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人的生存與命運的關(guān)切是文學永恒的話題，新文學更是將“立人”視為自己與生俱來的歷史擔當和價值支點。承續(xù)著文學系譜，又獨出蹊徑，“80后”作家鄭小驢甫一開始將寫作目光聚焦在人的身心軌跡與后來人生路向的關(guān)系勘探之中。這具體表現(xiàn)為小說主人公往往是帶著創(chuàng)傷感上場，相應的創(chuàng)傷感又成為整個悲劇故事發(fā)生的直接或不曾缺席的原因。文學與創(chuàng)傷體驗之間的關(guān)系本是千頭萬緒。能如此清晰而又頗得要領地梳理出一條屬于自己的表達路徑來，應是與作家本人對自我境遇、人生經(jīng)歷深入的體驗和非同尋常的省思密不可分的。當然，其中也融入了同代人、農(nóng)村人和其他類屬人的身影蹤跡。而有關(guān)這些主人公的創(chuàng)傷感其由來，這又指向了對歷史、文化、現(xiàn)實等層面的追問，構(gòu)成了循環(huán)性的、深度性的“追問‘為什么’”。如上敘事邏輯和結(jié)構(gòu)系列最終和盤托出鄭小驢小說的一個核心與獨異的景觀——對人的身心健康的關(guān)注，盡管相關(guān)人物表面上都心智正常。總體看來，鄭小驢小說中主人公的創(chuàng)傷體驗大致有三種類型構(gòu)成。

身世陰影揮之不去。弗洛伊德體系大廈很大部分是由“童年陰影”為地基。身世在某種程度上就等同于童年、青年的生活經(jīng)歷。鄭小驢在《等待掘井人》中講述了一位叫“闕國清”的成年人，自生父從境外回來后，住上了洋樓小房，并在40歲之后有了婚娶。然而，好景不長，他患上了絕癥。與其說“闕國清”是“身”病而死，不如說是“心”病而死的。因為他來到世間就活在身世陰影中。父親作為國民黨士兵，敗逃在外。“闕國清”因為這個出身成分，受盡了各種歧視與欺凌，生活困厄，內(nèi)心十分壓抑。這些甚至都轉(zhuǎn)換成對父親的萬般仇恨，以至于父親歸來后，他曾怒目而對。一夜暴富，生活狀態(tài)的陡轉(zhuǎn)，“闕國清”又成了村人側(cè)目和艷羨的對象，從過度自卑飛躍到極度自信，心理上的“蹦極”令他直逼死神。小說中有兩個調(diào)皮小孩在騰挪忽閃，從中插科打諢，顯然這是一種暗示與對比。身世陰影的形成還與一些與生俱來的身體殘患有關(guān)。阿德勒的《自卑與超越》一書有勵志的傾向，史鐵生一生似都在要以文學創(chuàng)造完成對身體的超越。但無論如何，給殘障人在心靈上予以發(fā)自真心的尊重和關(guān)愛無疑純屬人情天理，這是愈合人創(chuàng)傷體驗和助人正常成長的最為滋補的“雞湯”。

鄭小驢的小說《贊美詩》中的“他”天生有點眼疾，長得也不好看。同租女孩種種表面上的客氣，讓“他”對她好感倍增，并燃起生活的勇氣和做人的信心，“他”一度相信人性純潔無瑕，一如“贊美詩”所唱。“他”也極力呵護這種美好，不敢而不忍玷污。但事實上，“他”在她內(nèi)心是“歪瓜裂棗”，“壞眼睛真讓我惡心”。這觸及到了“他”的心理底線，他憤怒了，慘劇上演。作者是在批判禮數(shù)的虛偽和陽奉陰違、表里不一的人性。父母的情感付出與未成年人的成長是成正比的。“棄兒”從一開始就意味著身價低賤，遭人嫌棄，失去了天賦的公平。“秋紅”（《入秋》）因為某種原因，被父母拋棄到了一個遠隔千里的山村。種種跡象都表明養(yǎng)父母將她視為己出，但他們是講交換的，希冀以后從成年的“秋紅”身上連本帶息地賺回來。“秋紅”得知自己的身世后，對“拋棄”一詞也是最為敏感。低人一等的念頭與來自兩個家庭的斡旋紛爭，導致她迅速自暴自棄。渴望溫情，就顯然早戀；出于對世間的不信任，又卷入到濫交之中，高考也一敗涂地，青春韶華就被完全草菅了。與“秋紅”可謂精神姊妹的“青梨”（《我略知她一二》），其身上則凝聚了作者對“留守孤兒”的悲憫。“青梨”雖然父母雙全，但他們長期外出謀生，基本上從小就讓其自生自滅。“青梨”沒有其他兄弟姐妹以資情感溝通。封閉的情感堤壩只剩下日記作為泄洪閘，“記仇”、“小心眼”，當然也沒有能力處理好少男少女的初開情竇。性情的郁結(jié)與裂變最終導致她撒了個彌天大謊——殺了哥哥，通過“自首”的方式來喚起警察和世人對她的關(guān)注，進而抵達父母回到她身邊的初衷。種種不利因素都形成了“情結(jié)”，深深地植入了這些人的身上；這些“情結(jié)”就是“暗瘤”，就是“定時炸彈”，如果不正視，不療救，真就綻開成“惡之花”。鄭小驢筆端所觸及的身世陰影有一定深度，也有相當?shù)膹V度。它們就是一個個反光鏡，是對某些客觀東西的真實折射。良好的精神撫慰、心理疏導、社會氛圍才能助推小孩健康成長。在其他作品諸如《青燈行》中“魯?shù)恰睂α髅ト嗽摹俺鸷蕖保稑寯馈分小靶『ⅰ睂ψ锓傅摹皣^”和心理上的報復性“處決”，《蟻王》中的“小孩”認為“不滿14歲殺人不犯法”等等都是同一脈絡的延伸。

