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兒童文學理論研究者的出身進入少兒出版領域，在童書出版的文化行為中實踐自己的理論觀念，出版視界的逐步開闊不斷反哺其理論的路徑與方法，這就是孫建江的獨特“身份”。

孫建江對新時期以來我國兒童文學事業的整體推進是意義特殊而重要的。他屬于新時期成長起來的兒童文學理論批評工作者中個性鮮明、成就獨特的“這一個”。這不僅僅是因為他兒童文學研究氣度、理念與成績的“唯一性”，同時還有其“文化身份”的個別性，他是國內將兒童文學“理論、創作、出版”三種身份集于一身，且在每個領域都作出不菲成績的少數者之一。最主要的是，這三種精神創造實踐經驗的體悟與融通，為他的各項兒童文學事業都注入了別開生面的創造力與獨具慧眼的辨識力，鑄就了他開放包容的童年文化價值視野，使其在中國兒童文學的藝術版圖中留下了獨屬于自己的深刻文化印痕。

整體考察孫建江兒童文學理論批評成可以發現，孫建江是一個徹底透明的“兒童本位”理念的堅守者，他將本位意識貫徹實踐在其兒童文學活動的任一環節中。基于這樣一個本質的“站位”，奠定了其兒童文學理論批評價值向度的“內傾性”，即他觀照闡釋問題的理路總是突破外圍，努力“往里走”，進入對象“內部”去探究觸摸其肌理結構與實在的內容，這使得他的理論發現與闡述具有了極強的原發性與創新性，由此也開拓出了屬于自身的兒童文學藝術活動空間，這也是他各項兒童文學事業所以獲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孫建江較早的寫于1983年的一篇論文《嚴文井童話的運動美》，選題即已體現出強烈的兒童本位意識，以此他確立了自身兒童文學理論研究“科學”的邏輯起點，并開辟了一個嶄新的問題領域。此后，圍繞著對“運動”立體概念的闡述思考，孫建江的基礎理論建構逐步深入開來。1985年他研究羅·達爾的童話《奇異的巧克力工廠》，對文本“現實的世界與幻想的世界”這“兩個世界”的敏銳感知，使他捕捉到兒童文學中一個更富理論召喚力的研究課題——“空間”。以西方美學、哲學、文藝理論、思維科學，中國古代文論，西方兒童心理學，中國現代以來的兒童文學理論為資源，他完成了填補學術空白的著作《童話藝術空間論》。該書突破學界認識童話的固定思維模式，引入了嶄新的理論視點、豐富的學理資源、新穎的文本個案，自立框架，自設命題，多角度多層次探討了童話藝術空間的來歷、構成、與兒童讀者心理機制的呼應、功能網絡等議題。

除了對童話這一文體展開具體研究，孫建江還對“寓言”這一文體“情有獨鐘”。他是個寓言作家，他的寓言集《美食家狩獵》榮獲過中國作協第五屆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上個世紀80年代初，除了創作寓言，孫建江還寫過很多關于寓言的理論文字，如“寓言的概括性”“寓言的教訓性”“寓言的幻想”“寓言的比喻”“寓言的故事性”“寓言與童話的區別”等。

新時期以來兒童文學界最早提出、關注、系統研究兒童文學“游戲精神”的人首推班馬，作為“志同道合”者，孫建江也是積極推動此一理念的重要人物。1991年他以“游戲精神”為題的文章，雖然不長，但已經很精準地把握了“游戲精神”之于兒童文學的核心價值。新時期是當代兒童文學基礎理論在各個面向被逐步填補空白的重要時期。八九十年代是這一代理論批評工作者理論感覺與理論狀態最為敏感、活躍的特殊時期，他們在其時生成的理論對話場域與提出的理論建設思路一定程度上說至今都再沒有被超越。1990年，方衛平、班馬、孫建江三人關于兒童文學學科建設與理論發展有過一次對話，三人的言論涉及到相當豐富的基礎問題框架，都發表了很精辟的見解。在這次對話中，有幾個孫建江提出的觀點頗值得注意，尤其放在其個人學術發展史的過程中去看。

