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汾西，我好像是熟悉的，因為我在我的簡歷里無數次地寫過它。可我卻是第一次走近它，走近它的時候，我反而覺得它是這么陌生。想象它的時候，它只是一個很小的點，我覺得我與它無限接近。甚至當我說出我也是汾西礦務局的一名子弟時，我都有些恍惚。可是事實是這樣，我父親是汾西礦務局的一名職工，我還沒有出生的時候，我父親就是汾西礦務局的一名職工了，所以我父親的這個身份應該說年代久遠，它久過我的年齡。可是父親作為一個礦工的身份，我們卻是疏離的，除了在簡歷里寫下父親的這個身份，除了每月郵局寄來的匯款單，在我的記憶里，一直覺得父親的這個身份只具有一個字面的意義，因為父親與我們生活在鄉下，偶爾他會因什么原因返回一次礦上，但隔不久，他就回來了。

在我的記憶里，填寫父親的身份時，我會寫下汾西礦務局張家莊煤礦工人，這還不算，還要在后面補充三個字：吃勞保。這是我小時候非常熟稔的一個詞。這三個字的字面意義很小的時候我就明白了，我父親受了工傷，不能去礦上下井了，甚至從很小的時候，我就知道了一個病，叫腦震蕩。那種病的一種病癥非常可怕，就是病人會無法自控，會去漫山遍野地跑，會在半夜的打谷場上大呼：平安無事，平安無事。早晨去上學的時候，有男生會扯著嗓子說，“誰誰，你爸昨晚半夜去打谷場叫喚了”，于是在同學面前學舌。我已經聽到了他的話，我一句話不說，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當作自己什么也沒有聽見。心里卻積蓄著深深的悲傷，父親什么時候能好起來，什么時候母親不用把菜刀、鏟子等一些容易傷人的東西時時藏起來，什么時候父親能像別的同學的父親一樣，可以和氣地說話，可以去親近，可是父親在我的印象里一直是暴躁的，易怒的，母親有時候抹著眼淚說，他以前不是這樣的，他都由不得他自己了。

父親兩次受傷，1971年一次，1974年一次，兩次受傷都在頭上。住院治療的時候，礦上的領導還去醫院看望他、慰問他，但第二次受傷之后，住院治療三個月，父親的狀況還是不好，只能回鄉下家里養病。

對于父親能活著回來，母親是欣慰的，鄉鄰嘴上經常掛的一句話是：當兵的是死了還沒有埋，挖煤的是埋了還沒有死。父親這種狀況村里人覺得還是不錯的，落了一條命，還能領一份勞保，甚至有人會覺得這種狀況要好于一個健康的人，一個健康的人還得待在礦上，還得按三班倒的秩序下井，下井可不是玩的，說不定哪天運氣不佳煤層塌陷下來，把你做成活化石也是有的。所以盡管父親有異于常人，但沒有誰感到惋惜，鄉下人對生的渴望是強烈的，活著，有飯吃，有衣穿，能與親人在一起，仿佛這個是重要的。

父親的頭一直疼，治頭疼的法子一直想著，印象深刻的是父親不知聽了哪位高人的指點，說喝泉水治百病。有那么幾年的時間，父親一大早就去井邊打水，然后把剛打到的水咕嚕咕嚕喝下去，母親怕他喝壞了身子，有時候勸他，但他一點也聽不進去。大概實在是沒有其他別的辦法可想了，他只能用這樣的辦法碰運氣。打井水之前父親在偌大的院子里先打太極拳，那時候天還早，甚至比我們要去上學的時間早許多，父親一個人在昏黑的院子里鍛煉，母親經常要把大門用鎖子鎖了，生怕不留神父親跑出去。我記得那日子是令人不安和戰戰兢兢的，母親經常要出去找父親，有時是晚上，我們懷著無法言說的恐懼等在家里。好在在母親的精心護理下，父親終于養好了，只是在陰雨天氣，他的頭痛病會犯，記憶里的父親經常用雙手捂著頭，坐在院子里的樹下，那時我一直以為他是累的，現在回想起來，他一定是受著頭痛的折磨。

