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陶麗群的小說有夢的質地。

稱之為“夢”，并不意味著我從這位年輕的小說家筆下讀出了多少超現實的元素。夢未必要是反常和劇烈的，大多數的夢恰恰是平緩和真切的，它固然有奇異的一面，卻慣于以最安靜最平淡的方式暗示出一個人內心深處至為隱秘的關切，讓你放松警惕、陷入其中而不自知。夢應當具有水的特質，我們能夠從中看到自己的倒影——那倒影同游魚水草交疊在一處，隨著催眠般緩慢蕩漾著的水紋，一層層彎折起來又一寸寸地重新攤平。

在我看來，陶麗群的小說便是這樣。她的筆對準了中國版圖西南角的遙遠邊地，對準了層層疊疊的大山、四面環繞的河流、寒暑不均的氣候甚至奇形怪狀的人，這一切帶給我們微妙的眩暈感和濃厚的探索興趣，作者卻并沒有動用獵奇或炫耀的興奮語調來進行講述。相反，陶麗群的筆觸相當真實，真實得細膩、真實得從容，甚至真實得有些傲慢：事情就是這樣，何必大驚小怪。

當然，在波瀾不驚、淡然節制的敘事背后，我們依然能夠辨識出那種“夢的眩暈”的某些源頭。在這些源頭中，人物間奇特的命運交疊顯然是重要的一處。陶麗群的小說中，人物與人物之間常常牽絆著復雜的糾葛；這類糾葛源于現實生活中的親密關系、建基于某種隱秘甚至莫名的情感共享，縱然很少成為日常生活中的顯在“爆點”，卻往往在歲月潛藏的水面之下纏裹成頑固的繩結。這種命運的交疊，早在陶麗群發表于2007年的小說處女作《一個夜晚》中便已經有鮮明的體現。小說中，主人公的當下身份與其過往生活以極其怪誕的方式交纏在一起：“我”本來是擁有完整家庭的幸福女人，但丈夫卻因賺錢多而蔑視她、背著她出門偷腥嫖娼，“我”因而決絕離婚；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離婚后，“我”自己變成了一名妓女。更加奇詭的交疊出現在“我”與其他幾位人物之間：有暴力傾向的嫖客、“黃雀在后”的社會青年阿彪、以及阿彪那始終擔負著“失足”罪孽的姐姐，幾條看似獨立卻內在相關的故事線索共同收攏于“我”。在那個充滿意外的夜晚，這些人物的情感和命運如同“麥比烏斯環”，自我連接、詭異翻轉、彼此廝殺、互為因果，并在更闊大的象征世界里無限循環。

