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年來，長篇小說在一些方面有所突破和進展，呈現新的格局和面貌。具體來說，長篇小說重新重視人的社會性存在，贏得社會廣泛關注；努力探索人的精神高寒地帶，凸顯靈魂重量；顯示真正才華，構造結實文本；深度開掘人性，強化文學感染力；以史實支撐虛構，以紀實性征服讀者。五年來的長篇小說創作是繼續前行的，從一些方面觀察是大有斬獲的，令人欣喜。”

中國小說家主攻長篇小說創作已經有幾十年了，不能說誕生了多少偉大作品，但創作經驗逐步積累豐富，創作觸角全面延伸，創作質量不斷提升，出現了許多優秀作品。近五年來，長篇小說又在一些方面有所突破和進展，呈現新的格局和面貌，其中令人印象深刻之處包括：

第一，重新重視人的社會性存在，贏得社會廣泛關注。文學的中心是人，人的社會性存在是其重要屬性，尤其在一定國情下，社會性存在更應成為文學的表達內容。周大新《曲終人在》、陶純《一座營盤》和苗長水《夢焰》在同一方向做出努力，反映了部隊作家的社會責任感。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沒有回到使文藝成為社會學文本或文藝為政治服務的老路上去，而是更加自覺地堅守以寫人為本位，特別在刻畫理想人物形象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績。周梅森《人民的名義》直接反映了某省十八大后的反腐斗爭，折射出新的政治形勢，獲得讀者追捧，說明文學寫人無法脫離時代與現實。《曲終人在》中的歐陽萬彤，是一個較為正直的、守底線、致力造福桑梓的好省長，但他是“現實人”，并非大公無私，走上仕途是出于不受人欺負的動機，為了娶縣長的女兒，曾不惜與未婚妻分手，但這個人物是有血有肉、值得信任的。目前，涉及重大社會矛盾的創作是有難度的，如何塑造好“正面人物”已成突破的關鍵，而這些作品的問世無疑為此提供了可貴經驗。

第二，努力探索人的精神高寒地帶，凸顯靈魂的重量。文學的精神性寫作，是形而上層面的，類似哲學層次、宗教層次的寫作，與世俗性寫作相對。在越來越趨于務實的現實文化語境下，在文學為新聞所擠壓的意識形態下，這一寫作的價值愈發彰顯。徐則臣的《耶路撒冷》中，一個中心事件是少年景天賜割腕而死。對于他的死，朋友初平陽、楊杰、易長安等人有一點責任，但責任不是很重。許多年過去了，他們還是放不下，相聚在一起，意在贖罪，這顯然大大超越了新聞題材的意境。喬葉的《認罪書》是追究一些普通人在“文革”浩劫中的行為和責任，追問他們有沒有過懺悔，答案可以想見，也發人深省。張者的《桃夭》中，當年的大學生們處在“詩情的全國性消退”中，發生了一起交通肇事案后，案情并不明朗，但律師鄧冰一定要證明自己撞人有罪，同學們瞞著他做了一場模擬審判，安慰了他的靈魂。靈魂，這個字眼兒在這些作品中是有特殊重量的，關于真理、真相、正義、良知、同情、懺悔、救贖、寬容、博愛等精神范疇也是有重要價值的。這些創作開始脫離當代文學的傳統領地，探索人類精神的高寒地帶。

第三，顯示真正才華，構造結實文本。長篇的篇幅不等于重量，寫出像《百年孤獨》那樣有質量而質量又得到巨大壓縮的作品，才是長篇意識的成熟。這幾年里，也的確出現了這樣的作品。王躍文的《愛歷元年》只是寫一場婚姻內的愛情，無甚宏旨，但作者表現出的文學才華是令人敬佩的。人們給小說家以高度的榮譽，是因為他有特殊技能，首先是惟妙惟肖的摹仿的技能，而王躍文的摹仿才能驗證他是真正的小說家。閻真的《活著之上》是一幅鳥瞰當下大學校園的全景圖，具有短篇的精致、中篇的懸念和長篇的厚度。讀它要比讀一般小說慢得多，不是因為它晦澀，而是因為它質地緊實，如鐵樹的木質那樣細密，幾乎大部分段落都有值得咀嚼的地方，不存在閑筆。在藝術質地而不是分量上與兩部作品可以媲美的還有路內的《慈悲》和弋舟的《我們的踟躕》。《慈悲》把工廠寫得毫不枯燥，把父輩經歷寫得惟妙惟肖，兩方面都攻堅克難、順風順水，看得出作者具有非常號的創作前景。《我們的踟躕》將兩性間始終躑躕于是不是愛、有沒有愛的感情姿態寫得細膩到位，折射出現代人的一種精神困境，篇幅不長，但表現了出色的藝術感覺。《裝臺》作者陳彥在戲劇界工作幾十年，看慣了舞臺上露臉的人，但寫小說卻專寫不露臉的裝臺的一伙人，顯示出獨到的眼光和純文學精神。賈平凹的《老生》借一個活了100多歲的唱師之口，串起4個發生在秦嶺下的故事，呈現了現代中國的成長縮影。阿拉提·阿斯木的《時間悄悄的嘴臉》講述關于時間與嘴臉的故事，為現代漢語寫作注入了新的文體、新的質地、新的活力，給讀者帶來較強的沖擊力，預示著漢語言文學與多民族文學融合發展創新的廣闊前景。

