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農村題材小說創作一直與中國農村的歷史進程緊密相連。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農村大致經歷了三次深刻的歷史變革。第一次是解放初期集體化運動，第二次是改革開放初期的恢復聯產承包責任制，第三次應該就是正在進行中的城市化進程。這三次歷史變革都為小說創作提供了巨大的題材資源，也確實成就了農村題材小說創作的階段性繁榮。

第一次變革在文學上的呈現主要是以《創業史》為代表的長篇小說，第二次變革帶來的主要是以《臘月·正月》《芙蓉鎮》等為代表的中短篇小說。這些作品直面現實，以其厚重的歷史感和現實感產生過巨大的社會反響，已然成為中國當代文學的經典，其價值和意義多年來已經得到充分的闡釋。

《白鹿原》的面世時間介于第二次和第三次變革的間隙，敘事的時間也從進行時轉向過去時，通過家族史的書寫，整理并不久遠的歷史，體現了作家的史詩性追求。《白鹿原》的巨大成功刺激了國內長篇小說寫作追求史詩性的風潮，此類題材和風格的長篇小說大量涌現。究其原因，除了《白鹿原》的示范效應之外，20世紀90年代中國農村正處于兩次重大變革的間歇期，沒有提供足夠的題材性資源，可能也是當時小說敘事轉向回望的重要因素。

上述作品有一個共同的敘事特征，就是在歷史的標準和美學的標準之間，更多地選擇了歷史的標準，更多地關注歷史而非歷史中的人，對個體人物的刻畫服務于對歷史進程的表現，所以對現實題材本身有著較強的依賴性，敘事角度也大多以第三人稱全景式敘述為主。

相比較，表現第三次農村深刻變革的作品，在敘事方面呈現出更多的多元化特征。在眾多的相關作品中，非虛構類作品更多地延續了前述作品的敘事特征，如梁鴻的“梁莊”系列和黃燈的系列散文等直面這個進程，反響極為強烈。而部分小說作品呈現出新的特質，更多地以美學的標準完成對農村變革的書寫，更多地關注歷史進程中的人。人物在小說中的主體地位得以確立。敘事技法上也不再孜孜以求全景式的呈現和結構上的完整有序。如近兩年面世的羅偉章的《聲音史》和付秀瑩的《陌上》。

《聲音史》以聲音為重要的敘事工具，通過人物的感覺和命運講述一個村莊從穩定到衰落的變遷。其敘述是可感的、跳躍的、象征的，歷史的進程不再處于敘事的前臺，而轉入幕后。《陌上》則借鑒中國傳統的散點透視和白描技法，干脆放棄完整有序的敘事結構，冷靜地專注于眾多人物的描繪。這兩部小說給批評和闡釋帶來了一定的困難。批評界在解讀時不再像解讀前述小說文本時呈現出高度的一致性，而產生了不少歧見和爭論。爭論主要體現在敘事結構和技法方面，其實結構和技法的變化源自美學原則的變化，就此而言，這兩部作品具有了某種程度的現代性。這種現代性主要不是源于形式的借鑒，而是基于中國本土經驗的生發。嚴格來說，它們不宜再被稱為農村題材小說，因為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題材的規定性，題材本身不再具有超越性的意義，而只是人活動的場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