作為早期作品，《一個夜晚》對人物命運及其內在關聯的刻畫，在某些時刻不免顯出刻意用力及過度戲劇化的問題；但那種痛苦糾纏中的情感撞擊力，的確在陶麗群日后的更多作品中繼承了下來，并且處理得越發成熟和深刻。一份簡單的水果早餐在心中驚起的波瀾，將兩個不幸的家庭放在了同一枚放大鏡下（《水果早餐》）。在親姐妹與同一個男人的三角困局之間，柳姨自以為做出了犧牲，事實卻成為彼此交換甚至相互折磨的沉重負擔（《柳姨的孤獨》）。“一夫雙妻”的設置本該是宮斗套路的開端，但在《清韻的蜜》中，兩個本該水火不容的女人，“這么多年來卻一直保持一種令人費解的親人般的關系”；以“傳遞香火”一事為支點，兩女一男相互折磨、相互辜負又相互安撫，而當共同的男人離去之后，歲月余燼中留下的竟是“他是可憐蟲”這樣的嘆息和憐憫。令我印象尤為最深刻的是《尋暖》。這篇小說里，本無血緣關系的陸嫂子和“我”結下了深刻情誼，這情誼固然分分合合屢經起伏，卻終究構筑起兩位孤苦無依、內心叛逆的女子心中底線般的依靠。兩個女人的命運間，其實存在著時間邏輯層面上的互為映射關系：陸嫂子是被拐賣來的外地媳婦，而“我”是早前另一位被拐賣來的外地女人的女兒；在此地慣常的經驗中，陸嫂子本該慢慢適應這里的生活、生下另一位像“我”這般混帶著異鄉血統的后代，然后慢慢變成一個從內到外的本地人，或許有朝一日，還會替自己的兒孫繼續買來那些哭哭啼啼、試圖逃跑的外地媳婦。然而，陸嫂子卻始終堅決地拒斥這種命運的安排，她寧愿去小縣城里擺油條攤子、做一個半明半暗的妓女，也不愿留在那被強塞給她的丈夫身邊——盡管所有人都看得到，那丈夫是真心愛她。與陸嫂子類似，“我”也一直渴望著離開那漂浮在河水中央的逼仄故鄉，就精神世界而言，“我”似乎與此地格格不入。也許是同樣的倔強叛逆，使“我”和陸嫂子這兩位年齡不同、背景不同的女子，在精神上結為同盟、在命運上糾葛一生。尤其是當“我”也長到了當年陸嫂子的年紀，如愿遠走他鄉并親身經歷了人情冷暖、生死變故，“我”終于意識到，“我”是沒有家的，人人都是一座孤島。“我”于是一再地想起陸嫂子，憐惜她“在舉目無親的異地，如何在這個強悍的世界里活著”。而在時間推演的終點，當陸嫂子的骨灰交遞到“我”的手里，兩代女人之間終于完成了某種無關血緣卻勝過血緣的命運傳承：她們要“難以置信地在這個混賬地方活著，活那么多年”，并如陸嫂子原初姓名所暗示的那樣，在舉目無親的世上日復一日地“尋暖”，帶著無望之望、悲哀而又執著。

二

陶麗群擅長結構人物復雜的命運處境（尤其是處于弱勢的女性人物），并在這一過程中不動聲色地渲染出世間百態和人情冷暖。從一種現代都市文明的“中心式”眼光看去，這些人物的命運時常呈現出特殊、極端甚至怪誕的屬性，但此種怪誕并未使相關人物在小說中突兀刺眼。相反，那反常似乎訴說著另一種尋常、那荒唐似乎又滋養著安之若素，經由陶麗群的手與筆，這些小說似乎被捶打出了一種無限度包納強力的特異功能。故事是奇特的、命運是乖張的，但它們被包裹在柔軟厚重的經驗世界里，最終竟被敘述出波瀾不驚的從容氣質。陶麗群的講述始終帶著一種“習以為常”的淡然和“理應如此”的坦然，仿佛一切都是伸手所能夠觸摸，并且還將長久地停留在此、繼續接受觸摸。這固然收斂了陌生反常的震驚體驗，卻多出幾分切近的悲憫和憂傷來——在她這里，我們看到了“異”與“常”的相反相成。

此種效果，得益于陶麗群出色的經驗世界塑形能力：她的筆下恣肆蔓延著鮮活的人物、真切的細節、紛繁的景色、層層疊疊的俗世聲音，它們如緩沖海綿般保護著核心的故事，把那些情感的棱角在敘事的水流中打磨成卵石、使生活的體溫和質感滲透到字句間不為人知的縫隙里。例如，將她的諸篇小說連綴起來看，似乎便有一座西南邊陲版的馬孔多或約克納帕塔法浮現起來。莫納鎮、起伏在水中的江心島，是其小說展開的常見場所，陶麗群在不同的故事里一遍遍勾畫、補充著它們的細節；我們甚至會看到若干相似的人物在不同的文本間來回穿梭，時而擔當重任、時而客串群演。

