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由上海交響樂團提供

人物小傳

余隆

1964年生于上海，中國愛樂樂團、上海交響樂團、廣州交響樂團藝術總監，中國音樂家協會副主席。

先后榮獲法國“法蘭西文學藝術騎士勛章”、意大利“共和國騎士勛章”、2015年度“全球公民獎”、“中華藝文獎”等榮譽。

率領上海交響樂團，余隆又一次站在了“上海之春”的舞臺上。這一次他帶來的，不僅僅是新的音樂作品，還有更多的音樂思考。

無論是作品創作、樂團管理，還是人才培養，在余隆心目中，一切都是為了音樂的傳承和弘揚。

“我們這一代是站在老一輩人的肩膀上的，是薪火相傳的無數接力棒中的一棒。我們不是起點，更不是終點。”

作品

真正的創作需要心無旁騖的心境，還需要多次實驗，這是一條非常辛苦的路

4月28日中午12時，上海交響樂團音樂廳。

距離“上海之春”國際音樂節開幕不到8小時，揭幕首演作品——作曲家葉小綱的交響組曲《敦煌》，仍在進行著最后的排練。

不同于公眾熟悉的“燕尾服+領結”的指揮家形象，排練中的余隆，Polo衫、牛仔褲，不修邊幅，簡單隨意。

而對音樂的要求，絕不像他的穿著那般隨意。

“第七小節，要讓管樂出來”，“弦樂不要壓住管樂”，“再來，弦樂這里的漸強去掉”……|

一個細節，反復調整了三四次，直到滿意為止——如此打磨，只因為作品是余隆眼中的“重中之重”。

解放周末：多年前，您曾經感慨，中國交響樂缺乏好作品。近年來，《李白》《滿江紅》《萬年歡》《中國之夢》等一系列“中國元素”新作面世，這一情況是否得到了改變？

余隆：我與國際樂團合作比較多，每次在國外演出都會帶中國作品出去，這些年也確實演出了不少。但是數來數去只是陳其鋼、郭文景、葉小綱等幾位作曲家的作品。能夠得到國際認可的中國作品不多，遠遠不夠。

解放周末：也許有人會疑惑：交響樂這一寶庫中已經有許多傳世的經典曲目，足以“養活”一個樂團，您為何如此重視新作品的創作？

余隆：交響樂是西方古典音樂，我們在古典經典上是學習西方、追隨西方；但在新經典上，我們處在同一起跑線上，可以用一個平等的身份交流和互動。

今天我們談文化，強調的不是差別——中國和外國的差別、東方和西方的差別，而是各種文化的互相闡述、互相融合。在文化交流上，要比較影響力，只能用作品說話，看誰的作品有更好的理念和藝術感染力。文化引領很重要，要把中國的文化精髓、民族元素帶到世界、影響世界，需要更有創意的好作品，然后才能有體現我們價值觀、文化觀的精彩演出。

所以我覺得，從這個意義上講，創作是藝術的根源，沒有作品就像植物沒有根。我們這一代音樂人，最大的使命和責任，是為中國人留下一些傳世作品。

解放周末：要做到“傳世”，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近30年來，還沒有出現像《黃河》《梁祝》《紅旗頌》這樣膾炙人口的經典之作。這是什么原因，是時代因素使然嗎？

余隆：當然，在呂其明老師那批音樂家的年代，時代賦予了他們非常真摯飽滿的創作情感。但無論什么時代，如果你是一個心無旁騖、追求藝術本質的藝術家的話，都有激情噴涌而出的時候。何況我們已經是很幸運的一代人，在“文革”之后有機會走向世界，受到當時西方最先進文化的激蕩，感受文化碰撞的沖擊力，也有機會把中國最好的東西帶給世界。

解放周末：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特征，不缺乏激發藝術家創作的動力。

余隆：是的，有太多值得寫的東西。無論是你的文化思考、藝術感悟，還是祖國美麗的自然風光、普遍的人性情感，只要歸攏于一個人內心激情的迸發，不管是哪個方向的主題，都應該有創作的沖動。問題的關鍵是，作曲家應該有發自內心的真誠，要有經得起磨礪的心態。

