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崛起的時代是報告文學在中國文壇異彩紛呈的背景，“講好中國故事”又為報告文學創作的實踐提供了積極的推動力，高品質的、耐讀的、有文化品位的報告文學作品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關注。

報告文學在創作實踐上已經發生了一些認識上的變化，比如，傳統報告文學所強調的“三性”問題，在今天的創作實踐中已經變異。

“三性”，即報告文學的新聞性、論說性、文學性。報告文學的“新聞性”指的是什么？是要代替新聞報道還是站在事件外部的重述？這與其他形式的文學創作有什么本質的區別嗎？作品中敘事人不斷的現身發聲、過多的論說與評價已經使得作品受到了嚴重損傷，我們還能夠強調其道德的、倫理的、哲學的評價嗎？報告文學“文學性”的特征也正在受到沖擊。報告文學當然要有“文學性”，但創作的實踐可不是這么回答的，某些作品已經完全消解了文學敘事的審美品格，以更加客觀的、冷峻的敘事方式在呈現事件與人物。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一些作品，如《切爾諾貝利的回憶：核災難口述史》《鋅皮娃娃兵》等作品都是以“口述實錄”的方式記錄事件當事人的經歷與苦難。為了客觀與真實，作家幾乎就是一個誠實的、機械的聲音記錄者，并無個性的獨立的文學聲音的出現，正是因此而讓人感到了一種切膚的震憾與驚訝。作家在這里追求的并非是“文學性”，而是追蹤本相與真實。現代報告文學創作中，敘事者有意隱藏身份而“粗糙地”、“原始地”呈現事件的方式被某些作家所接受與運用。客觀的敘事效果要遠比哭天抹淚、跪地長嘆的方式帶來的張力要大。

對于報告文學的討論應當從故事層面回到話語方略。查特曼在他的《故事與話語》中提出：“故事是敘事表達之內容，而話語是該表達之形式。”也就是說，我們討論報告文學的真假、虛構與非虛構等等問題是在“故事”的范圍內考證與自說自話。按照普羅普在《故事形態學》中的分析，故事是有限的、可數的，在看似豐富多彩的故事表象背后，其實是一些簡單而明晰的世界，無非是真假、善惡、愛恨、情仇、生死、本能等。但是，講述這些故事與事件的方式則千差萬別，也就是話語形式卻是多變的。同樣的故事，在不同人的敘述下卻有著驚人的不同。因此，探討講故事的方式，也就是話語（形式）方式要比故事（內容）重要得多，但是，報告文學創作的話題卻總是把注意力和精力用在故事而非話語上。

這就回到了問題的本源：報告文學是否有自己獨立的話語體系，在虛構與非虛構之間是否具有一條鴻溝裂隙的存在。報告文學在文學性、“真實性”和新聞特質等方面是否真的具有某種不可侵犯的勢力范圍？這些問題涉及到了報告文學存在與發展的大計方針，因此是值得討論的問題。

首先是敘事身份的問題。

報告文學創作與其他的文學體裁一樣具有敘事文學的基本特征，它追求的是真實、真相、真理，只是表達的方式略有區別而已，甚至在某些時候，這種區別都是沒有的。有些人認為“非虛構”的報告文學就絕對不能有虛構的成分，但是，“非虛構”的敘事真的可以“絕對”脫離虛構的方式嗎？一個簡單的道理是，當一個作家以“真實”的狀態去敘述某個具有是非問題的事件時，他真的能夠保持“真實”的敘述姿態嗎？要知道，在敘事中，只要作家開口他就是有立場的，他所謂的“真實”與“客觀”僅僅是站在他的角度和立場上得出的，而如果稍稍換一個視角、站在反對者的立場上，那么，敘事者的所謂真相便是虛妄，甚至是虛假的，他的真實又如何站得住腳。

因此，報告文學的真實性只是站在一定立場從一定身份出發的真實。從通常意義上來講，我們自然會表達“真善美”，但所有的價值判斷，尤其是道德判斷都是相對的，是具有身份性的。在“時代報告”的文學中，提倡“歌頌”還是“揭露”更具有相對性。世界其實是雜性的，雖然有價值判斷與道德規范，卻要看判斷的權利在誰手上。也就是說，誰來說，決定了說的方式、說的結論，以及說的美丑。敘事身份決定了敘事的指向。

第二，呈現與講述的問題。

單一的敘述帶來的是單一的視角與聲音，是固定的受限的視域，因此得出的結論與效果也是單一的帶著偏見的。對于一個“犯了錯誤的好干部”我們怎么去描寫？對于一個“有缺點的英雄”如何表現？在單一的視角下，我們的敘述會停留在極端的好與壞的判斷、簡單的善與惡的評價中，單一的敘述給我們帶來的是成見與符號化的結論。

當我們的這個時代提倡正面歌頌與“正能量”寫作而使作家忘記了追求真理與真相的“初心”時，我們會變得固執己見，我們會失去冷靜的判斷。但是，當我們只以歌唱者的姿態去描寫事件時，我們就會自然地排斥那些矛盾與陰暗的存在，有時我們看待對象的錯誤都是帶著愛憐的心態，把丑陋裝扮成可愛，把污言穢語粉飾成親民，把霸道匪氣說成是自信大度，這就失去了作家們念念不忘的“真實”和對真理的追求。

如此，報告文學創作的本質是“擺事實”，無關乎“講道理”，甚至有時是拒絕“講理”的。作家所講述的事實就是一種傾向，就是在“講道理”。因此，作家講什么本身就已經透露了他的真實想法，為什么要展現這一個“事實”，而不去講其他的“事實”，為什么這樣講而不是那樣講，這本身就是一種價值判斷。一個作家沒有可能把全部的事實都呈現出來，這就使他有了選擇事件的自由，而這個自由就是作家的價值取向。

第三，敘事時間。

時間指的是故事和話語兩個層面的問題。這里依然存在著故事時間和話語時間兩個具體的時間系統，是報告文學較少涉及的技術問題。

從某種意義上說，所有的敘述都是事后的追述，無論是報道剛剛發生的事件，還是報告100年前的某個事件，都是在事件發生后的補述。這存在一個問題，就是所謂的“現實”是指多長時間跨度的“現實”？一個月前發生的事件就要比100年前的那個時間更“現實”嗎？無論事件的跨度多長，作家所要做的是“復元”現場，從相對客觀的視角恢復到事件的“現實”中去，因此，與事件保持的時間距離是沒有意義的。今天的“現實”10年、20年之后都是“非現實”。因此，從本質上說，故事時間的長度并不重要，話語的時間長度才具有敘事意義。

時間涉及到三個特性，一是時間的順序，二是時間的跨度，三是時間的頻率。報告文學創作追求的是“真實”，因而對于時序的要求就過于苛刻，乃至于早晨、中午、晚上的次序從未出現過變更。但事實上，我們的話語有時并非完全以此為據，甚至是“語無倫次”地講述，這使得報告文學嚴格恪守的時間“真實性”受到了某種嘲弄——誰說一定要開始、中段、結尾地去寫？誰說一定要從左至右地讀？故事時間指的是報告文學所描述的時間系統，而話語卻未必。

今天的中國報告文學需要探討的領域等待著擴展與深化，不能僅停留在真假是非等那些被討論過無數次，并且很少出現新意的問題上，也就是我們需要稍稍離開報告文學的“故事”領域，而要更多的去探討報告文學的“話語”系統，也即形式問題。這是基本觀念的建立問題。形式與手段是提高報告文學創作品質的根本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