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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河落天走東海，萬里寫入胸懷間。”那些影響和改變歷史的事件，大多內蘊這樣的脈絡：有什么樣的文化格局與氣度，就會導致什么樣的歷史走向。

2000多年前，漢武帝偶然得知西域有個月氏國亦想反擊匈奴，“因欲通使”，郎官張騫即應募。然而，張騫歷盡艱辛十余載未能如愿，卻帶回些奇特的見聞，漢武帝也已不再抱守夾擊匈奴的初見，而是對西域諸國生出“以義屬之”“威德遍于四海”的雄心。他先是讓張騫派出四路使者以圖打開聯絡身毒國（古印度）的西南通道，后又“拜騫為中郎將”再次出使西域。

在今天一些人看來，漢武帝的開放心胸乃是為了懷柔遠人，屬于“天下中心觀”支配下國力強盛時的典型反應，然其時又并未以“夷狄”而是以“外國”來稱謂和對待陌生的國度，顯然包含的是中華文化平等交往的態度。

由此，東方通往西方的道路開通，絲綢之路開辟，東西方文化交流開始在世界文明史上蔚成大觀。在這一過程中，中華文化的“走出去”與“引進來”相輔相成，德化天下與兼容并包相映生輝，彰顯其開放包容的格局氣度。

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有過這樣的概括，中華文化放射于四周之影響，既遠且大。北至西伯利亞，南迄南洋群島，東及朝鮮、日本，西達蔥嶺以西，皆在其文化影響圈內；更遠如歐洲，溯其近代文明之由來，亦受中國之甚大影響……十七八世紀之所謂啟蒙時代理性時代者，亦實得力于中國思想（比如儒家）之啟發，以為其精神來源。

中華文化“海納百川，有容乃大”，非有對本民族文化的充足自信，則不可能有如此的包容力。柏楊《中國人史綱》寫道：“在唐朝，中國當時被各國崇拜的程度，遠超過其他兩大超級強國，因為東羅馬帝國和阿拉伯帝國對宗教是排斥性的，只有中國對各種宗教兼容并包。”

然而，面對外來文化，中華文化卻不是囫圇吞棗地接受，而是有一個吸收、消化、融合、創造的過程。中華文化融合力的一個重要方面，就體現在外來文化的中國化。這種中國化，離不開外來文化本身的開放度，但更重要的是中華文化本身具有開放包容的大格局，更有融合創造的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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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學者馬君武在分析東西方文明異同時認為：“歐洲者，因襲文明之國也，故其國民能受文明，且重積之。亞洲則創造文明之國也，已有文明，常不愿復受自他來之文明。”

的確，與歐洲文明一開始就在交融“因襲”中發展不同，我們的先人在相對獨立、相對隔絕的“天下”域內，獨自形成了以中原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構想，而中國更成為一個文化共同體。

在先秦時期漫長的歲月里，諸子百家相互交流爭鳴，文化殊為繁榮，成為中華文化養成海納百川、兼收并蓄稟賦的活水源頭。可以說，中華文化已成一個獨立體系，具備自我發展、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其海納百川的開放包容胸襟，兼收并蓄的融合創造智慧，實為中華文化縱貫古今的血脈基因。

然而，這種“天下中心觀”也容易生出一種“自大封閉”心態，不思進取，唯我獨尊。“盡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么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對這一著名的“李約瑟難題”，從文化的包容性上看，自大封閉無疑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

自秦一統天下之后，中華文化發展便開始在“開放包容”與“自大封閉”間循環往復：開放包容，百家爭鳴，最終帶來新王朝的崛起與興盛；而王朝在興盛中便容易墮入唯我獨尊的泥淖，在自大自負中封閉，最終走向暗弱；而在自大封閉中，開放包容的因子又再次孕育、萌芽、突破，終引時代變革之先聲。

