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接觸到科幻小說，是高一時從同桌那里搶來的一本《科幻世界》，雖然那一期都有哪些文章我已經不大記得了，但從此之后我便開始喜歡上科幻卻是肯定的，以至于最早看到街上有順豐快遞的車子時，下意識地就認為是某個科幻愛好者的座駕——那時，SF對我來說只有Science Fiction的意思。

在高中時，書店里除了凡爾納之外似乎并沒有多少科幻小說的書籍出售，因此《科幻世界》和《科幻世界·譯文版》就成了我閱讀科幻的主要、甚至可以說是唯一來源。現在想來，每月一期的雜志帶給我的期待和喜悅就像夜空中的星星一樣，將那段日子點綴得有聲有色。

《科幻世界》

高二一直在補課的暑假正是《三體》連載的時候，我現在都能清楚地記得有一個下午，放學后我手里抱著新一期載著《三體》的《科幻世界》走著，路上好像一點兒也沒有北方夏天的燥熱，有的只是耀眼的金色的陽光，我迎著陽光走回家，滿心滿眼都亮堂堂的。

這些閃爍的喜悅當然都是我珍貴且美好的回憶，可卻并不是科幻送給我的唯一的禮物，我更想要感謝的是科幻對我的啟蒙，它讓一個普普通通的高中學生開始一點點地明白，什么是運用自己的理性去理解與反思。

《三體》

我不會忘記最初讀到那些作品時受到了多么大的震撼，震驚于原來我面對的生活與世界竟然那樣復雜且豐富，以至于可以而且必須從各種各樣不同的角度和深淺去反復揣摩。

我常常說，是科幻帶我跨入了哲學的門檻，這不僅僅因為它讓我知道了羅素悖論、反證法、圖靈測試、機器人三原則、克拉克基本定律，或是知道了薛定諤的貓、拉普拉斯妖、麥克斯韋方程、熱力學三大定律、狄拉克海，抑或是知道了希羅多德、希帕蒂婭、萊布尼茨、煉金術與自然哲學、梵天濕婆毗濕奴等等，更是因為科幻以一種超越了科學的深度與普遍性關切著并且反思著科學本身的根據與局限。

我們正在經歷著一個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科技狂飆突進時代，有許多人都會不自覺地相信，科技再繼續發展下去，現在的一切難題和困境都能得到解決，難道我們不是比20年前進步得多了么？那時誰能想到智能手機、平板電腦、虛擬現實都能走進人們日常的生活呢？10年之前甚至都還愚昧地將上網看作一種疾病（網癮），可是現在有多少人能離開網絡？難道不是再過幾十年人們就可以治愈癌癥與艾滋病，開發出新型能源，提高糧食產量，讓所有人都能獲得物質的極大豐富嗎？

《2001太空漫游》

從歐幾里得與阿基米德到伽利略與牛頓，人類歷史花費了一千多年；從牛頓到愛因斯坦，只用了兩百多年；而從第一臺電子計算機實驗樣機的運轉到出現每秒運算速度以千萬億次為單位的超級計算機，卻連一百年的時間都沒有用到——對現代的科學文明抱持樂觀積極的態度似乎有著相當充分的理由和依據。然而科幻，卻在連打電話都還很新奇的時代就開始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對這一切提出了理性的質疑。

當然，我需要首先對我這種說法加以界定，因為并不是所有的科幻作品都具有這樣的特征（從超越科學的深度與普遍性反思科學本身的根據與局限），因為這一點在我看來，乃是我情有獨鐘的中國科幻相較于其他所有外國科幻而言最為鮮明的特點。這種看法可能會遭到許多的質疑和批判，我也不否認這可能是由于我文科生的背景以及閱讀作品數量有限等等原因所導致的偏見，但我仍然想先做出解釋。