一是他指出，“研究者們往往重具體評論，而輕基礎理論的建設”；二是他指出，“與成人文學研究相比，兒童文學研究最根本的不同點，或者說兒童文學研究的理論個性就在于：它的一切發生都是由特定的讀者而決定的”；三是他指出，“中國兒童文學研究目前已經或正在走出它的低谷期，這是我國幾代學人共同努力的結果。在這樣的時候，我覺得我們尤其需要有一種整體意識，需要有一種全局觀念。這不僅僅是指具體的操作，更是指一種方法論”。

1997年8月，孫建江應邀出席在韓國漢城召開的“世界兒童文學大會”，在會上他發表了題為“藝術的兒童文學與大眾的兒童文學”的大會主題演講，其時中國的兒童文學還未進入到如當下的充分市場化形態，也即“藝術與大眾”的文學與閱讀現象還并未發生清晰的分野，文化實踐本身并未提供出相當的經驗去概括形成理論命題，在這樣的背景下，孫建江能透徹解讀這兩個概念，并對其接受效應與價值取向作出辯證分析，實屬難得。

1995年，孫建江出版了《二十世紀中國兒童文學導論》。作為學界第一部以“二十世紀”為題的兒童文學研究專著，孫建江對此選題的把握體現出了相當的學術思想與體系建構能力。著作研究歷史但不是對史的描述，立意在“導論”。“導”意為引導、牽領，但亦有疏通、通達，或開導、啟發之意，所有這些意旨都要求“導者”自己能“超高、拔出”，立于史實之上，以“論”顯出自身對研究對象的深度認知與思想穿透。

深入推動對臺灣兒童文學的具體研究，促進兩岸兒童文學的實質性文化交流，將兩岸兒童文學納入整體的“中國兒童文學”視野內去觀照思考，是孫建江持續時間最久、研究最系統、最有建樹的一項工作。掃描其90年代初以來的很多研究論文，都是關于臺灣兒童文學作家作品的個案解析，這項工作在同時代絕對處于遙遙領先者。且這些論文的發表地有的是在大陸，有的是在中國臺灣，這樣的話語空間，創造出了非常積極的“互動”接觸效果。

重讀安徒生童話一直是孫建江的一個工作計劃，這一想法和臺灣兒童文學作家、出版人桂文亞的一個選題計劃正好重合，應桂文亞邀請，他承擔了“重讀經典文叢”中有關安徒生童話的這一本。著作完成后，大陸由湖北少年兒童出版社于2004年1月出版，臺灣民生報社2005年1月出版。著作的出版適逢2005年的安徒生誕辰200周年全球慶典活動，很幸運的是，由臺灣方面報備，孫建江的著作獲得了安徒生誕辰200周年全球慶典活動組委會（HCA2005）的LOGO標識授權，并成為了安徒生誕辰200周年全球慶典活動中唯一的一部被授權允許使用LOGO標識的華文安徒生研究論著。

新時期以來，作為一名兒童文學理論工作者，孫建江一直努力在自己感興趣的方向上開墾著一個又一個的理論空白點；作為一名在浙江少兒社工作的編輯，他潛心琢磨研究的則是一個又一個“原創選題”的開發。以兒童文學理論研究者的出身進入少兒出版領域，在童書出版的文化行為中實踐自己的理論觀念，出版視界的逐步開闊不斷反哺其理論的路徑與方法，建構更為開放包容的童年文化價值觀，這是孫建江在30多年的研究與從業經歷中形成的獨特“身份”。

對“出版與兒童文學”的關系研究，是孫建江在跨學科視域下為中國兒童文學研究開辟出的另一個重要的方向領域，且因為其個人在此關系兩方面的“親歷性”，使其研究突破了純學理性，帶有一線在場的理論與實踐的互動性。他以理論制造了實踐，反之以新實踐的現象再去開拓總結新的理論，又再次生成了新理論空間。這是其“研究與出版”兩棲身份為中國兒童文學帶來的一道亮麗的文化景觀。(李利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