所以我很反對功利地寫作品，“賺快錢”；或者是應景、完成任務地去創作。任何一種缺乏原動力的、機械地去構架的藝術，也許能夠風光一時，但這樣的作品是留不下來的。

對作曲家來說，真正的創作需要心無旁騖的心境，還需要多次實驗，用一兩年甚至幾年時間好好打磨，這是一條非常辛苦的路；對社會來說，也要有更寬容、自由的氛圍，不要用太多限制框死藝術創作，而是要引導和激勵藝術家，給他們更多的鼓勵和支持。

職業

在國際標準的大框架下制訂有中國特色的流程和標準，這也是創新

在上交余隆辦公室，鏡框里裱著的一張200元收據，十分顯眼。

那一次，余隆一下飛機便趕來排練，手機忘了調靜音。而按照樂團規定，排練遲到罰款100元，手機鈴響罰款200元。

余隆不僅主動認罰，而且“公之于眾”，以此自警——遵守規章制度，不找任何借口，他認為，這是音樂家應有的職業態度。

8年前，余隆出任上交藝術總監。這一年，他45歲。德國留學歸來后，他引進新年音樂會、創辦北京國際音樂節，身兼中國愛樂樂團和廣州交響樂團藝術總監，全力推動中國交響樂的職業化發展。

這一年，上交“130歲”。從解放前的工部局樂隊，到解放后歷經黃貽鈞、曹鵬、陳燮陽三代指揮的大力推動，這個亞洲地區歷史最悠久的交響樂團，站在了職業化運作的新起點。

此后的8年，余隆與上交一道，用許多事實、數字，和更多類似“200元收據”的故事證明，職業化為中國交響樂注入了活力。

解放周末：您擔任上交藝術總監已經8年，這8年里上交有了哪些變化？

余隆：準確地說，上交的變化是從2008年樂團理事會成立開始的。從這之后，樂團建立了理事會遴選聘用藝術總監機制，實現了音樂季演出計劃，推出符合國際慣例的預售票制度，形成“上海新年音樂會”和“上海夏季音樂節”兩大品牌，進入國際主流演出市場，建立上海樂隊學院，舉辦國際性小提琴大賽，開始“團廳一體”的全新運營模式……這其中，許多舉措都是全國領先甚至全國唯一的。我可以非常自豪地說，上交在全國同行中已經成了職業化的范本。

解放周末：據說，您擔任音樂總監，最注重的是制度建設和嚴格管理，最強調的是標準，這是為何？

余隆：這可能和我留學德國有關。在德國除了音樂專業的學習外，我最大的感悟是，對任何事情都要有標準。建立制度和標準很重要，所有工作的職業化，都是以簡單、規范的方式去解決復雜的問題。職業化就是給我們每個行業打下地基。

解放周末：近年來全社會倡導“工匠精神”，而在以“德國制造”聞名的德國，與“工匠精神”最接近的詞就是“職業性”。

余隆：無論是我們所說的“工匠精神”，或者德國人所說的“職業性”，都應該是各行各業中普遍存在的一種態度。但在今天的中國，無論哪個行業，對標準和制度似乎都缺乏敬畏。經常自己改動標準，按照怎么適合我這個機構、我這個人的發展去改動。這和社會比較功利，一些人過于急功近利有關。

所以在這點上我很欣賞上海人的作風，就像我從上交的工作伙伴身上看到的——做事規矩、精準精細，低調務實。

解放周末：是否可以這樣理解：像上交這樣的藝術院團，職業化的過程，也是國際化的過程？

余隆：是的，我們與國際對話，與國際接軌，也是指模式和機制的對接。如果機制不對接的話，就無法把中國文化的聲音傳遞出來。

職業化是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事，必須不斷地打磨管理的科學性、合理性，讓它更加符合藝術規律。現在我們在研究如何既要滿足世界的既定標準，又要符合中國社會的現實情況。我們希望能夠探索出一個“中國模式”，將來成為世界樂壇的一個范本。

解放周末：既符合國際慣例又符合中國現實，并不容易，有什么具體做法？

余隆：舉個例子，去年我們舉行首屆上海艾薩克·斯特恩國際小提琴比賽，這是中國古典音樂界第一次舉辦的全球頂級賽事。

這個賽事的名稱，有人說叫“上海國際小提琴比賽”就可以，我說不行。國際上許多頂級賽事，像柴可夫斯基大賽、梅紐因國際小提琴比賽，都是用著名音樂家命名的。按照這個慣例，可以為打造一個一流比賽奠定基礎。我覺得斯特恩最合適，他是20世紀最偉大的小提琴家之一，也是西方第一位來華演出的小提琴大師，和中國有深厚淵源。我和斯特恩的后人溝通了兩年，終于把這件事落實了。