無法言說的心理秘密在隱痛。鄭小驢的《讓所有豬都活著》中“姑父”靠殺豬謀生，但這貌似兇悍的屠夫，面對別人欺侮小親戚，盡管面紅耳赤，卻只好忍氣吞聲、“視而不見”，而且回到家里，手在抖個不停。“姑父”顯然有些“病態(tài)”了。細究起來，“病灶”來自他曾經(jīng)是一個警察，但一次執(zhí)行公務時，面對一群有恃無恐的罪犯的無端挑釁，“姑父”暴怒了，邁入了“執(zhí)法過度”的雷區(qū)。“姑父”為此丟掉警服，削職為民。這段不堪的經(jīng)歷也就成了他的隱痛，他不敢提起自己的過往身份。內(nèi)心的苦楚與由此而來又無法應對的現(xiàn)實構(gòu)成雙重矛盾時，更讓人壓抑不已。如果說，身世陰影主要是針對青少年時期人生道路的話，那么，隔膜、溝通障礙則表現(xiàn)在成年人或準成年人的生涯中。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生命的成長，人們化解“精神污淤”的能力會大大增強。但是，外界的某些壓力與刺激足夠侵襲的話，他們又要保持所謂正常人的面貌，這些壓力與刺激就層積成一些無法言說的心理秘密，上升成創(chuàng)傷性體驗，在隱痛、在固化、在擴張，最終可能“惡化”。從一個視角來看，作品《大罪》中的“大罪”就包含著除了源自外界的規(guī)則，還有種種有形無形的生存環(huán)境。它們一起構(gòu)成了有類于魯迅所言的“無物之陣”，也是促使事態(tài)急劇下滑的“元兇”。“小馬”（《大罪》）本也是一個年輕有為、富有正義感的鄉(xiāng)鎮(zhèn)警察，但工資低下，女友棄他而去，不良地產(chǎn)開發(fā)商勾搭其他勢力不斷地哄抬房價，本以為道德化身的中學校長專干些偷雞摸狗、貪污腐化的破事……面對這些“罪惡”，“小馬”作為警察，無能為力，迫于“無物之陣”，又無法揭穿。這些“秘密”最終造成更大的“秘密”，他以“暗殺壞人”的方式完成對所謂正義的救贖，令人不勝唏噓。整個情節(jié)好像是在“謎團”中剝繭抽絲，但留有余意，讓讀者去猜度和反思。

鄭小驢還有一批作品諸如《和九月說再見》《秋天的殺戮》《槍聲》等，都采取了在先鋒派小說家那里曾經(jīng)炙手可熱的“敘事團套”或“猜謎性敘事”的寫作技巧。這是恰到好處的，因為小說就是要表現(xiàn)出主人公內(nèi)心里都藏著一個不可告人的秘密，他們是謎一般的存在，整個敘事鏈條也因這種“謎”而變得疑竇叢生、懸念四起、節(jié)外生枝，形式與內(nèi)容是合一的。確乎，作者就是在披露人們已經(jīng)變得諱莫如深、心機多多了。傳統(tǒng)的“攻心術(shù)”與現(xiàn)代生存的競爭迫使著人們在不斷地關(guān)閉自己情感的鐵門。圍堵的心理秘密太久、太深終究會“化膿流瘡”的，傷己亦會傷人。當然，這些作品也依稀殘留著一個青年作家步入社會后，對世界如此“復雜深邃”的困惑不解。他渴望單純?nèi)绯醯娜松乔啻簩懽鞯挠『郏彩且环N藝術(shù)向善。可貴的是，作者還能站在對文化、對文明本身反思的角度予這些心理秘密以考察。文化、文明的一個使命就是讓人懂得節(jié)制、有理性。但這種理性與節(jié)制也是對本能、生命的鉗制，以至于這種理性會走向極端，成為謀殺他人的工具，這也是現(xiàn)代與后現(xiàn)代哲學家所揭橥和控訴的。《1921年童謠》中的祖母陳云青，讀過師范，有才華，能吟詩作賦，渴望文學中“才子佳人”所演繹的琴瑟和鳴。但是生性軟弱和詩書浸潤，婚姻受人擺布，兩次都可謂遇人不淑。一生都是郁郁寡歡、愁云密布、情志不展。《秋天的殺戮》中的“博”是整支游擊隊中惟一的讀書人，但誰也不知道他那厚厚的鏡片后藏著怎樣的一顆心，告密與獵殺情敵等水落石出，都是他所為，那些不足為外人道的“心靈秘史”竟成為罪惡的“宣言”。

