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然和孩子們。馮牧筆下巴坡小學旁古老的藤索橋，如今已是安全牢固的鋼索吊橋。

“小小夢之隊”在校園里認真練球。

記者：《獨龍花開》是一部紀實性文學作品，您創作這部作品的初衷是什么？

吳然：說到寫這部作品的初衷，不由得讓我想起30多年前的1981年。當時,我買到馮牧前輩的一本散文小集《滇云攬勝記》，讀到他在1974年8月，由作家、詩人張昆華和怒江軍分區戰士陪同，跟隨馬幫，在開通不久的人馬驛路上“拄杖而行，夜宿窩棚”， 整整走了三天，翻過高黎貢山，來到了獨龍江。馮牧在當時的鄉政府所在地巴坡，看望了興建于1956年的獨龍江有史以來的第一所學校——巴坡小學，他說他“愛上了獨龍江畔的第一個小學，以及小學旁的那座古老的藤索橋，當小學生們走過橋面時，他們搖晃得好像打秋千一樣……”這些樸素的文字，讓我感動。我知道，正是這所小學結束了獨龍族刻木結繩記事、目不識丁的歷史，讓獨龍江聽到了孩子們讀書的聲音。當時就想我什么時候也能去拜訪這所小學呢？1985年4月底，我到貢山獨龍族怒族自治縣采訪，很想借這個機會去獨龍江一趟。朋友指著高黎貢山白茫茫的積雪說，通往獨龍江只有惟一的一條人馬驛路，現在被幾米厚的大雪封凍著呢！朋友告訴我，在大雪封山將近大半年的日子里，獨龍江的人出不來，外邊的人也進不去。我只好帶著遺憾離開貢山。

多年來，我到過云南邊疆許多地方，走進過許多民族小學，認識了不少各民族小朋友和老師，也寫過一些有關民族小學的散文，其中《我們的民族小學》作為課文，選在人教版三年級上冊第一課。每當我走進村寨里的小學，同學們都爭著問我：《我們的民族小學》這篇課文是不是寫他們學校的？這時候，我就更想去還沒有去過的獨龍江，更想去見見獨龍族小朋友。這簡直成了我的一個心結。直到2006年，我已經退休了，才和一群朋友到了獨龍江。第二天，老縣長高德榮就帶我們去看巴坡小學。這個小學已經很破舊，門窗都損壞了，小小的窗子沒有一扇鑲著玻璃，而是用木條釘著。幾間窄小的教室，學生不多，老師正在上課，我們走進去要好一陣才能適應室內的昏暗。老縣長講，他小時候在這里學會了寫自己的名字，以后又在這里教了五年書。我拍下了懸掛了半個世紀的校牌，同學們都爭著看我的數碼相機里有沒有自己。中午吃飯時，我們吃洋芋、包谷，喝著沒有放油的魚湯。從獨龍江回來后，我以《巴坡小學》為題寫了篇散文，發表在2007年2月27日的《人民日報》上。

我一直牽掛著獨龍江，牽掛著獨龍江畔的小學。

2014年元旦前夕，習近平總書記就云南省高黎貢山獨龍江公路隧道即將貫通做出重要批示：“獲悉高黎貢山獨龍江公路隧道即將貫通，十分高興，謹向獨龍族的鄉親們表示祝賀！獨龍族群眾居住生活條件比較艱苦，我一直惦念著你們的生產生活情況。希望你們在地方黨委和政府的領導下，在社會各界的幫助下，以積極向上的心態迎戰各種困難，順應自然規律，科學組織和安排生產生活，加快脫貧致富步伐，早日實現與全國其他兄弟民族一道過上小康生活的美好夢想。”

可以想象，如此巨大的喜訊和溫暖傳到獨龍江，是一種多么歡騰的情景！而我也想要找機會再進獨龍江，好好為獨龍江寫一本書，交出一份情系獨龍江幾十年的兒童文學作家的文學答卷。應該說，這就是我創作這部作品的初衷吧！