一般來說，國際知名的小提琴比賽曲目通常全部為外國作品，但我們將《梁祝》納入規定曲目，目的是傳遞中國文化。打分的時候，國外一般要求評委必須對自己的學生回避，當時我就說不建議。因為這不能體現比賽的公正性。我認為分數應該公開，把所有東西放到臺面上。后來我們就用了這個方法。

這樣的嘗試，就是試圖在國際標準的大框架下制訂有中國特色的流程和標準，這也是我們的創新。

音樂

音樂和我們之間更多的是一種私人對話關系，音樂和人，就像水和容器

余隆成長于一個音樂世家。

父母皆為音樂家，外祖父丁善德不僅是著名作曲家，也是余隆的音樂啟蒙和人生導師。余隆先學鋼琴、打擊樂，后入上海音樂學院指揮系，師從音樂教育家黃曉同；1987年留學德國柏林高等藝術大學，受教于德國歌劇指揮家魯賓斯坦等名師。

當余隆四處奔波，推動樂團職業化，傳承中國交響樂的薪火時，這個音樂世家的“香火”，卻眼看著要斷了——余隆的女兒放棄了學習已久的鋼琴，如今的專業也與音樂無關。

但身為父親的余隆并未干預，對此也毫不遺憾：“不學就不學了，音樂更多的樂趣在于欣賞，而不在于訓練。”

解放周末：這些年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對于音樂的“熱愛”似乎達到了一個高峰。越來越多的家長花費大量的精力、財力，為孩子提供音樂教育。您怎么看？

余隆：我希望現在的音樂教育少一些功利性，少一些專業性。

音樂是非常理性的藝術，學習音樂需要理解音樂、思考音樂。這是需要一點閱歷才能做到的。孩子在很小的時候學音樂，大部分都比較痛苦。因為小孩體會不到音樂結構上的美、邏輯上的美，只有單純機械的訓練，這種痛苦我非常能夠理解。

解放周末：但當孩子開始懂得音樂的時候，往往就過了技術訓練的最佳年齡。不少家長為了不錯過這個黃金時期，采用了他們認為必要的強制方式。

余隆：孩子不是一個盆景。本身一棵挺好的樹，非得把樹枝扭過來扭過去，有什么意思？不少家長的目的是讓孩子成為優秀的演奏者甚至音樂家，但我想說，難道你的孩子非得是個偉大的音樂家嗎？世界上哪需要這么多音樂家？就算他成了音樂家，如果他在這個職業里找不到樂趣，那又何必呢？

解放周末：您覺得，我們究竟應該從音樂教育中獲得什么？

余隆：音樂最重要的是想象力。打個比方：音樂是水，當你的想象是方的，音樂就是方的；當你的想象是圓的，音樂就是圓的。音樂和人的關系，就像水和容器的關系。我們應該通過音樂教育，提升孩子的想象力，讓孩子越來越自信地暢游在想象的空間里。

所以我不提倡這樣的“音樂教育”——在聽音樂會前先上一堂課，聽所謂的專家進行各種解讀。音樂是需要每個人展開想象的翅膀，去全身心欣賞的。但你卻告訴他這個地方是一匹馬，那地方有一條狗，跟著別人走，就丟掉了自身的想象力。

解放周末：據說，您曾經專門向指揮家李德倫先生請教，怎樣才能更好地欣賞音樂。

余隆：當時我問李先生音樂如何才能感受得更深？李先生只跟我說了一句話：好聽就行。

我對這句話的理解就是：音樂和我們之間更多的是一種私人的對話關系。選擇聽柴可夫斯基，還是劉天華，是沒什么道理可講的。音樂是一面鏡子，當你聽音樂的時候，能看見自己的知識結構和想象力是大是小、是寬是窄；音樂也是一種情緒，音樂語言超越國界，每個人的感受都是私人化的，反映的是自己的心境和人生的追求。

所以我不要求我的女兒一定要成為演奏家，但我希望她喜歡欣賞音樂。交響樂不是奢侈品，大家一起談論音樂是件非常美好的事。

解放周末：您在培養孩子時最看重的是什么？

余隆：小孩子應該有自由生長的權利。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培養孩子的兩個能力——判斷力和想象力。一個有判斷力的人，一個辨是非、明事理的人，是有底線有堅持的，能在任何情況下保護自己，不會行差踏錯。

