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作家 羅懷臻

演員 唐國強

作家 劉慶邦

美術家 徐 里

編者按

“文運同國運相牽，文脈同國脈相連。”習近平總書記11月30日在中國文聯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作協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式上發表了重要講話。繼兩年前文藝工作座談會重要講話之后，習總書記再度從全局和戰略高度深刻闡明了時代發展對文藝工作的新要求，深刻回答了事關我國文藝事業長遠發展的重大問題，深刻揭示了社會主義文藝發展規律，創造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文藝觀和社會主義文藝理論，引起文藝界強烈反響。近日，本報邀請幾位與會的文藝家暢談感想，抒懷建言，以饗讀者。

偉大時代需要文化創建

劇作家 羅懷臻

兩年前，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座談會的講話意韻豐富，博大精深。這次在文代會、作代會開幕式的講話又給大家帶來一次驚喜——非常全面，具有當下感，可以說是文藝理論新的收獲。總體來說，我覺得這次講話是革命文藝理論新的發展，同時又融入了以歐洲文藝復興為標志的西方現代文藝理論思想，并繼承了中國古代文論的精華。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將指導中國文藝的創作與發展。其中部分語言會像警句、箴言一樣，在全民中流傳。

學習習近平總書記講話不免聯想起70多年前毛澤東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那次講話也帶有當時的時代特征，那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風起云涌、蓬勃發展的時期，作為一個年輕的革命黨的領袖，捕捉到了時代的先進理念，提出了文藝創作的思想方針，具有時代的先進性，深得中國文藝人的心。70多年后，從這次講話回望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可以感覺到一個政黨從年輕走向成熟，由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革命時期的文藝創作當然會帶著某些思想宣傳和輿論工具的色彩，而習總書記的兩次講話，尤其是文藝界“兩會”的這次講話，更加強調要讓文藝回到文藝，讓創作回到創作。

再有3年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再過5年就是中國共產黨建立100周年，我們可能習慣性地以為黨和政府會部署這些節慶的主題創作，結果沒有。這是不須用語言表述出來的政治自信、文化自信。也說明了革命黨奪取政權、獲得政權最終目的是為什么？是為這個國家的人民去追求藝術、創造藝術、享受藝術，讓他們去追尋心目中的真善美的文學藝術理想。

所以，我們看到這次講話通篇都在談文藝創作的規律，高屋建瓴，意義非凡。在談文藝創作時貫穿全部的核心是創新。兩年前的文藝座談會上，習總書記提出要努力實現中華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這次講話，習總書記對“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特別獨立地作為箴言和警句般提煉出來加以強調。

什么是“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我理解就是文化的轉型，相當于詩經到漢賦，漢賦到唐詩，唐詩到宋詞，宋詞到明清小說。“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藝，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精神。”反觀現在，我們通常是身處宋代，每天高喊振興唐詩，或者身處唐代，每天憂患為什么漢賦在當代衰落？其實，寫宋詞的人從來沒說要背叛唐詩，也沒有人指責他們背叛了唐詩。李清照一樣寫出好詩，但她的代表作在詞。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標志性的文藝，如果我們現在還是用70年前、50年前哪怕30年前的作品來指導今天的創作，怎么可能出現高峰之作？文學藝術的高峰之作一定是轉型之作，是各個局部的創新累積的一次由量變到質變的轉化。所以，“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這10個字很科學，是對當代文藝創作的一種理論貢獻。

這一兩年還有一個特別偏狹的問題：一談文藝創作的發展繁榮，就理解為主題創作，理解為對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的即時性配合。這其實也是一種浮躁和功利欲的表現。及時反映現實的創作永遠是必須的，歌頌革命歷史進程的主旋律必須花大力氣去創作，但是如果僅僅熱衷于趕節慶、搏題材、湊熱鬧，那也是遠遠不夠的。比如上海在新中國成立10周年、新中國成立40周年時也創作了大量節慶作品，但最后留到今天的還是10周年時的小提琴曲協奏曲《梁祝》、越劇《紅樓夢》和40周年的京劇《曹操與楊修》等一批思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良的優秀作品。

