而對貪污事實的審問就不能打動他——被抓住了，也只能關押貪官的肉身，貪官們甚至會心存僥幸，幻想不被審出來。一旦鋃鐺入獄，卻沒有他臆想中的審問，鐵證如山，不再需要他交代。

李唯的《暗殺劉青山張子善》、石一楓的《地球之眼》、邵麗的《第四十圈》、楊少衡的《酒精測試》《你沒事吧》、唐達天的《官途》、彭瑞高的《一票否決》、西元的《界碑》、周云和的《巡視員》等大量反腐小說不僅獲得了廣大讀者的喜愛，還入選了各種選刊和年度選本。反腐帶來生活的變化，也帶來了文學創作的變化，以往注重展示權謀的官場小說，在反腐風暴面前顯得蒼白而虛假。

人生與命運的滄桑風景

作家通過對人生經驗的解密，或直接或間接地寫出了滄桑感。在歷史的長河中進行了雙重的拓進，探尋歷史沉淀的余韻和謎底，展現了當下復雜的生存狀態。

小說貴在寫人生經驗，人生經驗有來自自身的經歷、體驗和感受，也有來自他人的經歷、體驗和感受，還有通過閱讀和想象的人生經驗。在這些不成條理、相互交叉的人生經驗里，有些被升華為哲學，有些被視為某種處世原則，還有更多的則不能浮現在海平面上，有些漂浮在生活的淺海，有些沉淀在生活的底處。作家通過對人生經驗的解密，或直接或間接地寫出了滄桑感。在歷史的長河中進行了雙重的拓進，探尋歷史沉淀的余韻和謎底，展現了當下復雜的生存狀態。文學除了記錄時間必然的滄桑，還書寫由人生的體驗到命運的不可捉摸，看慣了人間無數，經歷時間的淘洗，經驗的積淀，因而有些作家書寫人生，關注命運，滄桑成了一種類似雅丹地貌的風景。

王蒙作為新時期文學的一面旗幟，是最有滄桑感的作家，八旬高齡不僅耕耘不止，而且還保持了青春時期的噴發熱情和初出茅廬的清新，《明年我將衰老》雜糅了多種現代主義手法，甚至還將當下流行的穿越敘事手段化為小說元素，通過多重視角方位的敘事，闡釋了對生命、情感、歲月以及人生的深切理解和犀利洞察，其中有睿智的審視，也有曠達的情懷，有對逝水年華的追憶與眷戀，亦有笑看滄海桑田、坐看云起云落的從容豁達。小說超越了愛情主題的一己之悲歡得失，有一種天闊云閑的自在氣象，激情飽滿，文氣豐沛。在藝術上，碎片化的故事、跳躍的時空、奔涌的情感激流、第二人稱的敘事視角、內心獨白或者深情對話，都呈現出一種陌生化的審美品質。小說汪洋恣肆，文采飛揚，成為他近年創作的一個新高度。雖然宣告“我將衰老”，其實是“青春萬歲”的另一種表現形態。

方方筆下的涂自強，是“80后”青年形象中少有的具備滄桑感的人物。上個世紀80年代，高加林的個人奮斗和成功與這個世紀涂自強的個人奮斗遭致的接二連三的挫敗形成的巨大反差，正是時代的變異和歷史的滄桑。和方方早期的《風景》一樣，小說氤氳著一股悲涼之霧，她對那些善良而正直的人們投注了更多的悲憫和同情。涂自強一路奮斗，遇見的全是好人，然而并未因為遇見的是好人而發生根本轉變，這就是命運的摧折。

蘇童的短篇小說《她的名字》通過名字的變化，反映了時代的變化。每一個時代，人們的名字似乎都留下時代特點。一個女孩叫福妹，這是個很土氣的名字，因而，她不斷地改名字。可是，最終她還是要叫福妹。改名這件事本身似乎并無意義，然而，在更改名字的時候，也賦予了這個人新的意義。蘇童的小說把人物拉進了一場語言學和社會歷史學的潮動之中，這個人物在小說中是最靜態的，但名字（抑或說人物）的意義卻是在潮涌中呈現的。最具命運感的是，女主人公最終死亡，她墓碑上的名字卻是“福妹”，“福妹”的更名是時代化的，最終的名字是回到本源，這是對命運的一種描述，極其平靜但已歷經滄桑。

畢飛宇的短篇小說《虛擬》以簡約、干凈的筆法，由教育問題入手，直擊傳統與當下社會現實中已存在的諸多龐雜問題。一位老教師，在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白求恩式”無私奉獻的時代教書育人，年輕的時候得罪了自己的兒子，晚年父子不睦，惟求死后遍布天下的桃李們給他送來花圈，而這惟一的“虛榮”，竟需要孫子給他作假以告慰在天之靈。求仁得仁，奉獻的人生，于他自己是圓滿的，但留下的遺憾只能由自己的家人買單。

