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學創作和評論近年、當下存在兩翼，一個是向傳統去汲取和看取經驗，一個是繼承先鋒文學的經驗，進行具有先鋒精神的敘事探索。”

五年來小說創作尤其是長篇小說創作，在累積中國經驗和進行中國敘事的探索方面，是成績斐然的。能夠取得不俗的成就，其實與作家們在立足現實、接續傳統和向傳統借鏡之余，還能夠進行富有先鋒性探索精神的藝術實踐是分不開的。當代文學創作和評論近年、當下存在兩翼，一個是向傳統去汲取和看取經驗，一個是繼承先鋒文學的經驗，進行具有先鋒精神的敘事探索。

接續傳統，其實自20世紀90年代即已發軔，近五年來這條脈絡也很清晰。趙本夫的《天漏邑》堪稱近年長篇小說的佳作代表，小說作了敘事上具有先鋒精神的探索，但它對中國古典小說傳奇文體資源和經驗的成功借鑒，亦是毫無疑問的。金宇澄的《繁花》將近半個世紀的上海生活和家長里短方方面面俱娓娓道來，讓人重溫古典話本小說的講述體風格。小說借用說書人的形式，與讀者——聽書人在彼此需要當中，產生了這樣一個小說文本。作者自言：“話本的樣式，一條舊轍，今日之輪滑落進去，仍舊順達，新異。”有人從中讀出了《繁花》是向《紅樓夢》致敬的作品，有人從中讀出了《海上花列傳》的精神韻致——可以說它是對滬上文脈、古代文學文化傳統的一種命脈傳承。

滑入舊轍的今日之輪，不止金宇澄。賈平凹可能是當代小說名家中對古代體悟最多最深的一位，傳統如墨透紙背一般，浸潤了他的文學創作。《帶燈》后記中，他寫道：他由“喜歡著明清以至30年代的文學語言”，轉而“卻興趣了中國西漢時期那種史的文章的風格”。無論哪種風格，都表明他對古代文學的偏好和文體風格的借用，《帶燈》有對中國古典史傳傳統和傳奇文體特征的參鑒。《老生》中，他把陜西南部山村的故事從20世紀初一直寫到今天，其實是現代中國的成長縮影。小說通過一個唱陰歌的、長生不死的唱師，來記錄和見證幾代人的命運輾轉和時代變遷。通過一個《山海經》，賈平凹幾乎是將整個20世紀的歷史接續起了中華民族的史前史。在賈平凹的讀書札記里，可以知曉賈平凹是反復披覽《山海經》的，甚至猶覺不足、還曾特地跑到秦嶺山中去一一對照。這樣來看，他化用《山海經》入小說，就一點也不奇怪了。《極花》里，賈平凹如數家珍地細數自己“我的寫作與水墨畫有關”，闡發如何以水墨畫呈現今天的文化、社會和審美精神動向，以一部《極花》寫出了中國“最后”的農村。韓少功的《日夜書》以近10個主要傳奇人物的敘事組合而成長篇，很得古典筆記體傳奇小說的精髓，寫出了后知青一代的精神史。

遲子建的《群山之巔》差不多是用一種野史雜傳的筆法為龍盞鎮的眾多小人物畫像立傳，小說在辛開溜、辛七雜、辛欣來、安雪兒等人物的傳奇組合結構當中，見出作家向中國古典小說史傳與傳奇傳統借鑒的功力。付秀瑩的《陌上》采用了古典小說散點透視的筆法，語言詩意、詩化，顯示了抒情傳統在當代的傳承，又不失明清白話小說的韻致和古典的韻味，有人禁不住要去找尋它與《金瓶梅》和《紅樓夢》的傳承與關聯性。石一楓以《世間已無陳金芳》《營救麥克黃》《地球之眼》等中篇小說和最新長篇《心靈外史》，被認為是以創作接續了中國自新文學以來最為重要的一條文學流脈——社會問題小說。這是近代和現代的傳統，為講述中國故事、積累文學的“中國經驗”，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近五年，當年的先鋒作家皆有新作問世，蘇童的《黃雀記》、余華的《第七天》、格非的《江南三部曲》《望春風》、北村的《安慰書》等，從中可見先鋒作家藝術主張與寫作實踐的有意調整，昭示出先鋒作家從先鋒向常態化回調的一種努力，也在提示我們，先鋒文學經驗在今天是否還可能存在，并且以何種方式在繼續生長和變異？有的作家直接將現實事件乃至新聞事件“以一種‘景觀’的方式植入或者置入小說敘事進程”，是值得警惕的，越來越依靠新聞事件和材料來寫作，所滋生的弊端顯而易見。

