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作家潘紹東主要從事中短篇小說創作，以表現復雜社會現象和刻畫人物性格見長。他的小說因體悟世道之深，用筆雕鏤之傳神，塑造了一批特色鮮明的人物形象，讓人過目難忘。發表于《北京文學》2017年第4期的短篇《我們都不是壞人》是其近作，依然體現著他簡約、凝練和一針見血的敘事方式，只是在文學核心意旨上，有著潛在的變化。從之前那種對人性之惡、世相之荒誕的辛辣嘲諷和不遺余力的批判，轉化為某種脈脈溫情的人性流溢，讀來有著淡淡的人情之美。

小說講述了一個看似荒唐又有著現實生活依據的故事。湖南某地興起一種買碼（地下六合彩）的賭博活動。瞎子月滿是將近70歲的單身老人，無依無靠，以做買碼的莊家為生。村里的五個人向他買了碼后，未中獎，于是欠下他12.8萬元錢。在久久未能還錢后，月滿只好找村支書德順幫忙協調解決。按理來說，這種地下博彩活動所產生的經濟財務糾紛，法律是不予保護的，甚至還要成為各級黨委政府打擊的對象。但是基于農村的現實，德順在明知可能會涉嫌違法的情況下，還是充當了召集人的角色，讓雙方共同坐下來商議解決問題的辦法。面對月滿這樣一個無依無靠的弱勢者，欠錢的五個人沒有選擇賴賬，他們都承認自己欠月滿的，只是實在拿不出錢來。這透露出一個危險的信息，買碼活動已如一顆毒瘤，嚴重威脅著社會健康，即將釀造更大的家庭和社會悲劇。

作者的用意顯然并非單純抨擊這種社會罪惡。他的重點在于表現欠賬者如何償還債務的一系列舉動。他們先是去請退休教師姚先生，請他對所買的碼語進行解析，碼語往往是一個成語或一句古詩。姚先生禁不住軟泡硬磨，破例解了一碼，誰料竟被說中。大家一下子像被打了雞血似的興奮起來，再去請求姚先生解碼。無奈之下，姚先生只好再次對碼語作出解釋，且一再強調自己是胡說，當不得真。可輸紅了眼又初次嘗了甜頭的村民哪里理會他的規勸，幾乎拿出了全部的積蓄買碼。可這一次真的失望了，出碼的結果和姚先生的解語相去甚遠。與其他小說慣常所表現的瘋狂的彩民以極端手段報復泄憤不同的是，賭輸了的五個人，包括其他間接聽取解碼而投注的人，都沒有對姚先生有半句埋怨，而是愿賭服輸。五名欠賬者則自覺地商議如何償還月滿的債務。

民間的智慧和倫理在此顯現出來。幾經商議后，五個人達成了共識，以各自的優勢出力或出料，為月滿老人重新建蓋一座房屋，讓他告別飄搖欲倒的老屋，也以此折算價錢作為債務償還。這是典型的暖色幽默。喬遷新居那天，鄉鄰們應邀前來賀喜，他們沒有因瞎子月滿是快過氣的老人而敷衍，反而送禮“都往重里送”，最后的禮錢完全出乎月滿的意料。更難得的是，月滿接到大莊家女人的電話，得知其丈夫被政府抓走了，女人要撫養孩子上學，只有寄希望于月滿將欠他的4萬元錢還上，殊不知，那4萬元的欠款也是不受法律保護的。可月滿堅持要把這筆錢還給對方。由此可見，欠賬還錢、重信守義的品性在鄉村依然是那么的堅固，鄉村倫理有其堅韌的穩定性，在化解危機時，傳統道德理念的影響是巨大的，這是作家要著力表現的主旨。

小說中的姚先生可說是一個異數。大家都在為各自的利益奔忙，他卻依然固守著傳統的儒道文化，把遵守古訓、遺世獨立、清潔精神作為人生第一要義，保持著一名鄉村知識分子的人格操守。即使是迫不得已地為村民解碼，出發點也并非以此獲利，而是為了幫助他們走出困境，是一種扶貧救困的人格實踐。很顯然，作家在他的身上，寄予了自己強烈的人格理想。

我們也許會追問，在一個追逐利益的社會，小說中的故事是否可以找到原型，這種固守承諾、忠義醇厚的鄉村倫理是否有過于理想化的色彩。但據潘紹東在創作談中透露，故事來源于真實的生活。這多少讓我們有些釋然，在看似矛盾與沖突的人性掙扎中，其實隱藏著諸多難以解析的統一性，村民們既會不惜上當受騙地去買碼，由此可能導致傾家蕩產，可又能自覺地為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究其根源，還是一方水土滋養的倫理精神在起作用，正是這種鄉村義理的存在，才使我們不至于對現實和未來感到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