東西的小說《私了》，表明中國作家在感性的漢語思維中展開了對邏輯性的追索。怎樣才能算得上“私了”？誰和誰“私了”？能不能“私了”？不斷冒出的問號，構成問題的召喚——以邏輯的力量召喚作家去寫、讀者去讀。小說主人公李三層的兒子李堂27歲翻船溺亡，李三層得到一筆賠償款。李三層的妻子采菊心臟病嚴重，如何講述兒子的故事成了李三層的大難題。

李佩甫的中篇小說《寂寞許由》寫出了中國鄉村經濟發展的艱難，也寫出了鄉村官員的復雜性。當我們在反思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種種過失時，李佩甫用小說呈現出他的思考和困惑。

蔣韻的中篇小說《朗霞的西街》寫的是歷史的傳奇，愛情的真誠和歷史的錯落也造成了人物命運的跌宕起伏，真愛在一個不正常的歲月里，是那么的可貴和稀少。小說緩緩道來，寫愛情傳奇，寫歷史煙云給人物性格造成的悲劇。

鐵凝的《火鍋子》直接寫滄桑，小說描寫老人晚年的歡樂和煩惱，簡約、隱秘，和《笨花》的質樸形成呼應。劉鵬艷的中篇小說《紅星糧店》寫糧店的興衰，也是中國社會變遷、成長的一個微縮膠卷，同時也是一代人青春消失的載體。小說的結尾，曾經的青年、如今的老板，將業已消失的紅星糧店的牌子重新掛起來的時候，歷史已經不是簡單的重復，它是記憶，也是新的開始。

陳希我的《父》從一個家庭的父子關系著手，在審問與辯護之間展開。作品中的父親身上攜帶著已經逝去的時代，仿佛他的時代在和我們的時代進行對抗，而同時我們又明白，沒有歷史也就沒有當下，沒有這樣的父親也就沒有這樣的兒子。

曹文軒的《第五只輪子》、徐坤的《地球好身影》、張欣的《狐步殺》、阿來的《三只蟲草》、張煒的《小愛物》、黃蓓佳的《萬家親友團》、范小青的《誰在我鏡子里》、儲福金的“棋語”系列、邱華棟的《利瑪竇的一封長信》、葉廣芩的《太陽宮》、歐陽黔森的《揚起你的笑臉》、王方晨的《大馬士革剃刀》、留待的《三朵》、楊遙的《流年》等都是藝術上周到同時又帶著歷史滄桑和現實意蘊的作品。

青年的成長與成熟

在新世紀初露鋒芒的一些“70后”、“80后”作家漸漸走向自己的成熟期，同時，“90后”的作家也開始登堂入室，蓬勃的生命力已經張開，文學的長河將后浪推前浪，生生不息。

這五年是“70后”作家走向成熟、“80后”作家迅速成長的五年。在新世紀初露鋒芒的一些作家漸漸走向自己的成熟期，魯敏、徐則臣、魏微、喬葉、李浩、張楚、金仁順、王十月等不斷有佳作問世，思想和文筆愈發老辣。

石一楓是近年來值得關注的作家，他的短篇小說《放聲大哭》通過情景設置，為人物找到了一個更好地認識自己、不斷審察自己潛在愿望的機會。想弄清自己思想和潛意識中大量無比沉重的憂患和模糊的要求，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偶然，成就了這篇小說，如同噴泉將往低處流的水突然立了起來，沒有偶然和奇遇，這篇小說就沒有意外和成立的空間。石一楓呈現了人物生命意識中的冰山一角，令人思考那潛伏在水面下的冰山基座，顯示了小說故事之“小”和小說空間之“大”。他的短篇小說《三個男人》通過小賣店女售貨員的視角，打量來去匆匆的都市男人，讓讀者看到一個平凡小人物內心的豐富活動。而在女售貨員自己的故事之外，都市情愛是如此吊詭。小說最后又回到對女售貨員的書寫：過著沉悶生活的女售貨員是不幸的，但幻想表明她保持著靈魂的活力和人性的活力。近些年，石一楓更是寫出了《世間已無陳金芳》《地球之眼》《營救麥克黃》三部聲名顯赫的中篇小說。

付秀瑩的小說氣韻生動、含蓄美妙。《曼啊曼》看起來柔性，實則情勢剛猛，這是付秀瑩作品的一個新變化。該作筆法猶如拈花指，動作輕盈摧枯拉朽。付秀瑩專注于人物之間情感和關系的梳理與把握，養育之恩、姐妹之情、朋友之誼、夫妻關系、男女關系，下筆精妙，幽微之處見功夫。語言作為思維的外殼，在小說內呈現了東方思維的感性，而含蓄為閱讀者的頓悟留有充足的空間。《紅了櫻桃》注重以閑筆烘托人物、述景敘情，以畫面將意緒具象化，取“流光容易把人拋，紅了櫻桃，綠了芭蕉”以描述都市“剩女”，得古詩詞流風遺韻。作品情節淡如水墨山水，情濃似經年老酒，人物不失時尚現代。敘事與傳達人物，如繆爾所言“一切就是人物，同時一切也就是情節”，其間浸潤詩化的描摹，縱橫的文氣。