今天我們身處偉大時代，偉大時代就要有一種創建，以繼承為背景的創建，文化就是在這樣的一種轉化過程中完成創新的。同時我們的文藝要想讓人民悅目、悅耳、悅心，提升境界、陶冶性情，就離不開對日常生活的表現，對普通情感的表現，對普遍人性的表現，而不是都在做宏大敘事或者用文藝形式簡單地歌頌好人好事。珍惜歷史發展的大好機遇，積極推動中華文化的時代轉型，讓文藝回到文藝，讓創作回到創作，這是習總書記講話中最寶貴的精髓，也需要我們不忘初心，勇于擔當，用充沛昂揚的激情，持續推進文藝創新，創作出無愧于時代、國家、民族的優秀作品。

（鄭 娜采訪整理）

藝術家肩負歷史使命

演員 唐國強

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高屋建瓴，極具親和力和文學素養。他指出：“一個藝術家應該把自己的藝術理想融入到黨和人民的事業中去，做到胸中有大義，心中有人民，肩頭有責任，筆下有乾坤。”“堅定文化自信是事關國運興衰、事關文化安全、事關民族獨立性的大問題，沒有文化自信就不可能寫出有骨氣、有個性、有神采的作品。”“中國不乏史詩般的實踐，關鍵要有創作史詩的雄心。”

作為一個藝術家，一定要有文化自覺、歷史使命感和擔當精神。

這十幾年來，我大都在拍重大革命和歷史題材的影視作品，學到了很多，也感受到很多不足和遺憾。比較突出的問題是：懂歷史的不太會寫戲，基本是在羅列事件，“見事不見人”；會寫戲的又不太懂歷史，或歷史觀有分歧。主管部門要有規劃地抓題材、抓創作隊伍，強化團隊精神；要造就一批人，多年合作，配合默契，朝著一個目標拼搏。重大革命和歷史題材作品的拍攝條件都是很艱苦的，創作環境也很重要，資金拮據，捉襟見肘，很難出精品力作。主要演員和重要群眾演員的素質差距很大，常常是“水落石出”，直接影響作品的質量。播出環境也極為重要。電視臺對此類題材的收購價格應該提高，媒體的宣傳力度也應該加強。我曾拍過的電視連續劇《東方》，當時投資每集120萬元，電視臺只出到80萬元一集收購，雖然有省、市委宣傳部的資金支持，但長此下去，很難再調動大家的積極性。另外，評價體系的公開、公正、透明也不可小視，因為這是風向標、溫度計。評價機制是建立在什么樣的群眾層面上？城鄉結合部的人群能否代表真正意義上的“民意”？所以，題材規劃、創作隊伍的培養、創作環境和播出環境是個系統工程，主要管理部門要有前瞻性，見微知著，因勢利導，還要立規矩，沒有規矩，不成方圓。

還要說說“去庫存”，一提“去庫存”，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房地產業，其實電影、電視劇的“去庫存”任務也很重。每年有多少庫存的電影、多少電視劇不見天日？近10年了，這是多大的體量？我認為，庫存的70%以上都是好東西。可不可以考慮在地、市、縣級電視臺播出？我們應該以什么樣的方式“去庫存”？電視能否進社區、下基層呢？

（苗 春采訪整理）

與礦工同呼吸共命運

作家 劉慶邦

兩年多時間里，習近平總書記對文藝做系列重要講話，說明黨對文藝工作非常重視。這次講話內容更豐富了，聽后有很多感想。

講話強調文化自信，在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四個自信中，文化自信是基礎性的自信，是其他自信的保證。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一個國家如果沒有靈魂就是沒有生命的軀殼。文化是較寬泛的概念，文學這個概念更有集中性，更具高端性、基礎性、母體性。講話中提到的幾位都是寫小說的作家，如魯迅、茅盾、歌德、托爾斯泰、路遙，提到的作品都是文學作品，所以文化自信首先是文學自信。作家首先應該對中國文學建立充分自信。有一段時間作家的文學自信不牢固，一窩蜂地學外國作品，比如很多作家模仿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模仿的是表皮，這是不自信的表現。要發展繁榮文學首先要有自信，讀學經典，表現中華傳統文化。

