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社會主義文藝是人民的文藝，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進行無愧于時代的文藝創造。要繁榮文藝創作，堅持思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良相統一，加強現實題材創作，不斷推出謳歌黨、謳歌祖國、謳歌人民、謳歌英雄的精品力作。

學習時報：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指出：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藝，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精神。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進行無愧于時代的文藝創造。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您一直處在文學的現場，請您談談目前的文學創作在“把握時代脈搏，承擔時代使命，聆聽時代聲音，勇于回答時代課題”方面的現狀如何？

李敬澤：黨的十八大以來，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以后，中國文學發生了重大而深遠的變化。總結這五年來的文學，我想首先是廣大作家在思想上、精神面貌上有了很大變化，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更加堅定，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自覺性大大提高。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總書記文藝思想的指引下，文學界在一系列事關道路和方向的基本問題上通過深入的學習討論，越來越廣泛地凝聚起共識，比如堅定文化自信、反對歷史虛無主義，比如回應時代的召喚，在中國社會震古爍今的巨變中寫出中華民族新史詩，在這些問題上，廣大作家、評論家的認識越來越深入，越來越鮮明、堅定。同時，五年來中國文學在創作上取得了輝煌成就。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所說的：“主旋律更加響亮，正能量更加強勁，文化自信得到彰顯。”我認為，這也是對文學界的肯定和鼓勵。

當然，有高原缺高峰、有數量缺質量依然是文學領域突出的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改變。當今中國文學面臨的考驗，從根本上說，是如何書寫和表現我們這個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他為全國人民描繪了直到本世紀中葉壯闊的歷史前景。中國作家需要深刻地認識我們的歷史方位，深刻把握時代的本質和主流，獲得一種大歷史視野、總體性視野，需要嚴肅思考個人與時代、與中華民族歷史的關系，為自己建立起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出發點。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在思想上情感上付出艱苦的努力。

同時，這是一個巨變的時代，中國發生的變化的深度和規模在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在人類歷史上也極為罕見。生當此時，是作家的幸運，人們常說，現在是生活比虛構更精彩、更富于戲劇性。生活世界的巨大運動為文學提供了無窮無盡的資源，但同時，它也沖破了文學認識和表現的習慣、成規和邊界，把文學甩在了后邊。生活一往無前、變化萬千，這構成了作家認識和把握生活的巨大難度。匈牙利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盧卡契在談到史詩時曾經說過，古希臘的史詩之所以偉大，是因為在那個時代經驗是“透明”的，一個牧人或一個武士可以周詳全面地把握他的世界，“星空就是可走和要走的諸條道路的地圖，那些道路亦為星光所照亮”。現在，完全不同了，在農耕社會生活的基本內容和形式可以幾百年不動，但現在一切都在與時俱進地變化著，而且越來越復雜，遠遠超出一個人經驗和感知的邊界，這就好比你過去是坐在牛車上看世界，現在你坐的是高鐵，這使得這個時代的作家要看清這個時代的生活面臨著新的巨大難度。

我們不能低估這種難度，但也要看到，這個難度本身也正是時代為我們開辟的廣闊天地，其中蘊含著巨大的藝術可能性。這個時代的中國作家生逢其時，應該立定志向，寫出無愧于時代的高峰式的作品。

學習時報：2010年，您在擔任《人民文學》主編期間，《人民文學》開辟了一個新欄目“非虛構”。當時您講過，希望通過“非虛構”推動大家重新思考和建立自我與生活、與現實、與時代的恰當關系。現在七年過去了，“非虛構”寫作已經蔚然成風，您感覺當初的想法實現了幾成？

李敬澤：不知你注意到沒有，我們推出“非虛構”時，特別設立了一個寫作計劃，就叫作“人民大地、文學無疆”，就是想推動作家們走出書齋，走進壯闊的生活。我們看看現代文學史上的那些前輩，他們一生干了多少事，他們不僅是作家，也是干部、戰士、記者、農民甚至地下工作者，他們的生命何其廣闊，他們與時代與人民的聯系多么緊密。相比之下，現在的作家太單薄太貧乏了。當然這里面有時代的原因，生活在太平盛世這是我們的幸運，日子很安穩，沒有那么多波折顛簸，但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才尤其需要有更強的主動性自覺性，深入生活說到底應該是作家的自覺選擇，要有這個自覺性，要有這個內在要求，而且也不應該是走馬觀花地轉一圈，要扎進去，耳鬢廝磨、貼心貼肺，真的過起日子來。就是習近平總書記說的，不僅要身入，還要心入、情入。在這方面，近年來已經有了很大進展，但還很不夠。

學習時報：中國網絡文學近幾年一直蓬勃發展，您從歷史的脈絡將網絡文學放在了通俗文學的框架內并將網絡文學放在世界青年亞文化的范疇內思考。現在網絡文學在國外已經產生了具體影響，一些國外讀者也在“追更”我們的網絡小說。想請您具體談一下對網絡文學的看法，在國際文化的競爭中，網絡文學能否成為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李敬澤：網絡文學確實是一個獨具中國特色的現象。過去和外國人談起網絡文學，對方常常茫然，不知道是什么。現在網絡文學已經深度參與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各種形式的網絡文學讀者超過兩億。我個人認為，盡管有“網絡”二字，究其實質，它就是通俗文學，要滿足通俗化、大眾化的需要。過去，在20世紀80年代“純文學”的背景下，我們對通俗文學有偏見，覺得那是下里巴人，不夠高大上，但不能只有陽春白雪，下里巴人也很需要。習近平總書記說，既要頂天立地又要鋪天蓋地，就是說也要滿足通俗化、大眾化的需要。

