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境》是劉繼明耗時多年推出的長篇新作，小說以一種極具帶入感的敘述，讓我不期然地走進了劉繼明創造的世界。小說全方面、立體化、“共時性”地描述了近40年的改革開放給中國社會帶來的滄桑巨變，涉及許多歷史事件和社會思潮。這種描述，不是當下許多作品中常見的碎片化和娛樂化的方式，而是對歷史和現實進行理性的反思，體現出一種思想的氣質。《人境》是一部有“聲音”的小說，眾聲喧嘩，有如交響音樂作品中的“總譜”，同時又呈示出一種“復調”結構：既有來自外部世界多重聲音的相互交響、相互糾纏、相互滲透和相互博弈；也有來自作家（作品敘述人）內心兩種聲音的斗爭和掙扎。小說的上部寫的是人與土地共處的“大世界”，下部寫的是文人圈子的“小世界”，彼此構成了一種對應和對話關系。《人境》使我仿佛看到一位風塵仆仆的思想者在登上理性的山巔之后，又向著感性的沃野做深情的回歸——那是一種精神上的凱旋！正因為如此，劉繼明才有了對于中國經驗和中國故事的獨特表達。他對大自然和諧共生的秩序有著天然的向往和敬畏，有對江漢平原上的那個叫神皇洲的小村深刻的眷戀。這片土地上生活和奮斗著的人們，以及大自然中的生靈與草木，都經過了作家情感的過濾，如同地毯上凸起的花紋，有一種毛絨絨的質感，譬如那叫大林和小林的兩只可愛的小刺猬，就在我的腦海里揮之不去。

一部長篇小說的藝術功能，不僅僅是講一個曲折動人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塑造讓人過目不忘的人物。在我看來，塑造人物比講故事要難得多。在以往寫農村的長篇小說中，我們一提起《創業史》就會想到梁生寶，一提起《艷陽天》就會想起蕭長春。這些以小說塑造的“社會主義新人形象”，在當時的中國幾乎家喻戶曉。《人境》的主人公馬垃，對上述人物形象既有繼承更有發展。梁生寶和蕭長春是在新舊兩種社會制度的對比中體會到階級地位的歷史性變遷，又在經濟制度的變更中辨清了歷史發展的方向。所以作為集體經濟的帶頭人，在他們身上極大地煥發出主人翁的奉獻精神和責任擔當。而馬拉是在社會變革的大潮中，經歷過從亢奮到失落，從受挫到思考的命運的沉浮榮辱。相比較而言，無論梁生寶還是蕭長春，都未曾經歷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物命運的沉浮和人性的嬗變，所以馬垃這個人物比梁生寶和蕭長春顯得更加豐富和立體，也更具悲劇色彩。在馬垃上小學的時候，他心目中的榜樣就是哥哥馬坷和女知青慕容秋。哥哥的英雄主義氣質影響著馬垃，慕容秋的書籍培養了他的閱讀習慣。馬垃在替哥哥與慕容秋傳遞書籍和信件的過程中，完成了愛情啟蒙。當馬坷為搶救生產隊的種糧而英勇犧牲成為烈士之后，哥哥一直是他奮斗前行的動力，可以說，哥哥對馬垃的成長和人格塑造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誠如馬克思所言，哲學家對世界有各式各樣的解釋，但問題在于如何改造這個世界。在當今中國，知識精英們在許多時候參與了各項改革的藍圖設計。馬垃以邊緣人身份感受著這個急劇變化的世界，這使他比精英們多了一份來自草根大眾的“感同身受”。回鄉創業是馬垃理性思考的結果，他將全部熱情投入到鄉土中國的再造，而神皇洲就是他的“實驗基地”。在馬垃身上，既有歐洲理想主義者的道德情懷，也一脈相承著中國傳統人文知識分子兼濟天下的俠義精神。馬拉在神皇洲創建“同心合作社”的實踐啟示我們：在中國，土地問題是歷史的、現實的，也是未來的，無論革命、建設，還是改革，都是圍繞土地問題展開的，未來的中國也離不開土地問題。專業合作社作為中國農村方興未艾的一種新型經濟組織，正在重新把中國農民組織起來，這必將成為一種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馬垃的悲劇和他的啟蒙老師逯永嘉很相像，他們都是先行者——逯永嘉是改革開放的先行者，馬垃是再造農村的先行者。先行者往往因為力量孱弱而遭受失敗，然而，他們卻對后之來者具有巨大的引領作用。馬垃這個形象的價值就在于他是個思想的先知先覺者，也是個腳踏大地的實踐者。

《人境》中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慕容秋。如果說馬垃的啟蒙老師是自由主義者逯永嘉，那么對慕容秋世界觀影響最大的是共產主義的信奉者馬坷。馬坷是生產大隊的團支部書記，慕容秋是省城里下鄉插隊的知青。慕容秋喜歡馬坷積極上進的實干精神，同時也認同馬坷以天下為已任的理想信念。慕容秋身上知識青年特有的精神氣質，也深深吸引著馬坷，他從慕容秋給他推薦的優秀文學作品中汲取了很多精神營養，兩個人從志同道合走向了情投意合。不幸的是，一場大火終結了兩個人的初戀——馬坷在搶救集體財產的過程中犧牲了。生活中的這個偶然事件，改變了慕容秋的命運。全國恢復高考之后，慕容秋考上了省城一流大學，并留校當了老師，其間她經歷過一次失敗的婚姻。隨著慕容秋生活面的展開，《人境》下半部也漸次展開，以慕容秋的遭際牽出了人文知識分子的“小世界”。在這個知識分子的小圈子里，充滿了各種名利的爭奪，充滿了各種小氣的行為，甚至齷齪的舉止。作為一心想做學問而遠離校園政治的慕容秋，很難獨善其身，有時不免隨波逐流，然而在接觸到馬垃以后，慕容秋對自己的生活做了深刻的反省。她決心改變自己的生活現狀和研究方法，重新回到神皇洲，和馬垃一起探索農村合作經濟的新課題、新道路。

在《人境》里，逯永嘉和馬坷并非貫穿性的人物，他們都過早地離開了人世。但是這兩個人物深刻地影響著馬垃和慕容秋。不同的是，先知先覺、多才多藝的逯永嘉死于利已，單純執著、信仰堅定的馬坷死于利他。而深受逯永嘉影響的馬垃和深受馬坷影響的慕容秋，卻在新的思想起點上殊途同歸——他們都要告別舊我，走向新我。

總之，正因為劉繼明把主客觀世界融為一體的敘述，才使《人境》達到了歷史與美學的高度統一。小說以一個開放式的結尾結束，書中的許多人物的命運走向都處在變化之中，和中國社會正在經歷的變革一樣，充滿了危機也孕育著希望。正如劉繼明在《后記》里寫的那樣：“三十多年過去了，中國當代文學創作在經歷眾多令人眼花繚亂的新名詞新潮流的沖刷之后，似乎又回到了最初的起點，任何花哨迷亂的外衣都無法遮住文學內部的蒼白和危機。當下中國社會及其文學，似乎又面臨著新一輪的出發和新一輪的釋放。”但愿《人境》成為一只報春鳥，使更多像劉繼明這樣有擔當、有理想的作家，從中國的大地和現實重新出發，去迎接新一輪文學和思想的“日出”。

（作者為《小說選刊》原副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