記者：《獨龍花開》中展現了云南少數民族獨龍族的民族歷史和獨特的民族文化，比如獨龍族的歌謠、獨龍毯“約多”、溜索以及獨龍江峻美的自然風光等，讀完作品就像看完一幅生動的獨龍族歷史文化長卷。為了寫好這幅長卷，您在寫作過程中，都下了哪些功夫？在搜集材料的過程中，給您留下深刻印象的有哪些？

吳然：在動筆之前，特別是寫涉及少數民族、歷史、地域、文化等內容的較長的作品，每個寫作者恐怕首先都是在努力擴充和豐富自己相對欠缺的知識。我也一樣。我先挖掘自己的閱讀記憶和現有的知識儲存，把從閱讀中發現的線索隨時記下來。再系統地到圖書館和資料室有目的地借閱、查尋相關史料，包括地名志、植物志、動物志和教育志，收集各民族主要是獨龍族的童謠、民歌、神話、傳說，以及民族服飾、節慶、禮儀、宗教信仰和民族風情、生活習俗等等。同時也請教一些民族學和民俗學學者，特別是獨龍族學者如李愛新、羅榮芬，還有著有《獨龍族文學簡史》的李金明等等。這些案頭工作都是必要的寫作準備。在收集材料的過程中，我深感獨龍族過去的苦難深重。而今天，他們正為“早日實現與全國其他兄弟民族一道過上小康生活的美好夢想”，做著怎樣的努力呢？這就要實地深入生活“眼見為實”。

2015年9月，晨光出版社潘燕副社長安排第五編室主任張磊陪同我去獨龍江深入實地采訪。我們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州府六庫約上州教委的楊李明老師，到貢山縣城后，又拉上“和大姐”和麗芬老師，穿過6.68千米的“高黎貢山隧道”，三個多小時就到了獨龍江。高老縣長正要趕著去指導村民種草果。見到我，以他特有的風趣笑著說：“我正想著，這么久你怕是要來了啰……你自己看好啰！我還有別的事……”朝我一笑，就匆匆走了。

我和幾位同行者流連在獨龍江畔，傾聽它流淌的故事和歌謠，觸摸它奔跑的脈搏和心跳。走村串寨，拜訪已經越來越少的文面老人，和正在院子里織約多(獨龍毯)的獨龍族婦女交談……

一個來江邊背水的小姑娘，并不忙著往竹筒里灌水，而是采了杜鵑花花枝，給自己做了個花冠戴在頭上，左看右看映在江水里的影子。她告訴我，她叫阿普芬，讀五年級了，是中心學校的學生。她要燒水給阿比（奶奶）洗頭、洗澡擦身子。

獨龍江下游的“馬庫國門小學”有許多緬甸的孩子來上學，很多孩子都有親戚在獨龍江。“小導游”龍雨飛的小表妹木子玉，就在國門小學讀書。她告訴我她來報名讀書的時候，請老師給她起個筆劃少的名字，老師想了想說“木子一”筆畫少，你是女孩，緬甸出玉，就叫“木子玉”吧！她說，她高興得親了老師一下……

和大姐告訴我，她當老師時，第一次自己過溜索，到了溜索中間就不動了，“像一個葫蘆掛在搖擺的溜索上，生生用手‘走’過去，滿手都是血……”