首先，有些人可能會將我這種區分等同于軟科幻與硬科幻的區別，但在我看來，軟科幻與硬科幻的區分恰恰是以英語作品為代表的西方科幻內部的區別。就像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與阿瑟·克拉克的《2001太空漫游》等作品那樣，硬科幻多是以堅實可靠的科學理論與技術為基礎構想出一整個不同于人們日常生活的、科技高度發達的世界，它要求各個細節都盡可能地科學且準確，所敘述的故事與情節則要在與這些理論與技術背景相吻合的基礎上來發展，閱讀這些作品常會讓人不由自主地相信它們就是那樣真實存在、或者可能將會那樣存在。然而，這些作品由于將科技的宏大敘事當作首要任務，因此對于人文的關懷與思考方面便較為欠缺，即便有也是深埋在那些科技描述與故事情節的背后。

而如羅杰·澤拉茲尼的《光明王》、尼爾·蓋曼的《美國眾神》、甚至是博爾赫斯的《小徑分岔的花園》和《阿萊夫》這樣的作品，則多依托神話等非科學的因素來探討、反思某些與科學擦邊的、硬科幻無暇關注的問題。如果我們不將它們算作是奇幻，甚至僅僅算作虛構類作品的話，那么由于這些問題不那么理論化，所以便被簡略地算作與人文相關。

《光明王》

但就如《光明王》一樣，軟科幻并不一定與反思科學有關（當然如《1984》或《美麗新世界》等的確有著深刻的社會批判意義）。而且所謂軟科幻恰恰是由于自身與硬科幻的差異而被當作了軟科幻作品，也許準確說來，它們更應當被稱作非硬科幻。

簡言之，專注用科技理論為基礎構建整個背景世界和故事情節的小說乃是硬科幻，它們可以完全不探討什么問題而只保持過硬的科技細節與基礎，就像《安德的游戲》；而其他科技成分不那么過硬的作品則被統稱為軟科幻，并同時與硬科幻和奇幻作品保持著一種曖昧模糊的分界，例如頗具爭議的《銀河系漫游指南》《星球大戰》和今年雨果獎獲獎短篇小說《歲月靜如玻璃，年華砥礪于鐵》。

可是，這種區分從來沒有明顯地出現在中國的科幻作品之中，就拿普遍被認為是硬科幻代表的劉慈欣來說，無論是《地火》《鄉村教師》《朝聞道》《超新星紀元》《詩云》《鏡子》《贍養人類》，還是名聲大噪的《三體》，沒有一部作品不包含著作者對周遭世界的理解和反思，無論是人性與自然的張力、善與文明的脆弱，還是真理的意義、詩歌與美的問題，都在他的作品中淋漓盡致地體現了出來；而普遍被看作軟科幻代表的何夕，他的《傷心者》《六道眾生》等作品的基礎則仍然是不折不扣的數學與物理學。王晉康、遲卉、韓松、柳文揚等人的作品也無不如此。

另外，錢莉芳的《天意》、燕壘生的《天與火》、潘海天的《偃師傳說》、長鋏的《昆侖》和《溥天之下》等作品則是用現代科學的視角反觀中國古代的歷史與傳說，不僅軟硬兼具，而且提供了一種理解歷史新的視角和可能。

《天意》

因此，我首先想要指出的是，一方面，軟硬科幻乃是英文科幻內部的區分，而且本身具有一定的含糊性；另一方面，中國的科幻作品并不存在這種或軟或硬、非此即彼的選擇。因此，對科學做超科學的關懷和批判不僅不是軟科幻的專利、甚至不是軟科幻的必要屬性，它作為一種創作科幻作品的獨特導向與目的，與通常所說的軟硬科幻的區分沒有必然關聯。

第二，在中國科幻和外國科幻之間不做明確區分是現在較為流行的看法，就像科學無國界一樣，科學幻想為什么非要區分國別呢？中外的科幻作家不僅分享同樣的科學知識，而且由于科幻小說本就誕生在西方，所以中國科幻作家大多深受外國科幻名家名作的啟發，二者的區別真的能夠勝過其關聯性嗎？