實際上，現代社會中，無論中外，大眾文化都至關重要，比如好萊塢的電影、日本動漫、韓劇，都是通俗的大眾文化。過去我們在這方面是弱項，新世紀以來迅猛發展，網絡文學起了先鋒作用，它還帶動了其他大眾文化形式，比如電視劇、動漫、游戲的發展。總的來看，網絡文學為這個時代提供了蓬勃的想象力和創造力，它深深地植根于中國人的生活、中國文化，正在成為中國故事、中國精神的一個重要載體。實際上，網絡文學在與中國文化聯系比較緊密的周邊國家比如東南亞影響極大，以紙本方式的譯介量是驚人的，我們一些網絡文學作家去越南、泰國神氣得很，名氣很大，有很多粉絲。同時，網絡文學也逐漸向歐美國家擴散，比如美國，就有一群外國人專門辦了網站，譯介連載中國網絡文學作品，產生了一定影響。假以時日，網絡文學及其周邊產品必定成為中國文化軟實力中很重要的組成部分。

當然，網絡文學自身還存在很多問題，粗制濫造問題，盜版抄襲問題，唯利是圖、低俗庸俗媚俗問題，都需要嚴肅對待，有力地加以引導。從中國作協來說，我們反復強調，正因為網絡文學影響著如此廣大的人群，它也擔負著重大嚴肅的社會責任，必須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必須把傳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根本追求。

學習時報：您特別提到過一點：讀經典是一個與古人相親的過程，相親相愛的相親。閱讀經典如同與古人對話聊天，是快樂的。您的這個相親與快樂的狀態和很多人面對經典時那種神圣而莊嚴的態度有所不同，但卻是和經典靠得更近的。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要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那么當代文學創作如何從傳統文化中吸取力量，實現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請您具體談談。

李敬澤：面對我們的傳統，首先要有一個禮敬的態度。但這種禮敬絕不是客氣，客氣就見外了。一談傳統就是那么多書、那么多典籍，沒文化看不懂，不是研究古典的其實也看不明白。但傳統不能僅僅是做學問的材料，也不是你成了錢鐘書你才有資格談傳統，傳統應該是活的，它的生機、活力，它所蘊藏的巨大的創造性資源，需要一代一代人、每個文化人從各自的層面、角度去體會、闡發、理解，把它變成我們自己的燃料和能源，支持我們去進行新的創造。

我們看現代文學時期的那些巨人，魯迅他們，他們的文化態度各有不同，但都在傳統上、古典上下過一番功夫，在這方面，當代的作家、當代的文人就差得多。我寫《詠而歸》，現在正在寫《春秋傳》，就是想給自己補課，也不是做學問，而是作為一個現代人，站在這個時代，帶著自己的問題與古人對話。所謂創造性轉化，其實就是用你現在的問題和疑難去激活傳統，熔古今于一爐，看看能形成什么新的東西。我的《青鳥故事集》里寫到很多中外交通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內容，有朋友說，好啊，這書是為“一帶一路”寫的。其實，最早寫它是在十幾年前，那時，這方面的歷史還是冷知識，很少有人感興趣，但是現在，這成了熱門、成了顯學。這其中就包含著很重要的創造性前景，當我們站在這個時代，站在“一帶一路”上再看我們的歷史，我們會看到很多以前不曾注意過的景象和因素，這些因素過去是沉睡著的，現在它們被激活了，它們不僅僅是史料，歷史被帶到了當下，成為當下的一部分，成為中國人在新時代自我認識和想象的一部分，這就是創造性的轉化。

學習時報：您曾經提到過：文化走出去，文學是先鋒。近年來，隨著莫言摘得“諾貝爾文學獎”，曹文軒榮獲“國際安徒生獎”，劉慈欣獲得科幻界的諾獎“雨果獎”，我們的文學在世界范圍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認可。請您講講中國文學走出去的情況和未來的趨勢。

李敬澤：近些年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中國日益走向世界舞臺的中心，中國文學的國際影響力相比過去有了顯著提高。我在作協負責這方面的工作，對此感受很深。經過這些年各相關部門的探索，中國文學走出去已經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充分考慮到對象國文化和市場狀況的工作辦法。越來越多的中國作家也逐漸被包括歐美國家在內的世界各國所熟悉。當然，前邊的路還很長，我一向認為這是一件水滴石穿的事業，需要耐心、需要堅韌，也要不斷總結經驗，想出新辦法。文學有很強的意識形態屬性，文學的交流和傳播本身就具有國際文化博弈的性質，而且文學在各國、特別是歐美國家，屬于主流的精英文化，他們有他們的標準，有他們的傲慢和偏見，自然也有他們的意識形態考量。所以，文學走出去，說到底不是為出去而出去，而是要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精神，根本的出發點是堅定文化自信、堅持中國文化的主體性。一個中國作家，首先是為“吾土吾民”而寫作，不是看別人的臉色寫，只有這樣，中國文學才能真正獲得世界性意義，才能有力地參與世界文學的建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