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中國社會的現代轉型，一方面是不斷走向馬克斯·韋伯所說的“祛魅”、理性化與科層制，另一方面是情感的塑造與倫理的重構。面對民族問題和少數民族文學，從某種意義上說，情感理解甚至比理性分析更加重要，因為民族問題和少數民族文學并不是用簡單的工具理性就可以解決，而是更多涉及情感和無意識領域。

我們不妨從2012年上映的電影《拉合爾茶館的陌生人》談起。在這部電影中，來自印度的導演米拉·奈爾呈現了“9·11事件”之后的世界圖景與情感結構。出身巴基斯坦沒落貴族家庭的男主人公成吉思曾經努力追逐“美國夢”。他一路打拼，戰績輝煌：畢業于普林斯頓大學，在曼哈頓金融公司工作，和美國白人富家女戀愛，是不折不扣的美國上層的商業精英分子。但是，這場順風順水的“美國夢”卻被“9·11事件”無情摧毀了。在之后的日子里，他承受著周圍美國人異樣的眼光，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他的膚色和信仰成為懷疑焦點。與此同時，他的自我認知也產生了巨大的危機，這一切使他與美國社會格格不入，于是他回到故鄉巴基斯坦。

毫無疑問，這是一部暴露今日世界問題和癥候的電影。從中我們可以看到，“9·11事件”不僅凸顯了美國與伊斯蘭世界的文化沖突，還使美國內部原本潛藏的族群問題暴露出來。就成吉思的故事而言，他的命運從走下飛機，接受全身檢查的那刻起就發生了改變。伴隨這種不信任的，是情感交流的困境和族群連帶感的缺失。

所有這一切，給理性和情感帶來了雙重的危機。電影里描述的“后9·11時代”的美國社會，固然從理性上可以接受成吉思，但出于恐懼和安全的考量，他們還是對成吉思產生了退避心理——理性上固然會堅守族群平等與“政治正確”，但從情感角度來說，族群問題還是不可避免地出現在日常生活之中，構成下意識的情緒反應。

這告訴我們，解決族群問題、民族問題，不僅需要理性的觀念，還需要情感上的認同。回到中國的語境，我們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各民族團結合作、互相支持，形成了和諧的民族關系。但我們需要不斷加強情感上的認同，以促進各民族人民在情感上進一步團結起來。

就少數民族文學研究而言，“身份認同”是一個重要的議題。強調理性層面的身份認同、國族想象、知識實踐是非常重要的，但情感上的關懷同樣不可忽略。“國民情感”是在多民族國家的框架內，超越單一民族、作為現代國民的共同體情感。“國民情感”的生成，則來自多民族國家框架內的跨民族交往與跨民族連帶。在這里，“跨民族連帶”指的是作為多民族國家中的國民，盡管各民族民眾之間的生活習俗、精神信仰、文化記憶不同，但是在歷史發展與地緣交匯中，他們彼此共生、彼此纏繞，產生了根脈相連的家族譜系般的情感羈絆，結成了基于感性共識的命運共同體關系。少數民族文學則是表征這種“連帶”的最佳載體。

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跨民族連帶”的現實基礎。在學者汪暉的論文《跨體系社會與區域作為方法》中，他將“區域”作為思考的起點。他認為，“區域”既不同于民族國家，又不同于族群，包含獨特的混雜性、流動性和整合性。經由“區域”的框架，我們可以超越民族主義的知識范型，轉向基于中國本土經驗的制度建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意味著，當一定地理空間內的所有族群都“混居”，那么生活、文化、社群就不可避免會相互影響。當各民族分享生活與生產資源，日常生活的接觸就促進了民族情感的溝通、交流與融合，產生“跨民族連帶”。

“跨民族連帶”在少數民族文學中的體現則是“多民族文學╱文化關系”。中國是一個復合系統的國家，包含了多個民族、宗教、文化，但他們都整合在現代中國的國家框架之內。與此相對應的是文學的復合系統，中國文學包含了多元的語言、詩學和傳統，構成了內部的多樣性和多元性。在中國內部不同民族主體、不同文化板塊、不同文學傳統之間的交匯融通，構成了中國文化內部的張力結構。“多民族文學╱文化關系”的概念，凸顯出少數民族文學中融合性與獨特性的辯證。

如果說“多民族文學╱文化關系”展示的是橫向的空間線索，那么“歷史重層的當代鏡像”就提供了縱向的時間線索。如何將各民族的傳統文化遺產（語言、文學、象征、宗教、歷史）轉化為現代民族國家想象的共同體的資源，是一個重大的問題。中國近現代革命和現代化建設的進程同樣為各族人民共同情感的凝聚提供了重要精神資源。

同時，“跨民族連帶”也導致了“協商的漢語”和“混血的文學”。少數民族文學的特殊之處在于：除了用漢語寫作的少數民族作家，還有大量使用母語或雙語創作的作家，這就涉及到漢語使用與文化翻譯的問題。一方面，漢語是作為國家意義上的公共語言，它可以跨越民族的界限為各個民族作家所使用。另一方面，漢語會在跨民族傳播和交流的過程中產生變形，成為“協商的漢語”和“混血的文學”。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必須重視多民族母語文學對漢語的貢獻。對于能夠使用多種語言的少數民族作家來說，在使用漢語時，他們會將母語思維帶入漢語的語言中，讓傳統的母語書寫文學、民間口頭文化滋養作家文學。這種跨語際、跨族際、跨體系的多重轉化無疑能為漢語帶來不同的語言風格和審美新質。總體而言，“混血的文學”是多民族國家內部充滿差異性、多樣性、多元性的文學生態的表現，相對于均質、單一、刻板的民族國家文學，“混血的文學”更具發展潛力。

恰如學者劉大先所說，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未來發展的路徑之一是“走向情感研究”。少數民族文學自身的發展邏輯將之導向這一路徑，諸如民族認同之類的議題其實更適合放在“情感”層面進行考察。至于現實的經濟、社會、政治原因，往往也呈現為更加感性化的情感形式。就此而言，情感研究為少數民族文學開拓了新的論述空間，體現了新的研究可能性。確實，較之社會歷史的宏大敘事，無論是“國民情感”，還是“跨民族連帶”，都屬于日常生活和微觀政治的范疇，然而這些訴諸軟性訴求的主體發聲卻未必是旁枝末節或無關緊要。就國家的整合和“大和解”而言，“國民情感”和“跨民族連帶”未嘗不是進行情感、倫理與政治重構的有效途徑。

總之，從古到今，中國經歷了艱難的現代轉型，文學作為情感的符號表征參與了國家的建構。少數民族文學與漢族文學一樣折射了巨變時代的斑駁心影和歷史轉圜的情感結構。“跨民族連帶”建立在少數民族文學情感研究的基礎上，“國民情感”是個體與國家、民族與民族、自我與他者溝通的情感橋梁。在此基礎上催生了作為感性共識的“命運共同體”，夯實了多民族國家的情感基礎，重構了現代中國的國家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