難道中國作家寫的就不是科幻嗎？中國作家寫的當然是科幻，但是就像古希臘史詩既與雪萊、波德萊爾的詩歌不同，也與《詩經》和唐詩不同；《麥克白》和《牡丹亭》同為戲劇但是誰也不能否定其中的差異一樣，科幻小說也并非只能以某種或某些方式寫作，有區別除了意味著矛盾和否定之外，還可以代表特色與新意。由于近代以來科學主義在西方大行其道，科幻作家們同樣難以置身于這個潮流之外。因此，雖然阿西莫夫的《神們自己》對月球人生活的描述具有典型的古典風范，但是科學樂觀主義也同樣深植于他的思考與寫作，而這是許多經典的科幻作家所共享的基礎。阿瑟·克拉克的《童年的終結》雖然描繪了地球的毀滅，這種毀滅乃是為了成為另一種超智慧的存在，就像兒童長成大人一樣。而道格拉斯·亞當斯的《銀河系漫游指南》則以一種戲謔的態度對待地球被摧毀這件事情，與高級的外星文明相比，地球只是個違章建筑。

《銀河系漫游指南》

然而，這樣的樂觀和信心在中國科幻中相當少見，王晉康的《母親》設想強大善戰的外星文明會被人類的美與藝術所感化并折服，而《善惡女神》和《替天行道》則表現了對現代的醫學和生物科學的憂患。遲卉的《蟲巢》和《無窮無盡的大地》則將表面的落后與無知看作保護與包容，真正的宇宙卻并非如此。更不用說《三體》中那個游戲引發的恐慌（似乎接續著《朝聞道》的思考方向），沒有謊言卻無比冷酷的三體人（《鏡子》中有過影射），黑暗森林和歸零者了。為什么受那些西方經典科幻作品影響的中國科幻作家并沒有完全繼承前者對科學技術、乃至西方文明本身的信任呢？也許有人會簡單地將之歸為這些作家們的個人經歷，但是在我看來最根本的原因遠非這么簡單。

《善惡女神：王晉康科幻小說精品集》

曾經有朋友說過，中國科幻不像是小說而像在講哲理故事，因為不少作品沒有小說應有的豐富立體的人物和細節，而好像是為了講道理而來講故事。我深以為然，但這并不是否定而是贊揚——因為以講道理為目的的故事恰恰正是寓言，那個各個古老的文明都曾經擅長、但卻并沒有真正被繼承下來的寶藏。寓言的生命力、簡明性和豐富性正是被學術工業所鉗制的現代最欠缺的東西，后者如此盛行與理想語言的設想不無關系。

而如果我們的科幻作品能夠像《孟子》《莊子》《韓非子》那樣講故事，又為什么一定要像威爾斯他們那樣寫小說呢？在不斷被指責中國人沒有批判精神和創造力的今天，我們的科幻小說其實正在默默地證明，我們從未缺乏過反思和批判的能力和精神，并且由此走出了一條區別于西方主流科幻的自己的路。

舉例來說，《銀河系漫游指南》提出了追問“生命、宇宙以及一切的答案”的問題，而《朝聞道》也提出了“宇宙的目的”是什么的問題，但是兩位作者對待這個相似的問題的態度大相徑庭。道格拉斯·亞當斯諷刺性的調侃當然可以看作是英式幽默的典型代表，而且如此給出那個令人困惑答案也可能有著相當深刻的寓意。

可是相較而言，劉慈欣描繪出的對這個似乎無法解答的問題的恐懼更加讓我震撼和感動。也許有人會認為其中的情節太過夸張，真的會有人愿意為了知道幾個自己解決不了的問題而自愿赴死嗎？擁有高度智慧的外星人真的解答不出宇宙目的的問題嗎？難道這不是因為作者自己回答不了才如此假設的嗎？古往今來多少人都回答不了這個問題，結尾的媽媽面對女兒的問題有必要那樣害怕嗎？這種害怕是不是只是怕女兒重蹈父親的覆轍呢？對我來說，我愿意相信人類從未缺少過為理想而獻身的人，愿意相信科技高度發達的外星人也回答不出這個問題，也愿意相信真的有人為回答不出它而深深地恐懼著。

