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你們仍不曉得嗎？將那空洞從你的懷抱中/拋向我們所呼吸的空間吧；也許鳥兒/會在更內部的飛行中感覺到拓寬了的空氣。”

若要從德國詩人里爾克后期代表作《杜伊諾哀歌》的眾多譯本中挑選最難讀的版本，劉皓明的翻譯恐怕是當之無愧的第一。自2005年他的譯本首次面世后，其翻譯風格便處在口碑兩極化的處境中，既有讀者指責譯本過于佶屈聱牙，文筆不流暢，也有研究者震驚于他對原作的忠實。近日，劉皓明攜增訂版著作《里爾克〈杜伊諾哀歌〉述評》在上海古籍書店暢談文學翻譯觀點，特別強調了忠于原文句法構造的翻譯對展示原作風貌的重要意義。

劉皓明直言，中國當前的翻譯普遍存在著一些問題。首先，是基于“趨媚”基礎的普及性翻譯充斥著市場。來自復旦大學的研究員劉震補充認為，當前中國的翻譯市場不夠規范，對于文學性翻譯和學術性翻譯沒有清晰地加以區分。以里爾克為例，這位德國歷史上的明星詩人，在生前就建立起一種令其他詩人望之莫及的追隨者風氣，被捧上詩界神壇。即使死后，他仍然在中國乃至全世界有著大批崇拜者，是很多文學青年的精神領袖。這個現象，在德語世界之外尤為顯著。追本溯源，這與里爾克作品的譯介“失真”有關。他的后期代表作《杜伊諾哀歌》在國內的流行譯本語言基本是流利的、精美的。這些流暢的文學翻譯看似更為文雅、華麗，但在句法結構和語言上沒有真實地體現原文風貌。劉皓明認為，語言和結構類似于水與瓶之間的關系，水和瓶組成一部完整的詩歌。“在翻譯中，我們不能盲目適應讀者的閱讀習慣，強行將水倒入另一個瓶子中，它破壞了詩歌的整體性。好的文學翻譯應當能夠為研究者和讀者提供更加全面真實的材料，幫助他們打破關于作家的個人神話。”

此外，他提出當前國內翻譯語言基本為“新華體”。這是劉皓明為國內那種講求文字精美的歐式語言的個人化命名。他認為，“新華體”語言已和五四時期的白話文相去甚遠，它更多地受到歐化語言的影響，又與真正的歐化語言保持著較大差距，實則是一種“次生新華體”。“目前我國，無論是作家的寫作習慣、讀者的閱讀習慣，還是播音員的播音語言都明顯地具有歐化特點。這種對于次生歐化語感的追求，在文學作品的譯介過程中起到了一種屏蔽的反作用。譯文的流利性與華美性實際上將讀者和真正的文本間隔。”

那么，作為文學翻譯者，我們到底應該追求怎樣的語言？在以魯迅為代表的“直譯”和以傅雷為代表的“意譯”之間，我們又該如何把握翻譯過程中的“變”？劉皓明以《杜伊諾哀歌》以及《荷爾德林后期詩歌》說明了自己的翻譯理念。翻譯需要尊重原文的語法、語族等因素，不應擅自做出本土化更改。他偏向于 “字對字、句對句、行對行”的直譯，在選詞上是以《圣經》和合本為代表的西典漢化所使用的白話文與古漢語中最本原的語義和詞法為基礎，試圖把詩人建立在德語語源乃至句法上面的詩，移入中文。“這是對讀者的一大挑戰”，劉皓明直言他的翻譯會讓讀者感覺悖離漢語語感，因陌生而導致晦澀難懂，但他仍然堅信這種必要的閱讀挑戰有利于讀者的成長，讀者可以通過反復朗讀、咀嚼，把握文本的內在節奏，真正地走進詩人的精神世界。“中文口語和書面表達存在差別，并且中文讀者往往很難接受這種差距發生在詩歌譯文中。但詩歌就是一種將語言表達推向極致的藝術。”他援引唐代詩人杜甫《秋興八首》中的詩句，例證中國傳統詩歌也自有其豐富的表達語式，同樣存在顛倒的語序表達。這種與現代漢語相悖的表達并不會損毀杜甫詩歌的魅力，讀者也不會因此無法把握詩人的真實意圖。中國文學翻譯的改變，需要譯者和讀者的共同努力。

“詩無達詁”，文學作品的譯介往往會受到譯者、譯入國文化觀念等多重因素的影響。翻譯界對直譯與意譯之間的爭論也從未停止過，這也反證了如今業界對譯文的準確度和語感有了更嚴格的要求。相比其他文體詩歌受翻譯的影響程度最深，劉皓明通過解讀里爾克詩歌反思當下翻譯文風的問題，或許能夠為讀者和譯者提供一個新的思考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