無疑，陶麗群是一位充滿耐心、對經驗細節有關注有追求的作者，這使她的小說根基扎實、具體而微、紋理精細。這細處可資把玩，亦可小中見大。例如，生活細節的描寫往往也擔負著隱秘的敘事功能。《尋暖》一篇里，關于稻草和谷垛的書寫一方面是對環境真實度的有效填充，另一方面也充當了情感聯結的道具線索：“我”在稻草垛里撞見了馬販子與陸嫂子野合，在鄉間習俗里，“我”是意外地送上了“龍鳳胎”的預兆；而陸嫂子用稻灰水洗頭的習慣，也第一次在幼小的“我”心中種下了別樣的吸引與震顫。《畢斯先生的憐愛》中，一根小小的發夾，泄露出命不久長的畢斯先生心中無限的愛和悲哀：“她頭上那根淡藍色的小發夾夾歪了，他真想走過去幫她弄好。但他什么都沒做，只是靜靜望著她，麥芳輕輕嘆了口氣。”《漫山遍野的秋天》更是如此。小說開篇便落筆在山里天氣由暑轉涼時分的身體觸感：“山里的天氣不比沒遮沒攔的平原，風吹草動落一場雨水，三伏天穿長袖雞皮疙瘩還一個勁地竄上身來，一層一層的，密密麻麻。因此，早上從山坳那邊吹過來的風里已經含有絲絲縷縷的涼意了，撫過人的臉上，仿佛有螞蟻爬過，小心地咬了一口，涼，癢，毛刺刺的。”這樣的描繪，連同小說中無時無刻不在自由鋪展的文字，順暢地將我們引向那無比真實的偏僻鄉村，構筑起特定生活和特定邏輯展開的完美場域。而這些有關土地與糧食的文字，也正暗暗地指向故事最核心的意象：生育。向土地里張望的三彩、在土地里流汗的黃天發，他們的生命揮灑在這片土地里，他們的喜悅與悲哀、熱望與失望也同土地的命運具有同構性：最根本的關切正在于“生育”。那是貧瘠歲月里珍罕的亮光、是關乎陪伴與傳承的古老執念，具體到這個故事，更連接著不曾吐露的秘密、難為人言的辛酸、以及艱難人世上充滿悲哀的相互取暖。

陶麗群筆下的經驗細節，精致、耐心、張弛有度。很多時候，正是這些細節的自由延展，推動甚至構成了故事的主體部分。《母親的島》便是這樣。母親在50歲那年忽然決定住到離家不遠的一座小島上去，那浮島與原本居住了幾十年的家近到可以遙遙相望，卻因為水的隔斷，可遙相望卻不易相及。誰也不知道母親為何離家，誰也不希望她住到島上；況且這事多少帶有些令人羞恥的成分（好像是母親被家里人趕跑了一樣），盡管這毫無預兆的出走無關家庭矛盾，卻終究免不了會惹人猜想。但母親似乎從不曾想到這些，陶麗群自己也并不在此多做糾結。她只是不急不緩地敘述著母親每一次來來往往，寫她怎樣今日帶走舊時家具、來日拿些柴米油鹽、最后連那只喜歡蜷縮在她被角的大黑貓也抱去了孤零零的毛竹島。子女們一次次地勸說、一次次地無功而返，終于在心底接受了他們暫時還理解不了的現實。在這個過程中，大家也終于看到了貌似粗魯嚴厲的父親內心深處對母親的關心不舍，看到了漫長共同生活所種下的不善表達的溫情。但最終，母親還是又一次地離開了：她離開毛竹島，去到了更遙遠、誰都無法日日望到的所在。兩次“離開”之間，充滿了真實、豐滿的細節，它們如人物一般不知所終，卻留給我們鮮明的印象與悠長的回味。

