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從鄉土文學到兒童文學,劉玉棟: 思想和精神高度決定作品品質

劉玉棟,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山東省首批齊魯文化英才。上世紀90年代開始發表小說,已在《人民文學》《十月》《天涯》等文學期刊發表小說近三百萬多字；出版長篇小說《年日如草》,小說集《我們分到了土地》《公雞的寓言》《火色馬》,以及兒童文學《泥孩子》《我的名字叫丫頭》《白霧》等多部作品。作品曾多次獲獎,部分作品被翻譯成英、日、韓等語言。

近日,山東省“70后”作家劉玉棟出版了他的第三部兒童小說《白霧》,與此前的《泥孩子》《我的名字叫丫頭》一樣,他用兒童的視角,書寫我們熟悉又懷念的鄉愁和親情,傳遞溫情,富有詩意。

20多年的寫作經歷,從中短篇《我們分到了土地》《給馬蘭姑姑押車》,再到長篇小說《年日如草》,劉玉棟的寫作總能獲得極大關注,一些作品被認為是“70后”作家的突破性寫作。近日,劉玉棟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暢談心路歷程。

在創作上，心慢慢安靜下來

上世紀80年代,高中畢業的劉玉棟跟隨從事地質工作的父親從慶云老家來到濟南。住在地質隊基地期間,劉玉棟結識了幾位文學愛好者,并受到文學的感染,開始進行詩歌、散文創作。1992年,他在《影視文學》發表了第一個劇本；1993年在《山東文學》發表了第一部小說。從此,劉玉棟開始了中短篇小說創作之路。1999年,《人民文學》發表了劉玉棟的鄉土題材小說《我們分到了土地》,轟動文壇,這是劉玉棟創作之路的第一個高峰。此后劉玉棟通過《公雞的寓言》《給馬蘭姑姑押車》《跟你說說話》等作品,確立起了獨特的鄉土文學風格和敘事特色。這其中,他以獨特且神奇的兒童視角來觀察和審視世界的方式,受到好評。

2010年,劉玉棟的長篇小說《年日如草》出版,這部小說以出生在鄉村的曹大屯與城市的融合為題材,介紹了曹大屯高考失利后,隨著父親落實政策,全家都變成了濟南的居民,但這并沒有促成他們成為真正的城里人。這部小說中的人物個人奮斗史,是中國城市化進程中一個具體細微的縮影。“小說準確沖擊了當代中國社會精神問題的核心所在”,被認為是劉玉棟創作的新突破,這部小說也呈現出“70后”作家成熟的寫作功底。

劉玉棟每年都有中短篇精品發表在全國大刊物上,近年來除了三部兒童文學作品外,他的中短篇小說《回鄉記》《南山一夜》《鍋巴》《風中蘆葦》等同樣獲贊無數。劉玉棟說,近幾年,他的心慢慢安靜下來,認認真真地寫了一些中短篇小說,而《小說選刊》連續三年的轉載,也給了他很大的信心。談及下一部嚴肅題材的長篇小說,劉玉棟稱,從《年日如草》出版后的那天起,他就開始為下一部長篇小說做準備,并且有兩三部小說題材在腦海里縈繞著。

為孩子寫作，有興趣也是內心需要

近幾年,劉玉棟將創作的方向暫時轉向了兒童文學,《泥孩子》《我的名字叫丫頭》等作品為其贏得了中華優秀出版物獎圖書獎、青銅葵花兒童小說獎、冰心兒童圖書獎,在兒童文學創作領域展現了他的功力和才華。

因為他早期在文壇上引發關注的幾部中短篇,都是以童年視角展開寫作,雖然小說主題宏大、思想深厚,但又童心飽滿,充滿詩意。有了這個前提,劉玉棟轉向兒童文學創作一點兒不令人驚訝。正如著名作家、茅盾文學獎獲得者張煒所言,“劉玉棟的兒童小說和他的當代書寫一脈相承。”

