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時代的葛蘭

與張海迪一起做播音節目

十八歲初進中央人民廣播電臺

這些年是繁忙的工作 和充實的生活支撐著她

“現在是新聞和報紙摘要時間……”伴隨著《歌唱祖國》的音樂響起，收音機里傳來的這個端莊、大氣的聲音曾經伴隨著多少中國家庭迎來每一個清晨。

她的名字當年紅遍全國，幾乎家喻戶曉；她的聲音伴隨著幾代人成長，瞬間便能勾起人無數記憶；她60余年的職業生涯是中國的一部播音史。她已經成了播音界的一個傳奇，然而，她只是說：“這是我的工作。”

她就是著名播音藝術家、中國第一代播音員葛蘭。生命似乎兜兜轉轉畫了一個圓，如今已屆85歲高齡的葛蘭回到了她18歲時畢業的母校——中華女子學校（當時叫河北女子職業學校），成立了“葛蘭工作室”，擔任教師培養更多的播音人才。日前，筆者拜訪了葛蘭老師，聽她聊往昔生活，談工作趣事，幾十年的風云歲月在她那優雅的聲音中似乎就這樣悄悄滑過。把一輩子獻給播音，葛蘭說，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陰差陽錯做了播音員

為了上班方便，葛蘭租住在中華女子學校附近的一座老居民樓里，房子不大，布置得簡樸溫馨，最引人注目的是墻上的老照片。照片中梳著兩條大辮子的少女葛蘭，滿臉稚氣地坐在簡陋的播音室里；中年干練的葛蘭受到周恩來總理的接見，在宴會上和總理碰杯；更多的是和丈夫夏青一起工作的場景，夏青葛蘭，人稱“播音雙璧”，一個端莊，一個儒雅，兩人伉儷情深，可是13年前，一人已經先走了，令人唏噓。

在收音機里，葛蘭代表著莊重大氣的“中國聲音”，可是和她接觸卻發現，生活中她是一個愛開玩笑的人，尤其喜歡自嘲。葛蘭身材纖瘦，她笑稱自己一輩子都沒超過90斤重，是“白骨精她媽”，但是一直身體倍兒棒，說起話來聲音洪亮，底氣十足，如今還能站在講臺上一氣兒講倆鐘頭不帶喝水的。歲月漸增，老人依然精神矍鑠、風趣幽默，在談到自己的年齡時，她哈哈笑起來：“我76歲的時候會告訴人家我67，現在我85了，也沒法反著說了。”那神情如同一個惡作劇的孩子。

葛蘭告訴我，當年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看上她的一個最主要原因就是“口音好，嗓門大”，當年她是陰差陽錯入了這個門，甚至可以說是一個“美麗的錯誤”。

1951年，18歲的葛蘭還叫做王靜蓉，從女子職業學校畢業不久，已經是一名小學教師。做老師一直是她的理想職業，那時候她絕沒有想到自己日后會成為全國皆知的“葛蘭”。然而，一次意外受傷改變了葛蘭的命運，她和同學去頤和園玩的時候摔傷右手導致骨折，差點兒截肢，從此不能寫板書，做不成老師了，她心情很郁悶，在家復習準備高考。

這時，同學給她帶來了一個消息，說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正在招播音員，她被同學拉著去報名，竟然面試、口試、筆試順利通過。接到錄取通知書后，葛蘭還曾經一度猶豫，最初還很不情愿去做播音員，“不知道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是什么地方，更不知道播音員是怎么回事，甚至以為是新中國成立前電臺那種說話嗲聲嗲氣播廣告的小姐，覺得不是正經人做的事。”家人對此也并不支持。

幸好她找到一位非常信任的老師征求意見，在老師的鼓勵下，十八歲的王靜蓉忐忑地走進了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開始了一生摯愛的播音事業，從此，她還有了一個新的名字——葛蘭。

上夜班自己抹個“大花臉”