就像后來《三體》第一部里面的楊冬一樣——因為這個問題乃是一切科學和知識的根據與前提，如果它無解那么一切知識都將失去意義；同樣，恰恰由于這個問題關系的乃是科學知識本身的根據，因此完全無法用科學的任何方法和手段獲得解答，因為它超越了科學，是科學的基礎，就像黑格爾說我們無法拉著自己的頭發離開地面一樣。

劉慈欣

如此這般，這篇短短的小故事將我們帶到了被認為是哲學之根本的“形而上學”的源初含義上：物理學之后（meta-physics），它提出的乃是物理學后面的、與物理學息息相關但是更為根本的問題，當然也是超越了物理學等等科學的有效性范圍的問題。美妙的是，這個問題起源于科學本身。

將現有的或可能的科技理論、成就、創新以及發展傾向推到極致，從而自然而然地展現其中不可避免的、幾近自我否定困境與難題；或者反過來，將某些通常看來無用的、沒有價值的、沒有疑問的事情推到極致，從而顯現出它們本就具有的超越性的意義，是優秀的中國科幻作品常常展現出來的特點。而且更加可貴的是，他們沒有停留于提問，而是試圖去回答，或者至少給出自己的態度。

就像王晉康的《替天行道》不僅在十多年前就敏銳地注意到了轉基因作物可能出現的問題，而且那個以中國老農的形象出現的上帝批評將自殺基因置入小麥的做法的根本原因，并不完全是它可能引發的可怕的后果，而是因為“世上萬千生靈都有存活的權利”這一個亙古不變的理，因為那些人“為了少數人私利而去戕害自然”。這個道理看上去似乎太不科幻、太平常了，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期待一種更科幻的、例如描述將會產生某種很出乎意料的危害并解釋為什么的結尾，但我希望不會有這樣的期待，因為作者已經給出了最好、最源初的原因，可以說，將它當作根本原因恰恰體現了中國科幻的獨到之處。這不僅僅是軟科幻或者人文關懷的問題，而是一種對世界和人的根本性理解。于我而言，這已經是某種意義上的哲學了。

《趁生命氣息逗留》

當然，肯定有人會提出質疑，難道羅杰·澤拉茲尼的《趁生命氣息逗留》，或是《黑客帝國》《逃離克隆島》等影視作品不也是在對科技與人性進行反思嗎？將這一點當作中國科幻的特點會不會太過草率？當然，我不會否認這些作品與上面提到的主題和方法有吻合，但是我將之看作中國科幻的特征并不意味著只有中國科幻才這樣做了、而任何其他科幻作品都沒有這個維度，事實上，我是指我們的科幻集中體現了這樣的特點。

一方面，西方科幻兩百多年的歷史產生了大量的經典作品，其中當然有多少具備上述特點的作品，但是毫無疑問它們的比例并不大，而且多少還存在著一些具體的差異（語言本身及其背后的文化傳統對科幻作品的影響力遠超一般人的想象，然而本文無法完全展開這些細節性的討論）。而中國科幻的創作不過幾十年歷史，而且只局限于少數人的范圍之內，但卻極為明顯地出現了這樣多特點鮮明的作品，這是我將之看作特點的原因。另外，影視和文學本就差異很大，而且中國的科幻電影似乎尚未成形，因此我的討論并沒有涉及科幻電影等問題。

陳康先生在譯注柏拉圖的《巴曼尼得斯篇》時的理想是“讓外國學者以不通中文為憾”，同樣的理想或許也可以合理地作為中國科幻文學的目標。如果我們能夠提供一種不同的理解世界的方式與視角，也許無需外國人認可的加持也可以堅定地相信自己所走的路，無論我們的科幻小說有沒有得獎、有沒有被外國人贊美，中國科幻本身的價值都不會因為這些外在的因素而增加或消減。想要產生基地系列那樣的經典作品，只能靠一代代科幻作家們的克紹箕裘與筆耕硯拓，而不是外在的宣傳或普及，后者至多只能起到錦上添花的作用罷了。與之相應，我們應當對中國科幻抱有足夠的自信，畢竟這些已有的作家和作品已經邁出了相當成功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