梅西子校長陪我在學校里轉悠，她說怪得很，剛到中心學校幾天，她隨便就能叫出學生的名字。一個抱著籃球的同學告訴我，他們校長有“媽媽味”……

所有這些都成為我難忘的記憶，并在書中有所展現。

記者：您通過一個個具體的人和他們各自的生活串聯起整部作品，從不同人物的視角來展現不同的主題，為什么會采用這樣的結構？

吳然：起初也不是這種寫法。我甚至想寫成一部童話作品，讓獨龍江“自己講述”，還有意加進現代生活元素，讓浪花們互發“微信”。寫了一些，覺得忐忑。發給好友、批評家冉隆中，被他批得一塌糊涂。我認真地思考了冉隆中的批評，翻著采訪本，如同梅西子校長說的，像“找羊肚菌”（一種野山菌）那樣去發現，去認識。也從采訪記錄中重新回到現場，回到水聲喧嘩、爭相向我訴說的獨龍江……于是我調整了思路，抓住教育這個“牛鼻子”，從獨龍族第一個識文認字的孔志清寫起，從點燃獨龍江文明火種的第一個小學——巴坡小學寫起，一直寫到中心學校的“小小夢之隊”到西安參加“2015‘姚基金’希望小學籃球季”比賽奪得獎牌……我找到了一個切入點，那就是獨龍江小學（也許是邊遠山區許多小學）的一個特點：“放月假”。這是因為獨龍江小學都是全日制寄宿學校，又因為學生離學校一般都比較遠，實行的是“月假”，也就是一個月放三次假，10天一次，假期三天。在雨水多的季節，也會個把月放一次八九天的“月假”，在路遠的村寨，老師還要親自把學生安全地送回家。

梅西子校長告訴我，獨龍江小學沒有“家庭作業”。所有的作業，都在學校里在課堂上完成了。獨龍江小學生的書包很輕。但是，在放“月假”回家的時候，梅西子要求老師也給學生布置一種“不帶書包”的“家庭作業”：勞動、保護環境、改變不良習慣。正是這一點，讓我“豁然開朗”，把學校和社會緊緊結合起來，把視野從學校拓展到家庭、自然等等，并由此有了用文學表達習總書記2015年4月考察時對云南的“三個定位”（“努力成為我國民族團結進步示范區、生態文明建設排頭兵、面向南亞東南亞輻射中心，譜寫好中國夢的云南篇章”）的可能。于是就有了利用“月假”給奶奶沐浴、聽奶奶講“文面”的阿普芬；有了用誠實勞動掙錢的“小導游”龍雨飛，向媽媽學織約多的木瓊花以及和爸爸“守秋”放了小麂的阿木支，等等。寫作中，大事不虛，小處不羈，有的地方還帶有兒童視角的觀察與想象。方衛平認為，由此寫出了一個民族今天的成長故事，孩子在成長，大人也在成長，交織著“無數大人和孩子成長的身影”。兒童文學評論家李利芳所說，這種似散而聚的結構“拓展了我們對紀實兒童文學這一文體的既定想象，豐富了原創兒童文學各文體類型的創作”。

記者：您描寫了獨龍江畔巴坡小學、獨龍江中心小學老師與孩子們的生活學習經歷，也寫了獨龍族的教育發展歷程，更書寫了獨龍族從弱小愚昧走向文明開化的過程。您覺得，教育對于獨龍族這樣地處偏遠的少數民族來說，其最重要的意義或者說特殊性是什么？

吳然：我一直關注邊疆的民族教育。一個民族的發展進步，特別是人口較少的“直過民族”，教育至關重要。以獨龍江來說，如果沒有1956年建立的巴坡小學，那獨龍江和獨龍族會是什么樣子簡直不可想象。正是這所小學的建立，在這里播下知識和理想的火種，并漸漸漫延開來，改變著獨龍江和獨龍族同胞，使整個獨龍江煥發出朗亮的神采。當然，這是一個艱難而漫長的過程。這一點，老縣長高德榮深有體會。他曾向梅西子傾訴了一些“糟心的事”：他怎么也想不到，想不明白，發給村民的核桃樹苗，還專門有人反復做栽種示范，有些人家竟然不挖坑栽種，一直堆放在墻角，甚至丟在房頭上，成了燒火的干柴！專門組織人為家家戶戶修了豬圈、廁所，尿尿屎屎的還是老往江里倒。外表嶄新的安居房，一進屋還是臭哄哄的……還有酒，一個個喝得昏天黑地，什么正事也干不了……他得出結論：“說一千，道一萬，最后化成兩個字：教育！”