說起葛蘭這個名字的由來，卻并沒有什么高深的意義。“臺里每個播音員都會起一個播音名字，因為會有聽眾給我們寫信，這么做主要是為了區分私人信件和聽眾信件，沒想到后來真名竟然漸漸被人忘了。”當時，有人起播音名字頗費心思，寓意很深，如夏青就是“華夏青年”之意，葛蘭的名字卻是一位老師隨口起的，因為她母親姓葛，她沒想到這個名字此后會跟隨她60多年。

葛蘭到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第一項工作就是播“記錄新聞”，并不是人們后來經常收聽的那種電臺節目。很多人也許不了解，新中國成立初期通訊十分不發達，不像現在一發短信微信美國都能收到。那時有大量的“記錄新聞”，要通過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出去，各地報館都有抄書員，他們連夜抄書，然后印成報紙發出去。例如，在抗美援朝時期，朝鮮前線戰壕里就有不少志愿軍抄書員，前線才能及時了解祖國消息。當時記錄新聞占了臺里播出內容的大量篇幅，每天上午四個小時，夜里六個小時，由兩三個人輪著來，一個人播另一個負責監聽，有錯誤立刻就要改過來，夜里一播就是一宿。

葛蘭剛工作的時候很羨慕上晚班的同志，覺得晚上燈火輝煌很有意思。可是真排到她晚班的時候她才知道，第一次感到新鮮，第二次還不到夜里12點，她就已經堅持不住了，困得沒辦法就使勁掐自己的腿，要不就用冷水沖一把臉。“尤其是監聽記錄新聞，一句一句的真像催眠曲一樣，但是還要集中精力，一字不落地去監聽。”

葛蘭記得當時中央臺的條件很差，冬天監聽室里很冷，需要自己生爐子取暖，夜里時不時地還要向爐子里加煤塊，經常弄得滿手都是煤灰，然后又去洗臉揉眼睛。“下夜班回家的時候家里人嚇一跳，因為臉上蹭了很多煤灰，成了大花臉。”

那時候葛蘭很怕聽眾給她寄信，因為不少是挑錯的，當時的聽眾非常較真，尤其是各地負責記錄電臺新聞的抄錄員。“那真是一個字、一個標點都不能錯。”葛蘭談起，1983年曾經偶遇一位30年前的抄錄員，竟然還記得中央臺上世紀50年代初，一位播音員在播一篇記錄新聞中，有一首詩中應該做出解釋的字沒解釋，使得這整條新聞沒有發出去。“這個崗位當時非常重要，責任重大。”

葛蘭還記得，當時臺里對普通話的標準讀音非常重視，墻上貼著一個大表格，如果播音時讀錯了，就在名字后邊畫一個小黑旗。“你想想，誰愿意一個大表格上，看到葛蘭那一欄，一天到晚都是小黑棋。我們每天拿著《標準讀音表》就像是背書一樣死背。因為中央臺工作非常嚴謹，嚴肅認真、一絲不茍，這是中央臺的一個很好的傳統。所以我們播出去的東西錯一個都不行，因為影響面很大。”

向有經驗的老師請教之后，葛蘭才逐漸掌握了上夜班倒生物鐘的一些竅門，適應了夜間的工作。“到現在都是，說睡立刻倒下就能睡著，說什么時候起立刻就能起來，這個工作要求人就得這樣。”此后大半生，這個職業習慣一直跟隨著葛蘭，成為播音生涯留給她的一個烙印，“累了躺下就著，睡得沉，質量高，有時候睡一個小時就很管用，早晨最晚也會5點半起床。”

播得了新聞講得了童話

播音生涯半個多世紀，葛蘭的聲音可謂“百變”，既可以播嚴肅的新聞節目，也能播浪漫的文藝節目，還能在兒童節目里給孩子講童話故事。無數輝煌的時刻，葛蘭卻不愿意多說，她記憶中最深的是自己鬧笑話、出“事故”的情況。