評論與創作是存在相關性的，在近兩年以“先鋒文學三十年”為主題的系列紀念活動中，大家圍繞相關話題展開討論，很多刊物都開設過“先鋒文學”回顧、反思和總結的專輯。當然，對于先鋒文學精神，并不僅僅是停留在紀念層面，文學期刊和出版社，也仍然在以實際的舉措，探索先鋒文學精神與文學經驗的當下可能性。《花城》雜志刊發了呂新的《下弦月》、北村的《安慰書》等帶有敘事先鋒探索精神的作品，具有重要意義。如北村的《安慰書》，在較好處理了文學與現實的關系之外，依然可見潛藏于其中的先鋒精神和作家著意所作的敘事方面的先鋒性探索，已經堪稱先鋒文學轉型或曰續航的佳作。

近年來，非當年的先鋒派作家，在寫作中反而往往頗具敘事方面的先鋒探索精神。近年來的海外華文作家，像陳河、張翎、嚴歌苓等，他們通過敘事結構和敘事策略方面的先鋒性探索，以其創作在構建一種中國敘事和中國形象。且不說陳河《甲骨時光》在多維時空交錯、迷宮式的敘事結構等方面的卓異探索，就是嚴歌苓，也不斷在敘事結構和敘事策略方面孜孜以求，不斷探索。她的《媽閣是座城》在結構、敘事以及由之關涉的對人的情感、人性心理表達的種種曖昧繁復等方面的寫作嘗試，對于當代小說如何在形式方面，如何在結構敘事等方面獲得成熟、圓融的現代小說經驗，提供了不無裨益的思考并且具有一定的示范意義。另一長篇《上海舞男》，小說故事核看似俗套——有錢女包養了舞男的故事，但小說在敘事方面的探索，是值得稱道的。小說“套中套”敘事結構的彼此嵌套、綰合，那個原本應該被套在內層的內套的故事，翻轉騰挪被扯出小說敘事結構的內層，兩套敘事結構的故事平行發展而又互相嵌套，不止是互相牽線撮合——綰，還要水乳交融，在關節處還要盤繞成結——綰合，還要打個結兒為對方提供情節發展的動力。毫無疑問顯示出海外華文作家“中國敘事”所具有的先鋒性。嚴歌苓最新長篇《芳華》則顯示了另一種不一樣的敘事探索。張翎的《流年物語》《勞燕》在“中國敘事”時也進行了諸方面的敘事探索，“物”或者“動物”的敘事視角，兩個長篇里都有采用。《勞燕》還采用了三個靈魂——當年在美軍月湖訓練營是朋友的兩個美國男人和一個中國男人在201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戰敗70年后相聚，每個人吐露自己所掌握的那一部分真相，以多聲部的敘述和追述，還原和補綴出當年發生在月湖的全景歷史。似乎是一種“鬼魂敘事”，其實已與海外華文寫作中素有的“鬼魂”敘事傳統——其慣常的魔幻現實主義意味、西方人的東方想象、某種后殖民文學的色彩或者兼而有之——有著根本的不同。也與有的作家以新聞素材拼貼入小說的“鬼魂”敘事迥然有異。在素材和寫作上，開啟抗日戰爭敘事的新維度。趙本夫的《天漏邑》極為可貴的既繼承了中國古典的傳奇小說的敘事傳統，又在敘事結構、敘事策略等方面體現出了敘事的先鋒性探索精神。小說提供了一個在中國古典傳奇小說文體資源之上進行敘事的先鋒性探索的典型樣本。其實也在告訴我們，汲取傳統和向傳統借鏡與敘事方面的先鋒性探索，是可以并行不悖、渾然圓融為一體的。

近年的長篇小說寫作還在提示我們，文學創作在當下重新建構宏大敘事的可能性。次仁羅布的長篇小說《祭語風中》中，我們可以看到當下長篇小說建構新的宏大敘事的可能性。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的新歷史主義思潮，對于糾偏或者說補充“十七年文學”兩種基本類型的小說《紅旗譜》和《創業史》那種宏大的民族國家單線歷史敘述的方式是有價值和意義的，但也帶來了宏大敘事文學作品的弱化和被遮蔽。在這種情況下，重構兼具文學性的宏大敘事長篇小說的意義和價值，是讓人心懷激動的。《祭語風中》等小說，承接了“十七年”時期宏大敘事闡釋社會現實和歷史“本質”的傳統，又創造性地轉換了中國傳統文化，繼承了先鋒文學的敘事經驗，在敘事形式上進行了多方面的探求。

此外，近五年，抗日戰爭敘事佳作迭出，有宏大敘事的佳作，也有開辟抗日戰爭敘事新維度的作品。《瘋狂的榛子》《重慶之眼》《己卯年雨雪》《天漏邑》《勞燕》等作品，值得關注和研究。小說家們以勤奮的寫作，踐行和展示漢語文學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