這幾年，弋舟完成了從《等深》到《所有路的盡頭》的跨度。弋舟的小說容納了對生命最敏銳的覺察，他作品中的人物莊嚴、孤獨、猶疑，保存了夢想的活力及現實中精神的閃電。他在文本中建立了一個個有秩序的心靈體，他們的故事則是人物在這世界的深刻劃痕，那蜿蜒跌宕的情節或可稱之為命運的軌跡。他用作品不斷提醒我們：小說深入潛意識，描繪人物行為潛在出發點的必要性；小說是為人們渴求的生活，發出內心的聲息。弋舟試圖在詞語中掙扎，強烈的瞬間情感在他小說的生命體中發出電擊般輕微的沖擊波。弋舟注重小說中生命意識的呈現，注重文本的建構，他的敘事在潛意識、行為、命運間架設橋梁，他的寫作實現內容與形式的深度融合。此外，張惠雯、曹寇、朱慶和、黃詠梅、王秀梅、楊遙、艾瑪、安勇、姬中憲等“70后”作家都有可圈可點的佳作問世。

“80后”作家雙雪濤、周李立、孫頻、文珍、于一爽、甫躍輝、朱個、蔡東、陳再見、王威廉、陳崇正、馬小淘、張怡微、七色堇、鄭小驢、陳幻、小昌等以方陣形式登上文壇，引起文壇的關注。周李立以一種近乎井噴的方式接連發表了《八道門》《透視》《另存》等中短篇，尤其是藝術區系列更為引人注目。周李立的敘事有著一種奇妙的冷靜和肅潔，就敘事的輪廓和敏感度而言，她更像前輩陳染、林白，但是和她們的女性主義的激情傾訴不一樣，周李立是克制的而且是非女性主義張揚的話語。她該算一種中性主義的話語，《如何通過四元橋》《更衣》等小說并沒有完全落腳在女性自身的關注憐愛，而是有點自省式的“體檢”。《更衣》寫一個健身的剩女，把更衣柜的鑰匙鎖進更衣柜里，而健身房的管理人員下班了，女主人公出去不得，就“剩”在那里。這是一篇女性自檢的代表作，被關進更衣室的女主人公被男性世界的隔膜所阻礙，但在她的內心卻有著一個自鎖的結構，妨礙了她與世界的溝通。《透視》則是她沖破繭殼獲取更大視野的重要作品，將奧運、汶川地震和畫家透視困擾諸多問題巧妙結合，是有廣度和深度的優秀之作。

孫頻具有剝繭抽絲的能力，她的《假面》由現象迅疾飛向人物和事件本質，并持續深入地打開事件對人物的影響，呈現人的本能、脾性以及在道德中的掙扎。前景黯淡、生存高壓等種種因素，作用于底層青年不堪重負的稚嫩心靈和肩膀，處在應急狀態下的人，做出了非常態的生活選擇，試圖緩解焦慮、困窘。這樣的人在生活中不鮮見，以物質指標衡量生活水平，李正儀和王姝已然過得不錯。但這不能改變他們不光彩的歷史，而他們渴望被接納、渴望洗刷恥辱、渴望新生活，內心保留著正確的價值判斷。他們不愿與歷史會晤，但一個人無法擺脫自己的個人史。《東山宴》表現的是，即便是生活在如此貧瘠、荒涼的地方，即便是人們被生活磨礪得渾身起了繭子——看上去已然僵硬，內心也依舊有異常柔軟的地方，而生活中也依舊不失溫暖。作品充滿救贖的力量，在艱難、殘酷的生活中托舉出愛與溫暖。

文珍作品中當下年輕人的語言和思維，給人留下頗為別致的印象。愛情故事是她駕輕就熟的寫作領域，在《我們究竟誰對不起誰》《拉薩之夜，或反南迦巴瓦》等作品中，她將宗教、同性戀等一并納入了作品中，既有社會現實的描摹，也有一代年輕人生活現狀的呈現。文珍思考的問題在變多，她小說的內涵在增厚，對語言的運用也越來越得心應手。李銜夏的中篇小說《旗煊》，頗具傳奇色彩，敘寫典麗卻不華麗，筆墨靈動而不輕飄，如同朝氣蓬勃、朦朦朧朧的詩篇。作品具有浪漫主義格調，女主人公如同蒲松齡筆下的妖狐，身上氤氳著一股妖氣。

祁媛的《我準備不發瘋》、蔡東的《通天城》、張怡微的《不受歡迎的客人》、草白的《惘然記》、陳再見的《扇背鎮傳奇》、手指的《李麗正在離開》、于一爽的《十年》、馬衛巍的《螢火蟲》、李黎的《悲劇之旅》、徐衎的《栗色沃野》都是是一次次情感的探秘，人物內心藏匿了無數龐雜的愿望、欲望，或模糊或清晰，亦美好亦丑陋，作品通過人物之間、夢與現實之間距離的保持，從側面對美進行發掘，實現不落俗套的詩意表達。

在“70后”、“80后”作家日趨成熟的同時，90后的作家也開始登堂入室，龐羽、文西等新一代的作品雖然不免有些稚嫩，但蓬勃的生命力已經張開，文學的長河將后浪推前浪，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