1975年，毛澤東同志有過一段很深刻的談話：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結果漢代只有僵化的經學，思想界死氣沉沉。武帝以后，漢代有幾個大軍事家、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到東漢末年，儒家獨尊的統治局面被打破了，建安、三國，出了多少軍事家、政治家啊！連蘇軾自己在他的《念奴嬌·赤壁懷古》中也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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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一再警示：開放包容則興，自大封閉則衰。一旦自我封閉，中華文化就容易內失于思想禁錮，外失于交流互鑒，最終落伍于世界大勢，難以挺立時代潮頭。

從16世紀開始，東西方文明開始呈現不同走向。在西方，歐洲文藝復興進入高峰，工業革命則在17世紀后即席卷歐洲。

而一直領先于世界的中華文明，因其自大封閉，既不能指引中華民族的前進方向，又不能因應西方文化的劇烈沖擊，中華民族最終陷入悲慘沉淪之地。從1840年到1949年，中國與外國侵略者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協定、章程、合同足有1000多個。這樣的“世界紀錄”背后，是一個古老民族深重的生存危機。

于中華文化而言，壓力越大，反作用力越大，其內蘊深厚的創造力與融合力也由此激發出來。事實上，當鴉片戰爭打破“天朝上國”的自大迷夢，一代代志士仁人就開始文化覺醒。

在一定意義上說，思想解放正是中華文明絕處逢生的重大機緣，是打開在自大中封閉、在自卑中彷徨這一心鎖的關鍵鑰匙。盡管這是一個極為艱難痛苦的過程，但是在歐風美雨的激蕩中，辛亥革命在中華大地上掀起了一場空前的思想啟蒙運動，極大地促進了思想觀念的現代化。思想的閘門一旦打開，各種觀念如洪水般奔流。

在各種主義和思潮的比較中，中國人民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

日本學者石川禎浩這樣寫道：“五四時期，各種西方近代思想洪水般地被介紹進中國，其中，馬克思主義將其綜合體系的特點發揮到了極致。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主義對于能理解它的人來說意味著得到了‘全能的智慧’，而對于信奉它的人來講，則等于找到了‘根本性的指針’。”

如果說馬克思主義等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展示的是中華文化開放包容的胸襟。那么，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則展示出中華文化的融合創造力。

在艱苦卓絕的斗爭中，教條主義把共產國際和蘇聯經驗神圣化，使中國革命遭受嚴重挫折，幾乎陷入絕境。1935年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全黨的實際領導地位，也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走向成熟，“山溝溝里的馬克思主義”登上中華文明的歷史舞臺。

1938年，毛澤東同志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所作的《論新階段》政治報告中，首次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強調：“離開中國的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他在《新民主主義論》中還作了形象的比喻：“中國應該大量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作為自己文化食糧的原料……但是一切外國的東西，如同我們對于食物一樣，必須經過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腸運動，送進唾液胃液腸液，把它分解為精華和糟粕兩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華，才能對我們的身體有益，決不能生吞活剝地毫無批判地吸收。”

當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與優秀的中華文化相交融，就迸發出了真理的深邃光芒，綻放出了文明的時代花朵。于是有了《實踐論》《矛盾論》對中國革命實踐認識的廓清，有了《論持久戰》對中國抗日戰爭前景的前瞻，有了《新民主主義論》對“中國向何處去”的回答，更走出了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革命道路。中國共產黨人深刻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什么是發展、怎樣發展等一系列重大時代課題，成功開辟出一條迥異于西方國家的現代化路徑，迎來民族復興的光明前景。

伴隨著這一歷史進程，中國共產黨堅持開揚新道、不廢古流，傳承了優秀的中華文化，創造了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文化，涵養化育了一代代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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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1840年的鴉片戰爭，使中華文明開始破除封閉性，是一種被動的應急反應；那么，1949年新中國的締造、1978年改革開放大幕的開啟，則是中華文明重啟開放性的一種主動作為。這種被動向主動的轉化，關鍵在于中國共產黨作為一種政治和文化力量登上歷史舞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成為“開天辟地的大事變”，一路撥云見日，指引著中華民族的前進方向。

