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文物保護工作，我是個外行。只是隨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考察過絲綢之路新疆段、海上絲綢之路幾個始發港以及古蜀道上一些文物點而已。我很高興有向文保界朋友請教的機會，更高興看到了我國文物保護事業的可喜的成就。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文化自信”并加以深刻闡述以來，各級政府和廣大文保工作者的境界和情懷得以大大拓展，使命感和責任感大大增強，文物保護法所確立的“搶救為主，保護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的方針，也得到很好的貫徹。正如習總書記所說，“不忘歷史才能開辟未來，善于繼承才能善于創新。優秀傳統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傳承和發展的根本，如果丟掉了，就割斷了精神命脈。”而文物，就是這精神命脈的重要載體，是深藏于歷史河道上意蘊綿長的“中國故事”。就拿我剛剛隨團參觀過的汕頭“僑批文物館”來說，步入其中，有如走入與近現代“海上絲綢之路”有關的“中國故事”寶庫。所謂“僑批”，就是由專門往來國內外的“水客”和僑批館遞送、“信匯合一”的郵傳載體。“僑批”上既有所匯款額，也有附言乃至家書。我作為一個參觀者，盡管只是匆匆瀏覽，從那些展出的家書里，似乎可以看到海外華僑血汗打拼的身影，也可以感受到那個時代的家國之念與骨肉親情。當然，僑批文物館給予我們的遠不止這些，它為近代金融史、郵政史、中外交通史等提供豐富的研究資源。用饒宗頤教授的話來說，潮汕僑批是研究海內外潮人經濟政治史的一項世界性課題。坦率地說，在我還沒走出博物館，就已經開始籌劃哪天要自費再來，以“細吹細打地受用一番”了。我想，這足以證明，這里的“中國故事”，講得足夠精彩。同樣也證明，在文博界，講好“中國故事”,天高地闊，大有可為。

當然，走過了一些地方，我也對當下的文保工作有新的期待。我的呼吁一言以蔽之不過四個字，就是“小心翼翼”。比如，地方當局的決策者們，越是意欲有所作為的時候，是不是越要“小心翼翼”地面對各自的“政績”渴望？為政者有所作為，是題中應有之義。但要怎樣的“作為”？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是面對我們的文化遺產應有的謹慎。記得2010年3月下旬，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的單霽翔委員專程到我的家鄉北海市，調研、考察北海申報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的工作。適值我在北海寫作，遂陪同于后，算是半個主人。實地考察原英國領事館建筑時，當地領導介紹說，1999年10月初，這座原建于1885年的建筑面臨市政建設的難題，為保留這座建筑，將它向東北方向平移有55.8米，始令這座建筑留存至今。單霽翔聞之，不禁肅然，感嘆說：“當時拿這主意的是誰呀！書記市長是哪個？這真是北海的功臣呀！”隨后，他告訴我，另有一座城市，也曾申請“歷史文化名城”，說“當年我們這兒有多少多少個國家的領事館呢！”單委員說，“……后來我就去啦。問‘多少多少國家的領事館’都在哪兒呢？我得到的回答是:‘都炸啦’！……”

這應該算一個“悲劇”故事，但我認為或對我們不無啟示。盲目追求GDP，罔顧生態毀壞文物，固然已成過街老鼠。但在某個地方，某座古村落被拆毀的消息，仍時有耳聞。這種汲汲于事功的行為，無論是為升官還是為發財，有時甚至是良善的用心，但它給我們民族文化遺產造成的損失，最終會被歷史所責問。

又比如，我們的文保從業者，是不是能小心翼翼地面對或宏大或精細的專業性勞動？從一副對聯的讀法到一塊方磚的更替，都深藏著我們民族對傳統的珍愛和對文化的敬畏，也向參觀者傳遞著這份珍愛和敬畏。這正是每一位從業者的尊嚴與榮譽。我想說，就算隔行如隔山，展陳者對我們的文化遺產精心不精心、敬畏不敬畏，一走進去，是不難感受一二的。至于專業不專業，到了專家眼里更是一覽無余。這使我想起已故的文學界老委員馮牧同志的一句話，他說他讀巴金先生的作品，常常覺得和巴金生活在一個時代，是幸福的。我多么希望我們的文保單位和博物館，也通過你們所講的“中國故事”，給我帶來這樣的幸福感和自豪感。對此，我持有非常樂觀的態度。因為幾周前，我走進了廣州的“粵海關博物館”，看到他們精心策劃的海關歷史陳列，同時我也發現，在粵海關大樓原鋪的花磚地上，覆蓋著幾乎同樣圖案的地毯；發現展廳空調的柜機，也都包裹了和原室風格統一的木飾。那種對文化遺產的態度和工作，使我油然而生敬意。隨即想到的就是魯迅先生的那篇雜文：《中國人失去自信力了嗎？》。

當然沒有。

（作者為全國政協常委，中國作協副主席、中國現代文學館原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