播音的間歇，通常會放音樂，這在當時對于播音員來說，是個技術活。“現在都是用數字的了，操作簡單。當年臺里只有老唱片，上邊紅字貼一條，寫著誰誰唱的。晚上我們報的新聞少些，能休息幾次，就找幾個唱片播一下。兩個大唱盤，一邊一個，最難的是給唱片翻面，要眼疾手快，一次我翻唱片不小心，唱片竟然飛出去了，我趕快撿回來接上，搞得狼狽不堪，幸好沒有出錯。這個工作看似簡單，卻要求播音員一心多用。”

還有一次，葛蘭播放音樂的時候報出樂曲的名稱，叫做《夜月花江春》，有位老編輯就納悶了，這是一首什么曲子呢，沒聽過。拿過唱片一看，老編輯直接樂得蹲在地上，原來唱片上的字葛蘭給讀反了，應該是《春江花月夜》。“那種老版唱片字的順序不一樣，我沒注意就讀出去了，幸好后來沒有聽眾寫信過來挑錯。”為了這事，葛蘭還忐忑了一段時間。

經過幾年的磨煉，葛蘭終于成長為一名優秀的播音員，成為廣播電臺的“臺柱”之一。1956年葛蘭開始播報全國人民非常熟悉的《新聞和報紙摘要》節目。“那時候播音員都得經過審查，才可以上這個節目，都是直播，非常考驗人。稿子是越急越看不了，越看不了越怕出錯，當時只有兢兢業業，才能完成。話筒前像打仗一樣，沒有其他想法。”葛蘭深感自豪的是，播報這個節目多年，她從未出過錯。

讓葛蘭最難忘的是毛澤東主席去世時的播音。1976年9月9日，夏青負責播出訃告《告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書》，后續消息是葛蘭和方明承擔。當時新華社發來一沓沓稿子，他們從兩點多開始看，直到6點半播出。那一天，半小時的《報紙摘要》節目延長到了7個多小時，她一邊播報一邊流淚，舉國同悲。

那些年，幾乎在各個頻道都可以聽到葛蘭的聲音，在嚴肅和活潑之間，她的聲音竟然能做到無縫切換。“大概是因為我的聲音可塑性比較強，什么節目都能駕馭。”葛蘭表示，當時她最喜歡的是文藝節目的轉播，因為可以在劇場看不同劇種的大師表演。“經常晚上坐公交車趕到劇院，往樂池中間一坐，一播就是一晚上，直到12點才結束，很累但很幸福。”

葛蘭至今不能忘懷的是上世紀60年代轉播梅蘭芳的《洛神》，“他一出來，全場頓時鴉雀無聲，我用比平時播音音量小很多的聲音介紹，因為周圍太靜了，但還顯得我聲音大得突兀，當時樓下的觀眾都向樓上看，編輯嚇得一個勁兒捅我，說小點聲小點聲。”這些大師名家的表演現在看來已是“絕唱”，時至今日，那個文藝繁榮、百花齊放的時代，那些精彩的表演依然時常清晰地浮現在她的眼前。

親密的“愛人同志”

葛蘭的播音生涯是和一個人的名字緊緊聯系在一起的，這個人就是被稱為中國播音大師的夏青。夏青葛蘭，傳奇般的“播音雙璧”，他們是同事，是師友，更是相伴一生的“愛人同志”。

葛蘭家中的墻上，掛著很多夏青的照片和兩人的合影，斯人已逝卻音容宛在，葛蘭凝視那些照片的時候，眼光格外溫柔。他們兩個幾乎一起經歷了中國播音史上的所有重大歷史事件，可是葛蘭時時追憶的，卻是那些生活瑣事，當時只道是尋常，殊不知那才是最珍貴的時光。

認識夏青的時候，葛蘭18歲，那時的她一心想著把工作做好，從沒想過談戀愛的事情，身邊這個年長5歲的大哥一樣的同事一直默默關心她，她竟然也沒有多加留意，卻沒想到，深夜一碗熱氣騰騰的餛飩最終把年輕的女孩打動了。