第四，深度開掘人性，強化文學感染力的創作。中外文學史表明，大部分經典作品都以揭示人性見長，以此獲得較強烈感染讀者的基礎。在這方面，以往我國長篇小說相比中短篇小說而言并不發達，近年來有加強的趨勢。蘇童的《黃雀記》講述了保潤、柳生與仙女間一個延續了20多年的青春故事，格局不大，但有如蘇州園林那樣精致，揭示了青春的殘酷以及隱晦、扭曲的人性。韓少功的《日夜書》是一部知青題材作品，作者將這個老題材寫新，幾乎沒有涉及知青的社會與政治含義，而著重寫不同青年的不同性情內涵，他們自身決定著自身的命運，使題材獲得新的生命力。劉慶邦的《黑白男女》以礦難后遇難者家屬的生活畫面展開，書寫了絕境下人繼續生存的勇氣和堅韌，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同情、悲憫和愛，寫出了人性的良善和人群的溫暖。遲子建的《群山之巔》寫一個北方小鎮上幾個身世性情迥異的小人物，在群山之巔各自的滾滾紅塵中尋找出路，經歷生死哀樂，呈現了復雜的人性與神性交織的鏡像，具有直指人心的力量。趙本夫的《天漏邑》從特殊角度描繪了抗日戰爭景象，小說中人物都是復雜多面的，使戰爭不僅是戰爭，也是一場人性的較量與格斗。這些作品，由于獲得了人性的力量，其感染力是深切而綿長的。

第五，以史實支撐虛構，以紀實性征服讀者。如今，長篇小說已不再是虛構和想象的一統天下，歷史與現實的真實越來越多滲入小說，在幻象的架構中承擔更重要的作用。這不僅由于讀者對歷史真實天然生發親近感，也由于歷史真實亟須打撈與搶救。范穩寫《重慶之眼》之前，對抗戰期間重慶大轟炸時主要的災難性事件，以及后來重慶對日索賠原告團事件做了大量調查，雖寫成長篇小說，但保留了許多事實真相，對讀者閱讀心理上產生的沖擊是顯著的。同一作者的《吾血吾土》紀實性更強，幾乎完整地再現了松山戰役可歌可泣的戰爭過程。何頓為真實寫照抗戰歷史，耗用大量時間自費走遍大半個中國，考察當年戰場遺址，采訪老兵，尋找當事人及親友后代，連續創作了《來生再見》《黃埔四期》等作品。《來生再見》通過個人視角寫出了當年長沙會戰、常德會戰、衡陽保衛戰等的闊大場面，很大程度上展現了這些戰役的原貌。《黃埔四期》則通過兩名黃埔軍校畢業的軍官的征戰歷程，描繪了大大小小數十場戰斗的面貌，幾乎全面重現了整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的圖景，現場感強烈，氣勢恢弘。李駿虎的《中國戰場之共赴國難》描寫了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在毛澤東領導下，為奔赴抗日前線，組成了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東征山西，通過政治談判和反圍剿直接促成了"西安事變"的發生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的經過，披露了鮮為人知的事實，以史詩筆調取得小說的成功。應該說，這類創作方興未艾，適合現代讀者脾胃，還可能獲得較大發展。

第六，堅持實驗創新，實行文體變革。一個時期以來，長篇小說嘗夠了文學實驗的苦頭，基本回復到以寫實為基調的創作道路上來。但藝術探索并無止境，仍有部分作家不愿重復已有經驗，勇敢開拓，貢獻出實驗新作。范小青的《我的名字叫王村》采用虛實相間、莊諧雜糅、邏輯錯亂、懸念倒置等修辭手段，繪制了一幅寫照世道人心的變形和夸張的圖畫。重要的是，雖然作者在講述著一些人們沒有過的荒誕經歷，但人們在體驗上并不感到過于陌生，這部作品的實驗是成功的，刺激了人們久已麻木的神經。趙蘭振的《夜長夢多》也許是新時期以來最為著力和具有代表性的一部魔幻現實主義作品，構思和寫作花費17年時間。小說里的噓水村發生過許多神奇的事件，但所有怪異的描寫，在作者那里都是認真的、精細的、如實刻畫的，能使讀者沉浸于作者所構造的現代神話的意境里，其中又濃縮進人們對現實生存形態的記憶。一向極扎實寫實的胡學文，也忽然拿出《雪梅花》。故事中日本侵略者們遇到了來去無蹤影的抗日武俠的襲擊，反復出現的柳葉刀、血梅花等意象易于使人想起傳統武俠小說，但敘事策略完全不同。作品的敘述軌跡令人眼花繚亂，在兩兄妹的兩種視角間穿來穿去，恰若柳葉刀一樣往復穿梭，同時間雜時空倒錯，造成撲朔迷離的閱讀效果，構成一種講述的圈套。這類創作獨辟蹊徑，別開生面，為當前長篇小說注入了新鮮成分和活力，也是不可或缺的。

總之，五年來的長篇小說創作是繼續前行的，從一些方面觀察是大有斬獲的，令人欣喜。當然，也不能由此說，長篇創作正由高原走近高峰，那路還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