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學者、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為切爾西出版社編輯文學批評文集，從1985年開始，已經出版了無數單行本。在這部叢書出版20周年之際，布魯姆將自己發表過的導言重新整理，分6冊出版，其中一冊名為《史詩》。不過，翻看目錄，會發現其所評論的作品，始于舊約《圣經》，終于哈特·克萊恩的詩歌，中間不僅包括了傳統意義上被歸為“史詩”的荷馬、維吉爾和彌爾頓，還包括了日本的《源氏物語》、華茲華斯的《序曲》以及惠特曼《我自己的歌》。翻過目錄，讀者心中不免浮起一個疑問：布魯姆所說的史詩，到底指什么？

毫無疑問，布魯姆的定義與古希臘口傳英雄敘事詩（以《荷馬史詩》為代表）不同，也不限于其后在此傳統之下文人和學者的個人創作（以維吉爾和彌爾頓的史詩為代表）；布魯姆在《史詩》中討論的作品，甚至可能根本沒有詩的形式。或者說，該文集選擇評論的對象，標準不在于通行的文學體裁，而在于作品內在的精神氣質。布魯姆說，貫穿但丁、《失樂園》中的彌爾頓、亞哈和惠特曼的英雄精神，可以歸結為“不懈”，“或可稱之為不懈的視野，在這樣的視野里，所見的一切都因為一種精神氣質而變得更加強烈”。

如何理解這種不懈呢？這種不懈所要面對的，是時間的永恒流逝。布魯姆整部文集中都關注了時間與不朽的問題，他在這個系列的前言中就談到：“時間腐蝕我們，摧毀我們，而時間更殘酷地抹滅庸劣的小說、詩歌、戲劇、故事，不論這些作品道德上如何高潔”。在作品的世界里，主人公要面對無可避免的死亡，面對時間的摧殘，他們的反應和行動決定了一部作品的精神氣質；在批評家的世界里，時間會帶來遺忘，會顛覆當下人們所尊崇的道德等諸多標準，故此批評家對作品的判斷和揀選，不應以一時的風氣為準，而應當考慮更能經歷時間考驗的標準。

厘清了時間對于作品和批評家的意義，也許就能更好地理解該書的主題和作者評價作品的標準。布魯姆認為，史詩的主人公是“反自然的”，他們的追求是“對抗性”的。所謂“自然”，最大的力量之一，莫過于時間的恒常消逝；而與時間流逝的對抗，對永恒的不懈渴求，就成了偉大史詩的標準。于是，匯集在這部文集中的作品，雖然內容和體裁各異，涉及不同的宗教和信仰，文化背景也很多樣，卻都有一以貫之的內在氣質。這種氣質統一了這部名為“史詩”的作品。而對于批評家來說，面對時光大浪淘沙般的揀選，更應該將評判的標準放在作品本身。布魯姆強調，他認可的批評標準只有“審美光芒、認知力量、智慧”三條，無關道德批評，也無所謂“相關性”；“在遲暮之年，我將文學批評的功能多半看作鑒賞”。故此，他惋惜勞倫斯因女性主義者的指控而“被徹底驅逐出英語國家的高等教育”，學生因此與一位偉大而獨特的作家失之交臂。他反對把宗教或世俗之間的區別看作詩歌的區別，因為這有違純粹的審美標準：“判斷一部本真的詩歌比另一部更宗教或更世俗，在我看來，這種看法是社會或政治的問題，而不是審美的判斷”。布魯姆對上世紀60年代之后美國的文學系逐漸被各種“主義”所影響甚至主導的現狀非常不滿，在不同作品和場合中表達過自己的態度，反對套用各種“主義”來解讀文學作品。他在《西方正典》一書中寫道，西方最偉大的作者們顛覆所有的價值觀，不管是我們的，還是他們自己的；我們不應該希望通過閱讀西方經典作品來形成有關我們社會、政治和道德的價值觀；“在我看來，服務于某種意識形態而進行的閱讀，根本算不上閱讀”。在他看來，這種態度只會毀掉好的作品。這種態度，曾得到很多認同，也招來很多批評和不滿。