夏青本名耿紹光，所以葛蘭一直稱呼他為“老耿”，她對他的第一印象就是“特別老成”，當時單位就他們兩個人是單身，經常一起讀書、看電影、聊天，不知不覺地關系就親密起來。那年冬天葛蘭經常值夜班，夏青就跑到西單給葛蘭買她愛吃的餛飩。“他拿一個小鍋給我端來餛飩，放在火上熱著，我一下班就能吃到。”那個寒冬，她覺得特別溫暖。

1953年葛蘭和夏青結婚，她從一個少不更事的女孩逐漸成長為一個溫柔堅強的妻子，她用默默的付出和一生的操勞兌現了對愛人的承諾——愛他，就甘心為他做所有的事。

我看到葛蘭一雙瘦弱的手，完全不像一個在案頭工作的知識女性，手指關節格外粗大，顯得突兀而嶙峋，一問才知，這是年輕時常年用冷水洗衣服導致的，“冬天洗被單最費勁了，一洗就得半天。”她說起來絲毫不以為苦。夏青身體不好，一生被嚴重的關節炎所困，經常一天要靠吃10多片APC（復方阿司匹林）才能起身堅持工作，葛蘭心甘情愿地承擔起家中所有的家務。

由于工作家務兩頭繁忙，葛蘭養成了做什么都“快”的習慣。夫妻倆的生活模式是這樣的，她和夏青一起下班，夏青慢慢地走回家，而葛蘭則騎著自行車飛速往家趕，“路上順便買點肉餡兒，回家就動手包餃子，等老耿溜達回來的時候，我包的餃子也煮好了，直接上桌吃飯。”

他們兩人當年在全國紅極一時，名聲遠超如今的偶像明星，但是卻過著極其簡樸的生活，每天騎車上班，買菜回家，為柴米油鹽操心，和普通的北京市民沒什么兩樣。葛蘭幾乎是一個人撐起了一個家，她不讓夏青在家干一點活，受一點累，讓他能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工作上，用現在的話說真是“寵溺”到極點。她甚至學會了理發,親自給夏青理發。她總覺得外面的理發店理得不好看，她說，“老耿的頭發又軟又細,別人總剪不好。”

1998年6月底，因類風濕病住院的夏青突發癲癇，昏迷不醒，醫生下了斷言：“搶救過來將來也會成為植物人。”葛蘭說：“植物人我也要，只要他有這口氣。”夏青昏迷了兩個多月，葛蘭終日伴在他的身邊，給他放錄音，給他唱歌，給他朗誦詩，不斷地呼喚他：“好了，咱們回家啊，回家啊……”最終，夏青奇跡般地睜開了眼睛，恢復了意識，手也能抬起來了。

然而，由于切開了氣管，夏青那充滿磁性的、全國最著名的聲音在這世間永遠消失了，他甚至無法對妻子說出心里的話。“我到醫院去，人家都說他看老伴兒的眼神不一樣，嘴巴想說又說不出來的樣子，我問：‘想我了嗎？’他就使勁眨眼睛。”

在葛蘭無微不至的照顧下，一度被判定為“植物人”的夏青生命又延續了6年，2004年，夏青病逝，火化之前，葛蘭撫摸著夏青的頭，輕輕喚他，“老耿……”生活如此艱辛而勞累，葛蘭卻說，“我跟他一輩子感覺很幸福。”

再相愛的夫妻，終有一人要先走。夏青離開13年了，葛蘭那深深的傷痛如今化為綿長的思念，她已經能夠平靜地談起兩人的往事。這些年是繁忙的工作和充實的生活支撐著她，讓她在播音事業上一個人堅定地走下去。

1998年，葛蘭從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正式離休，幾乎沒有休息，就來到中華女子學校開始了教學工作。如今的葛蘭以85歲高齡，滿負荷工作，實在令人羨慕和吃驚，我不禁問起她的養生秘訣，葛蘭笑著說她的秘訣是“三不”：一不貪財，二不貪睡，三不貪吃。

紅極一時卻淡薄一生，正是葛蘭的寫照，她不止一次地對我說：“不是我有多出名，那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喇叭大，要不然誰會知道葛蘭……”面對這樣的老人，唯有“德藝雙馨”這個詞可以形容了。供圖/張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