三

交纏的人物命運和豐滿的經驗細節，在陶麗群的小說里一經一緯地相互編制，最終浮起的是貫穿著一篇篇小說、也在蕓蕓眾生心中揮之不去的那個字：苦。

人世的悲苦與艱難，這是文學藝術要面對的永恒主題。陶麗群筆下的人物當然是苦的。那么多女子從偏遠地區被慘遭拐賣或自愿被拐賣而來，腳下的土地固然善于生育糧食和子嗣，卻終究是生命的異鄉；不論在江心浮島還是莫納鎮上，時間都是緩慢的、世界都是狹小的，生命在此陷于逼仄，并且這逼仄看起來無從解脫（在不同作品中都出現過的以“國際”打頭的音像店或飲用水店，與其說是自我安慰，不如說是自我解嘲）；小說中的人時常是暴力的，粗魯的語言、隔膜的情感是一方面，與此同時還有拳腳這類最直接意義上的暴力。人們被不同的煩惱糾纏著，小到生計維持（《回家的路亮堂堂》），大到生死取舍（《畢斯先生的憐愛》《水果早餐》），甚至是否能將這悲苦的生活代代延續，也構成了壓迫人物內心的沉重石塊（《漫山遍野的秋天》《清韻的蜜》）。那么多人努力甚至起勁地活著，我們卻看不見他們心中不堪承擔的重負：“他坐在教堂門口，厚實的后背靠在教堂門上，黑暗中他的臉劇烈抽搐起來，一頓痛打并沒把他憋在心里的可恨情緒打掉，這時候變本加厲折磨他，這個胖大男人終于悲切地嗚咽起來。上帝啊！他默默想，真的有上帝嗎？夜色和著他悲切的嗚咽，變得濃稠起來”（《水果早餐》）。

但陶麗群的小說，在毫無掩飾地寫出了悲苦的同時，更展示出悲苦里的溫暖、困頓里的尊嚴——對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來說，這無疑是極其重要的能力和品質。“在她38歲的生命里缺乏這樣的生活體驗，缺乏一種叫暖和軟的體驗。她只會經常心急火燎地從地里跑回來，到村里某個稻草垛邊或水溝里架回癲癇病發作的母親，以及爛醉如泥的父親。”《杜普特的悲傷》里，陶麗群這樣寫道。暖和軟，這曾長久缺席但終于來到的饋贈，忽然照亮了杜普特已慣于灰暗的人生。蜂窩煤爐、西紅柿面條、剩了一小半的鹽瓶……作者在我們面前重新擦拭出這些尋常之物不尋常的光芒，在主人公的心中再度燃起希望（盡管故事的背景起因是“埋葬”，與之相關的是慘烈的死亡，父親殺死了母親因而被實施死刑）。與之類似，畢斯先生的自盡乃是出于憐愛而近乎犧牲（《畢斯先生的憐愛》）、孤獨老人對“兒子”的過度溺愛也因其背后的秘密充滿溫暖（《冬至之鵝》），即便清高如柳姨，在樓下租戶夫婦充滿愛意的生活之聲面前，也終于瓦解或者說融化了：“夜晚，柳姨抱著黃毛貓，不再坐在樓梯上，而是站在成都夫婦的房門前。那扇堅固之門里的世界使柳姨欲罷不能，柳姨著魔般的渴望傾聽來自那個世界里的聲音”。是的，這才是生活，它是街頭巷尾的呼喚、是親密頑皮的撓癢、是半惱半羞的嗔怨，而不僅僅是寡淡清心的飲食和書案上的顏真卿（《柳姨的孤獨》）。

對柳姨來說，這融化未必就是幸福；畢竟時過境遷，當初錯過的一切早已無從挽回。但無論如何，它意味著持久壓迫之下人類的趨光本能，重新提醒著一樁天經地義卻時常被忽略的事實：我們渴望善、渴望暖，渴望被愛也渴望愛人。這是人之為人渺小卻不可取消的尊嚴所在，如同《漫山遍野的秋天》里侏儒三彩、殘疾天發和傻瓜芭蕉間的相互撫慰。亦如《母親的島》一篇最后，當母親最終不辭而別，去尋找一種更久遠、更縹緲、無法以邏輯表達的愛，一向不善言辭的父親毅然接替了母親的角色，在離群索居的孤獨里，靜靜安放下那超越了現世語言的深情：“父親從此再也沒離開過毛竹島，他也像母親那樣在毛竹島上養鴨子挖地種菜……每年梅雨季節過后，他總是把母親的衣物翻出來晾曬，仿佛母親只是出了一趟遠門，過不了多久就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