獨龍族是個“直過民族”，但是教育不能“直過”。要實現獨龍江的夢，最根本是教育。老縣長說得不錯，教育扶貧是一種特殊的精準扶貧和精神扶貧。當然，各民族都有自己獨具特色的文化，這就構成了中華文化的豐富性。少數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要給予保護和傳承。在云南，人教版小學語文課本都要翻譯成18種少數民族文字，進行雙語教學，這也是保護民族文化的一種教育形式。

記者：您為什么選用紀實性文體這種表現方式？在您看來，紀實性兒童文學是否更偏重于書寫社會、歷史等宏大題材，如何在書寫這些宏大題材的同時又在作品中塑造出個性鮮明的人物？

吳然：我以前主要給孩子們寫作短小的散文，當然也寫過如《小霞客西南游》那樣的長篇游記。游記應該說也是一種紀實文體，記錄的是作者的旅途見聞、感受等等。但和我這次寫《獨龍花開》又有不同。游記是在見聞中直白地抒發作者自己的感情，而寫《獨龍花開》則要把作者的感情轉化熔鑄給所寫的人物。雖然紀實性兒童文學并非都偏重于書寫社會、歷史等宏大題材，但是《獨龍花開》還真以文學表達的形式涉及到如習總書記的批示和關于云南的“三個定位”這樣的重大題材。也如丹增老友在他審讀本書時所說，這就需要“相應的篇幅和體量”來承載，并采取了如他所說的 “尋找足跡”的寫法。也就是深入實地考察、體驗，努力融入你要寫的人物之中，了解他們而成為他們的朋友，這樣才能把他們寫活，最終通過他們去感染讀者，打動讀者。我想努力這樣做。但是，我不敢說我做到了。

記者：我們知道，您是作品入選課本最多的作家之一。《獨龍花開》的語言清新質樸，富于畫面感，江水和泥土的氣息撲面而來。您在兒童文學的創作中，對于作品的語言有著怎樣的自我要求？

吳然：冰心老人在給我的一封信上說：“給兒童寫散文不容易，要有童心。你的散文小集樸素自然，我很欣賞”。郭風前輩為我的一本散文集作序也認為，我的散文“既樸素，又寫得生動，富有兒童情趣和教育旨趣”，又說“十分難能可貴的”是我寫的“畢竟是兒童散文，是寫給孩子們看的真正的兒童散文”。我知道，這是兩位前輩對我的教誨和鼓勵，其中對語言的關鍵詞：樸素、自然、生動，以及“要有童心”，要“富有兒童情趣和教育旨趣”，都是我努力的方向和文學追求。同時，我也努力用新鮮的語言寫作。希望通過語文課和閱讀，把我們美麗的母語種植在孩子們的心里。

記者：云南是我國眾多少數民族的聚居地，在您看來，云南的兒童文學作家在書寫民族故事和富于民族特色的作品方面還有哪些可以作為之處？

吳然：詩人徐遲曾經用“美麗·神奇·豐富”六個字為云南下了一個準確的定義，這六個字也蘊藏著極其寶貴、無可替代的兒童文學資源。因此，云南兒童文學曾經以“太陽鳥”作家群的亮麗飛翔和鳴唱，為豐富中國兒童文學藝術寶庫作出自己的貢獻。今天云南兒童文學又吹響了再出發的集結號。有意思的是，早年的“太陽鳥作家群”是以男性作家為主力在沖鋒陷陣，而今天的新一代云南兒童文學作家，則是湘女（陳約紅）、湯萍、余雷、劉珈辰、李秀兒、蔣蓓、沈濤、和曉梅等女將們撐起了一片天。我相信，如果年輕的作家們加強文化自信，真心實意深入生活，發掘好用好“美麗·神奇·豐富”的兒童文學寶藏，開拓創作疆域如繪本、圖畫書等，云南兒童文學定然會讓書寫富有特色的民族故事再放異彩，給讀者帶來驚喜，給兒童文苑帶來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