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鄭重宣示：“我們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這一破一立，不僅是一個新生政權面對中國秩序與世界方位的豪情壯志，亦顯示浴火重生的中華文明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胸襟氣度。

正是以這樣的文化格局與氣度，中國共產黨用28年時間徹底改變了1840年以來的中華民族命運，完成了救亡圖存的百年命題，開啟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進行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

正是以這樣的文化格局與氣度，中國共產黨在歷史新時期，以“不改革開放，中國總有一天會被開除球籍”的深沉憂患意識，主動開啟新的偉大變革。改革開放這一當代中國的基本國策，使中華文化開始制度性地以開放包容的姿態，主動擁抱世界，主動迎接外來文化挑戰，主動對接外來文明秩序。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言：“我們要趕上時代，這是改革要達到的目的。”

改革開放的實踐表明，這一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把一個經濟一度瀕于崩潰邊緣的國度送上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位置，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明確為一面旗幟、開辟為一條道路、形成為一個理論體系、確立為一項制度，用幾十年時間走完西方發達國家上百年的路，使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

當歷史的洪流把共產黨推上中國的舞臺，中國共產黨就勇敢地擔當起了自己的文化使命，更為中華文化注入了先進的思想內涵——馬克思主義，使之內化為中華文化的新基因，創造了中國理論、中國道路、中國制度等新的文化形態，推動中國創造了發展進步的奇跡。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讓中華文明在現代化進程中煥發出新的蓬勃生機”“使中華民族煥發出新的蓬勃生機”。

歷史深刻揭示，扭轉中國歷史乾坤的根本政治力量正是中國共產黨，根本文化力量正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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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旋轉的軸心正在轉移，移回到那個讓它旋轉千年的初始之地——絲綢之路。”英國歷史學家彼得·弗蘭科潘這樣寫道。

2017年孟夏，來自100多個國家的各界嘉賓齊聚北京，共商“一帶一路”建設合作大計，這一刻，讓人懷想古絲綢之路“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絕于途”的盛況與“舶交海中，不知其數”的繁華，令人生今夕何夕之慨。

“一帶一路”這一獨創性的“中國方案”，正成為世界多國共商共建共享共贏的世紀工程。這一中國智慧的結晶，正是以開放包容型文化為基礎，彰顯的正是中華文化的開放包容精神。在世界經濟增長乏力、金融危機陰云不散、發展鴻溝日益突出等境況下，中國為全球治理提出的“中國方案”又何止“一帶一路”？

今日之世界，彰顯中華文化開放包容精神的中國方案、中國理念、中國智慧，贏得更多認同。今日之中國，中華文化的開放包容性，亦貫注在國家發展、民族進步之中。比如“一國兩制”，即是著眼于國家和平統一而開啟的偉大創造，體現的是中華文化的開放包容胸襟。而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相結合、政府與市場相配合，即是中華文化對西方文化在消化吸收基礎之上的創造，折射的是中華文化的融合創造力。

“茫茫九派流中國，沉沉一線穿南北。”縱觀中華文明發展史，正是內蘊深厚的開放性與包容性，正是智慧卓越的創造力與融合力，使中華文明一次次經受沖擊挑戰，更一次次化危為機、化險為夷、化異為同，煥發出蓬勃生機，化合出今日中國的泱泱局面來。

2016年，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豪邁宣示：“當今世界，要說哪個政黨、哪個國家、哪個民族能夠自信的話，那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

這個自信，歸根到底源于文化自信，源于中華文化所內蘊的開放性與包容性，所飽含的創造力與融合力。

今天，我們堅定文化自信，就是吸吮深厚的中華文化養分，秉持開放包容的胸襟氣度，發揚卓越的創造與融合智慧，永不僵化、永不停滯，在實現夢想的道路上不忘初心、繼續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