他的工友從礦上回來看他，告訴他有頂班的政策，我們家姐妹排行在前，那時弟弟還小。那時我上初中，姐姐在縣城上高中，周末回來的時候，母親就征求姐姐的意見，問她愿意不愿意去頂班。母親有自己的小算盤，她說女孩子去頂班不用下井，但姐姐說她想讀書，不想頂班。于是就輪到我了，對于去一個那么遠的地方，甚至去了都不知道干什么，我是茫然的，父親一直持反對的態度，他看出我們讀書都還不錯，覺得去煤礦工作并不是好的出路，鄉鄰鄉里的倒不理解父親，甚至母親都不理解父親，母親說頂班后就可以把農戶轉成非農戶了，而且還有了一份工作，在農村，要有這樣一份工作是非常不容易的，但父親非常堅定。對于這一點，我們都覺得他更有發言權，因為他在那兒工作生活過，他比我們任何一個人更了解那生活是怎么回事。

后來姐姐考入大學，我隨后考入中專，依稀記得母親又提過讓妹妹們頂班的事，但大概還是因為父親持反對態度，或者是礦上對女孩子頂班這樣的事不怎么樂意，后來我的兩個妹妹也都考入大學，弟弟也長大了，直到父親退休，都沒有誰頂班。這大概受了父親的影響，他說下井太危險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

父親1965年12月通過招工進了汾西礦務局張家莊煤礦，培訓半個月之后，被分配到掘進三隊，此后他一直在掘進三隊。他說一個隊三個班，五六十人，這樣一算，大致是一個班將近20人。工作面有電鈴，電鈴一響，就知道運輸皮帶從井口下來了。頭頂經常有淋頭水，下井經常得穿雨衣、雨靴，他們的工作任務是打眼開炮支棚定道，一米一架棚，運料的運下去。他說那時一天掙1塊6毛9，有6毛進坑費，一個月吃58斤供應糧。

掘進三隊還是青年突擊隊，一個月打了308米，父親說煤在哪兒，井就打在哪兒，橫井、豎井、平井、斜井，在幽暗的地下深處，他們兢兢業業勞作著，父親所在的掘進三隊，每天都要超額完成任務，有一次掘進單孔504米，由于工作認真，父親被選為掘進三隊的團支部書記。母親曾對我們說過這樣的話，要不是父親逞強，趕進度，爭上游，太過勞累，煤層塌陷致工傷的事也許能避免。

提起過往，父親的臉上神采奕奕，掘進三隊那時名聲響亮，這名聲都是他們干出來的，那時年輕，父親進礦的時候才22歲，渾身充滿著干勁。有時我會想，如果父親沒有受過傷，也許我們家會因為他的工作原因搬到礦區居住，那樣我們就會更深入地了解礦區。

這次隨女作家協會來汾西礦務局采風，深入到設備修造廠、高陽煤礦等地觀摩之后，我對汾西礦務局——現在已經叫汾西礦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在高陽礦的數控工作室里，通過墻上的一個個顯示器，我們能清晰地看到礦井里的工作狀況，開采出來的煤在傳送帶上不斷地傳送，在顯示器上，能清晰地了解到井下的工作情況，稍有異常，數據就能在第一時間顯現出來，井下即使幾百米，都能通過現代技術掌握。

那一刻，我想到了我的父親，我想到了父親做礦工的那些年，那些年距離現在，已經四五十年過去了，采煤、運輸、設備、技術，已經發生了無法想象的變化，那一刻，站在數控工作室里，我感到非常的欣慰，經過50年的發展，各個領域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國的煤礦開采技術和設施設備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特別是這些為人類采擷光亮的人，他們的工作環境比以前安全多了。

作為一個已經退休的老礦工，每年，父親要回去礦上按一次手印，讓礦上工會采集一次頭像，每年，家里會派人陪父親回一次礦上，回來之后父親會把一些新消息告訴我們，張家莊煤礦地下已經沒有煤了，工人已經全部分流到其他礦區了，父親說這些的時候我看到父親有一絲失落，那里曾經留下過他青春的歲月、奉獻的身影。

最近幾年，父母隨我們居住在市里，父親還保持著他的良好習慣，每天堅持鍛煉。去年有一次閑聊，父親說了一句話，他說我的頭痛病終于好了，腦子里現在清清亮亮的，不像以前，老是感到一片混亂。坐在他身邊，聽他這樣說，我才明白這些年父親還一直忍受著頭痛的折磨，我才明白這個病根一直還在，它在父親的身體里存在了40多年。但父親總是說，他這樣還算是幸運，還有許多失去生命的人。

總有一些勞動者是這樣，他們平凡、普通、樸實，但他們有一種金子一樣閃光的精神，他們熱愛勞動，熱愛工作，他們渾身沸騰的血液就是推動一個時代向前的滾滾大浪。

我們該對所有樸實的勞動者致敬！

（作者系魯迅文學院第二十九屆高研班學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