“怕啥來啥”的心理在作祟。心理學有個概念叫“墨菲定律”，通俗地說就是“怕什么，來什么”。這是一個“科學”性的存在，本身卻充滿“玄學”氣。國人很多時候?qū)⑵湓V諸“時運不濟”。不過，有時候這種“靈異”現(xiàn)象，卻是出自人為。自不待言，這種人為也包括當事者的心態(tài)失衡。但不管如何，一旦陷入這種怪圈與惡性循環(huán)，就注定會與創(chuàng)傷性體驗扯上聯(lián)系。鄭小驢在小說中對“怕啥來啥”現(xiàn)象的書寫是比較細膩和深入的。《少兒不宜》中有“伯伯”給“游離”和“堂哥”講故事的“橋段”。中間講到一個乞丐餓得要死，也討不到幾個銅板。只好向菩薩求救，菩薩指示善心可用，一經(jīng)點化，乞丐便時來運轉(zhuǎn)，用善心幫助別人，一步步地、良性循環(huán)地換取到了更大的財富。但“游離”對此存疑，天下竟有這等好事？大概正是出于這種心理暗示，原本還被父母強加寄予希望的“游離”連高考資格都斷然主動摒棄了，心儀上一個貌似清純的紅燈區(qū)女子，但結(jié)果令他大失所望，而且那女子最后香消玉殞了。基于種種結(jié)局，“游離”有過耐人尋味的內(nèi)心獨白：“我要的，全沒了，我不想要的，全來了。”這獨白可謂“墨菲定律”的又一直觀表述。“游離”一腔怒火地燒掉象征當?shù)仫L水的神廟，只身南下打工而又深感前途未卜、身不由己。這種意緒在《七月流血事件》中以“正話反說”的方式呈現(xiàn)。已經(jīng)身處“水深火熱”生活之中的“小曾”因沒能第一時間“領悟”陌生人的提示手勢，結(jié)果“撞槍口”了，藉以謀生的電動車被交警沒收了。雖然大學畢業(yè)不久，但摸爬滾打已經(jīng)令他對別人沒有太大的信心，陌生人的“友好”成為他戰(zhàn)勝自我的“強心劑”：“冥冥中，他總相信了美好的一面”，“他可沒想到情況會那么糟糕”。他試著去信任另一位陌生人“小馬”，期待“小馬”能幫忙疏通關(guān)系、贖回車輛。結(jié)果，他先前一直所擔心的騙局發(fā)生了，從朋友那兒好不容易借來點錢都打了水漂，“情況就那么糟糕”，最終都走上了一條爆發(fā)性報復與自我毀滅之路。顯然，小說就此所談及的是社會信任的問題，不管“小曾”先前的懷疑，還是后來決定“豁出去”，都表明了他這些行為本身已經(jīng)不合常態(tài)，而且正是這種“怕啥來啥”的隱秘線索直接牽引著故事高潮的到來。

在鄭小驢新近之作《可悲的第一人稱》《天鵝絨監(jiān)獄》中，“怕啥來啥”似乎更成了相應小說的核心意蘊。《可悲的第一稱》中的“我”雖拼死拼活在大都市中還是買不起房，與女友結(jié)不了婚，生怕生下小孩，到時候還得為戶口問題無可奈何。女友為之兩三次流產(chǎn)，兩人分手，城市已經(jīng)是非人之地，“我”故作輕松地“流亡”到了一個邊陲之地——“拉丁”。在那里建筑了精神上的桃花源，為自己的陰影療傷，“怕生小孩”成了他的夢魘。但世間沒有化外之地，在“拉丁”，“我”經(jīng)營慘淡，陷入了新的精神危機。而沒想到本來對之心存芥蒂的又一個女人“小烏”莫名其妙地來到了這里，給了他安慰與新生。但問題又在輪回，已回城市的“小烏”亦懷孕了。這意味著“我”還得跳回那“火坑”，無處可遁，別無選擇。《天鵝絨監(jiān)獄》中的“我”作為一個畫家，本著藝術(shù)本位和創(chuàng)造自主的精神，極不愿意做遵命文章，但人生就此犯上了“大忌”，最終無論怎樣躲避，它們都如影隨形、直逼命門，怎樣也無法完成自我的洇渡與救贖。

確乎，正如鄭小驢在《等待掘井人》中寫道：“有病就得治，一定治得好的。”通過上面三個方面的論析，你我好像都有點“病”了。是應多考察考察病因由何而起的時候了，身心健康刻不容緩。文學與醫(yī)治好像也是文論史由來已久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