除了批評的標準和原則，布魯姆撰寫文學批評的方法也值得注意。布魯姆的文章并不是寫給專業研究者的，故此并沒有采用學術論文的體例和寫作方式；這些文章文風平實，語言流暢，風格介于雜文和隨感之間，有時甚至有些天馬行空，想到什么地方就漫開一筆，說些相關又無關的話——至于相關和無關的標準，則要靠每個讀者來體會。僅舉一例：布魯姆談及但丁及其傳記時，想起自己鐘愛的莎士比亞，于是便提起自己反復推薦給學生的莎士比亞傳記。文集中并沒有討論莎士比亞的文章，可以說布魯姆在跑題；但對愛書之人來說，讀一本好書而又發掘出更多好書，樂莫大焉。有些漫筆似乎漫不經心，卻也透露出作者的態度，比如提到學問淹博的彌爾頓，如今已不易被人理解，布魯姆順便抱怨了這個時代教育的貧乏：“我在耶魯大學已有半個世紀，至今不曾聽見某位同事評價某人十分‘有學問’。飽學之士已不時興。”這樣的議論并不刻意標榜客觀，又常常出現在不經意處，令文章格外好看。布魯姆對作品及其相關評論的批評，則往往極為敏銳通透，常有直指人心的力量。例如，布魯姆敏銳地指出，西蒙娜·韋伊將《伊利亞特》讀作“力量之詩”是一種誤讀，因為“她的靈自然是希伯來人的，而根本不是希臘人的，從而與《伊利亞特》文本格格不入”。在談到維吉爾史詩時，布魯姆說：“我們閱讀《埃涅阿斯紀》之時，心下便會蓄疑，該相信這支歌本身，還是相信那歌唱之人。那歌唱之人雖與奧古斯都都有瓜葛，卻依然在歌外蘊含了一種渾厚、絕望的意味，迥異于這部史詩昭然若揭的官方意圖。”當然，讀者可能也會在某些地方與布魯姆有不同意見。比如，布魯姆對于荷馬史詩的若干評價似有失公允。布魯姆認為《伊利亞特》的主人公阿喀琉斯稚氣如孩童，認為“荷馬式理想是角逐首席”；而且抱持這種理想的民族只關注一時勝利，并沒有“在時間王國里角逐”。阿喀琉斯近乎孩童的率性、直接和執拗，正因為他是惟一確知自己死亡的英雄，死亡的確定和臨近，令他比旁人更有緊迫感，從而更加直接和執著地追求他最想要的東西。角逐首席并不是荷馬史詩的真正意義，也不是荷馬英雄的最高追求；角逐首席更遠的目標正是與時間對抗，因勝利而贏得不朽的聲名，從而沖破個人生命和有限人生的局限。

雖是面向大眾的評論，但要真正領會每篇文章、每句議論的妙處，并非容易的事情。如前所述，文集中所涉及的作品，跨度相當大，而以布魯姆學問之淹博、視野之開闊，評論時往往縱橫捭闔，對相關傳統、類似的作品和人物、出色的學術批評作品，信手拈來，駕輕就熟。讀者如果沒有相當的閱讀量“打底”，恐怕難以充分領會布魯姆的論述。然而，讀者們也不必因此氣餒。該書（以及布魯姆的其他文學評論集）既適合已有較大閱讀量的讀者通讀，也適合讀者在對某部作品發生興趣時單篇閱讀；更不妨將此書看作一個閱讀線索，按圖索驥，一本本去追尋布魯姆推崇的好作品。很多時候，布魯姆大段地引用原文，并沒有過多論述，似乎是讓讀者自己來看看這些作品有多么美好，多么值得閱讀和再閱讀：讀過的人可以重溫這些難忘的時刻，而沒有讀過的，可能被就此打動，與一本好書相識。

翻譯《史詩》并不容易。整體說來，中譯本語言流暢典雅，可讀性強。除一些難免的錯譯之外，還有一處不足，即遣詞造句中用了較多生僻的詞句，可能會給讀者帶來新的隔閡。布魯姆的原文固然學養深厚，但并不晦澀，遣詞造句之間，并沒有給讀者別設障礙。此處僅舉幾例。比如，作者說20多歲的彌爾頓在《沉思頌》中想象老年“sublimely picturing himself as a new Orpheus”，譯作“颙颙卬卬地，自詡是新俄耳甫斯”，在文風和語意上都與原文有所偏離。原文第32頁提到維吉爾成為某種proto-Christian poet，proto當為“原型”、“源頭”之意，譯作“典型基督教詩人”不妥。原文中提到的Jove和Jupiter實為同一個神的不同名字，譯者分別寫作“宙夫”和“朱庇特”而沒有做任何說明，恐怕也會給讀者帶來困惑。一個較大的錯誤出現在原文第5頁，布魯姆形容J作者的雅威（對天主的古老尊稱）除了有崇高、玄秘、爭強好勝、好奇、易怒等特點外，也很heimlich。譯者譯作“隱秘”，但根據上文和接下來一段關于“人格化”和“神格化”的討論，這里應該是要形容雅威也有日常化的舉止：“明智地避免在近東溽熱之時外出，喜歡在傍晚的涼氣里散步……”等等。德文heimlich詞條下，有一個意思等于heimelig，根據文意，宜譯作“家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