而有想象力的人是有創造力的。現在我們面對的是一個競爭激烈的世界，無論是國家和國家之間，城市和城市之間，還是人和人之間，最大的競爭力來自于創造力，而創造力源自于想象力。音樂的魅力或者說價值正在于想象力。

青年

我們這一代人是音樂接力棒中的一棒，我們不是起點，更不是終點

2016年10月，余隆接受了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頒發的外籍榮譽院士稱號，成為首位獲此殊榮的中國音樂家。

對于這一榮譽，余隆沒有從個人層面理解，而是將之視作“國際社會對于蓬勃發展的中國音樂事業的關注和肯定”，“中國音樂國際傳播力和影響力日益提升的體現”。

上世紀60年代出生，70年代成長，80年代出國，90年代歸國創業……年紀愈增長，余隆愈感激這個時代，它給自己帶來太充沛太豐富的閱歷和體驗。

所以，“能夠讓我們國家在世界文化領域發出自己的聲音，把中國文化的精髓傳播到國際主流社會，我們這代人的這種自豪感是最明顯的”。

解放周末：美國藝術與科學院評價您，“在音樂教育上的遠見與努力，對古典音樂領域和現代文化都產生了影響。”此前，您創辦上海樂隊學院，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創辦這樣一個學院，出于怎樣的教育理念，又試圖彌補當前音樂教育的哪些不足？

余隆：現在的音樂專業院校很多，但就業率很低，大約只有10%，這不是一個正常現象。雖然音樂專業畢業后可以創業，可以當音樂老師，甚至轉行，但國家投入了大量的教育資源，學生耗費了寶貴的青春，這些都是巨大的浪費。

解放周末：這是不是因為教育和市場需求之間的脫節，尤其是經過了大規模擴招之后？

余隆：有一定脫節。音樂學院的人才培養目標是獨奏家，但我們并不需要這么多獨奏家。所以我們辦上海樂隊學院，通過紐約愛樂樂團和上海交響樂團的聯合培養，搭建學生從學校走向樂團，成為職業樂手的橋梁。目前第一批學生剛剛畢業，就業率是100%。

解放周末：一方面是專業院校培養的人才過剩，找不到工作；一方面是音樂界在感慨優秀青年人才太少。這似乎是一種悖論。

余隆：現在活躍在國際上的音樂家，譚盾、葉小綱、陳其鋼、郭文景等，大多是77級78級的，都是五六十歲的人了。年輕的優秀作曲家，像趙麟這樣的鳳毛麟角。所以有時我特別急迫，因為太想看到二三十歲的優秀作曲家出現在國際視野里。

這也是我們特別關注青年人的原因。上交推出“音樂地圖”，每年的夏季音樂節也將音樂教育作為與節目平行的主干，不久前又推出了“中國藝術拓展計劃”，都是想把高品質的音樂教育資源帶到全國各地，為青年人搭建國際化的平臺，創造多元的拓展機會。

解放周末：近年來，您多次率領一流樂團和黃蒙拉、孫穎迪、賈然、王雅倫等年輕的演奏家合作，力促一批中國的年輕指揮在舞臺上磨礪，比如黃屹、楊洋。我們需要建立怎樣的機制，讓更多的青年人才脫穎而出？

余隆：作為指揮當然應該主動去聽、去看、去發現有能力和才華的人，但推薦也很重要。坦率地說，我們還欠缺有效的推薦機制。

職業樂團不太可能在毫無把握的情況下去試一個新手作曲家的作品。二者對接時，熟悉各大樂團情況又了解創作能力，獨具慧眼的推薦人就必不可少。但是以我接觸到的情況來看，現在大多數人推薦自己作品的多，介紹學生的少，更不用說推薦和自己素不相識的年輕人了。

所以我也一直強調，專家一定要秉持一顆公心，不要搞小圈子，要考慮到音樂的傳承和延續，有這個胸懷去推薦年輕人，給他們機會，因為他們才是我們的未來。

解放周末：音樂事業是需要一代代傳承的。

余隆：羅馬不是一天建起來的，我們這一代人是站在老一輩人的肩膀上的，是薪火相傳的無數接力棒中的一棒。我們不是起點，更不是終點。千萬不要只看到自己一城一池的得失。尤其是做文化的人，應該有大格局，把事業一代代地薪火相傳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