談及兒童文學創作,劉玉棟說,在他眼里,成人文學和兒童文學并沒有特別嚴格的界限,“我的一部分中短篇小說就是以兒童視角創作的,我對寫兒童小說一直念念不忘,覺得這是特別有意義的事情。對我來說,兒童文學創作談不上得心應手,只能說更自然而然一些。親切感肯定是有的,因為有興趣,想寫,還是個人內心的需要。”

劉玉棟告訴記者,他寫兒童文學跟女兒也有點關系。“2013年春天,女兒中考前夕生了一場病,我在極度緊張過后,有了寫兒童小說的沖動。2014年春天,小說《泥孩子》完成后,我不知道如何處理它,正好看到首屆青銅葵花小說獎征稿的消息,不知道這算不算機緣巧合,我一按鼠標就發了過去。后來,我幾乎把它忘掉了,沒想到在2015年春天,我突然接到電話,說《泥孩子》獲獎了。”

一口氣寫了三部兒童小說后,劉玉棟說,其實兒童文學創作難度確實很大。“難度不僅僅在對語言的要求和表達上,不僅僅在你的心夠不夠柔軟上,更在于創作兒童文學是一件嚴肅的事情,因為你的讀者和受眾是少年兒童。”

劉玉棟認為,好的兒童文學應該像懷特的《吹小號的天鵝》《夏洛的網》那樣,不僅有愛心和童心,還有對兒童心靈潛移默化的滋潤、對想象力的挖掘和對生命意識的啟發。這正是兒童文學創作者應該努力的方向。“對我來說社會宏大題材要寫,兒童文學也要寫,這之間并沒有矛盾和沖突。”

“70后”作家并不差，他們還需時間和耐心

作為嚴肅題材作家,是否關注流行閱讀風向?還是遵從自己的節奏和步伐,刻意與流行閱讀保持距離?對這個問題,劉玉棟認為,閱讀也是有時尚的。“閱讀時尚能呈現一個時代的趣味。比如當下非常流行的《百年孤獨》《追風箏的人》當然是優秀的,只是我不知道人們讀的是一種時尚呢,還是一種審美。但不管怎么說,《百年孤獨》能經常登上暢銷榜,已經相當好了,這說明了社會閱讀層次和趣味提高。”

劉玉棟說,如今的書太多了,對讀者而言真不知道是好事還是壞事,因為一個人的精力有限,“所以我覺得,讀書要慎重,要尊重自己的興趣和感受。我個人的閱讀趣味可能比較小眾,特別是近幾年,精力和體力都在下降,我盡量做到精且雜。精,不言而喻；雜,就是讓興趣更廣泛一些。”

談及“70后”作家群體被稱為“夾縫中的一代”、缺少標志性的厚重作品等問題,劉玉棟說,在全國有一定社會影響的“70后”作家鳳毛麟角,能被大眾有所關注就算不錯了。“這不是低調或者高調就能解決的問題,即便你再高調,也不見得能在社會上產生多大的影響。當然,也不是因為作品質量問題。我想說,這一茬作家做得并不差,只是還需要耐心、需要努力、需要時間。”

所有的問題最終還是要回歸到作家以及他們與時代的關系上。劉玉棟的都市題材寫作,直面城市化進程中城市、人心與價值觀的轉變,關注當下人的命運如何展開。在社會多元化的時代,作家該以什么樣的態度自處其中呢?談及這個問題,劉玉棟說,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當下或者現實,對文學的意義和寫作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因為小說是圍繞著人的情感和命運展開的,社會也好、人心也好、時代也好,都會在一部優秀的作品中得以呈現。”

劉玉棟認為,一個作家應該自覺地融入到現實生活中,感受時代的脈搏,關注人心的變化和人性的復雜,不僅要完成一個美妙的故事,還要提供一塊讓讀者思考的空間。最終,思想和精神決定一部作品的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