習總書記提出要扎根人民，服務人民，提出人民不是抽象概念，是一個集合起來的四有綜合體，四有即有血肉、有情感、有愛恨、有夢想。我們的創作需要扎根人民。我們這代作家趕上了好時候，比前代作家寫作時間長，前代作家經歷了戰亂、動亂，寫作時間不長。我從1972年開始寫第一篇小說，至今寫了45年。寫這么長時間有個寫作資源問題，人的精力有限，寫作資源匱乏就要向生活學習，向人民學習。礦工也是人民的一部分，為人民服務也是為礦工服務，我不斷寫煤礦，不斷到礦工中去，至今已寫了3部煤礦題材的長篇小說《斷層》《紅煤》《黑白男女》。我每年都到煤礦去，長時間定點深入生活。2013年我申請到河南大平煤礦定點深入生活，那里發生的礦難死了148人。我每天走訪死難礦工家屬，回來后整理素材，2014年下半年開始創作，用半年時間寫出了長篇小說《黑白男女》。這部小說首印8萬冊，加印4次，被評為2015年中國好書，剛被評為中國作家鄂爾多斯文學大獎。回顧這部小說創作過程，重溫習總書記講話，引起很多共鳴。習總書記說生活中有昂揚也有沉郁，有喜劇也有悲劇，理想和現實生活有很大落差。我的這部小說寫了家庭不幸，礦工悲劇，沒有寫得期期艾艾，而是寫出大愛和悲憫情懷，以悲憫情懷寫不幸的痛苦的人，寫出中華民族堅忍、頑強、生生不息的精神和美德，是心靈的畫卷、人生的壯歌、生命的禮贊。使讀者讀后既能得到心靈慰籍，又能從中汲取不屈的精神力量。雖然寫的是礦難后的生活，但自己看后先是感動了自己，我夫人給這部小說打字時感動得流了眼淚。這部作品傾注了我很多感情，要感動讀者先要感動自己。

煤礦生活是個富礦，我與礦工有血肉聯系，與他們同呼吸共命運，寫起他們貼心貼肺。習總書記說我們這個時代有很多中國故事可講，有一個怎么寫的問題。寫煤礦文學眼光要放寬，要超越煤礦行業，寫人的情感，寫人性的豐富性和復雜性。

今年我寫了十多個短篇小說，今年申報的定點深入生活是回老家河南沈丘縣，為下一部長篇做準備，這是我的第十部長篇。寫作需要意志力，克服浮躁情緒，靜下心來，傾聽自己心靈的呼喚。

（楊 鷗采訪整理）

中國精神是創作內核

美術家 徐 里

如果不反映時代特色，不能在內容、形式上謀求突破，后人能在我們作品中看到什么呢？

何為優秀作品？在我看來，它要體現兩種精神，一是中國精神，一是創新精神。

“中國精神”四個字的內涵廣、闊、厚，弘揚中國精神，就要認真地對待我們自己的傳統文化，就要深入全面地學習、了解和繼承。美術工作者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把中國精神通過美術作品彰顯出來，向世界展示中國文化的軟實力。在創作中倡揚中國精神，并不代表排斥世界文明，而是倡導與世界各國的優秀文化相互交流借鑒。

另一方面，創新應該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鮮明的標識，它體現在現實社會的方方面面。如果我們的作品不反映時代特色，不能在題材、內容、形式上不斷謀求突破，那么50年、100年后，后人能在我們的作品中看到什么呢？

結合數年來的創作歷程，我清晰地感受到中國精神是創作的內核，創新意識是技藝精進的動能。我的繪畫題材雖然跨越了油畫和中國畫兩個截然不同的領域，但是深追到底，都是以中國傳統的審美精神境界支撐這些形式上的表現手法。早年對西藏宗教題材油畫的探索使我的繪畫風格得以沉靜下來，也正是得益于這種沉靜，我開始對中國傳統的文化現象和精神進行深入探索與研究，讀了很多古代文獻和思辨哲學的書籍，也在油畫創作間歇研究書法，探索中國水墨意趣所在。然而，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長時間的浸潤并不是立即就能生發出藝術形式，這種精神意蘊是近幾年才從我的作品中顯現出來的，無論是意象油畫山水的當代語境表達方式，還是書法、水墨作品的文人法度，都是我對中國傳統人文精神的表達，而這種表達是具有時代氣息、蘊含當代審美觀念的。我想，無論是西方的油畫還是中國傳統的水墨，都應該是內心情感的一種外在呈現形式，是自己生活和學術積累的一種體悟。

持續的學術積累和生活閱歷確實讓我對各種繪畫表達方式產生創作欲望，讓我的視野更加開放和多元。現在，我正在進行意象油畫山水的探索，但無論何種表現形式，都會以中國文化的精髓為本源，表現中國氣象和民族精神，凸顯一種具有中國人文精神個性的油畫表現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