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壺地處浙江南部，曾歸溫州市瑞安縣（即現在的瑞安市）管轄，后又歸屬文成。玉壺很小，即使在繪制得最為精細的中國地圖上，你也不會找到關于它的任何標注。對絕大部分人來說，它是一個陌生的地名。即使像我這樣一個幾乎可以用“地地道道”來形容的溫州人，我也從未意識到它的存在——直到近年。在我極其有限的地理和行政建制知識結構里，我至今也沒明白它到底該稱為鄉，還是鎮，抑或是村。

通往玉壺的路程是兵分兩路的：我的腦子是一路，我的腳是另一路。而我的腦子是先于我的腳抵達那里的。在一本由參與過秘密援華使命的美國退役海軍軍官書寫的回憶錄中，我偶然發現了玉壺的名字。我的心在那一瞬間停跳了幾秒鐘，我的震驚幾乎無法用語言來描述。我完全沒想到那個離溫州市區只有一百三十公里，當年閉塞到幾乎與世隔絕的地方，曾經和那場慘烈的抗戰有過如此密切的聯系——它是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第八訓練營的所在地。我說的那個“當年”，是指七十多年前。“七十年是個什么概念？對一只采蜜季節的工蜂來說，是五百六十多輩子；對一頭犁田的水牛來說，可能是三生——假若它沒有被過早屠宰的話；對一個人來說，幾乎是整整一世；而在歷史書籍里，大概只是幾個段落。”（《勞燕》）。七十年后的今天，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在抗戰中所起的作用，終于在撲朔迷離的史料的覆蓋之下以理性和客觀的姿勢漸漸凸顯——當然，這是另外一個話題。七十多年前，那個恪守著千年傳統秩序，按著比時間慢半拍的節奏勞作著的村落，竟然遭受過美國生活方式的突兀震蕩。這樣的震蕩到底會留下什么樣的痕跡？我，不，我是說我的腦子，就是在那時邁出了前往玉壺的第一步。我開始在類似的史料中摸索著通往玉壺的路，慢慢地勾勒著玉壺山水田地民居民情的輪廓。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輪廓漸漸清晰起來，等候著我的腳來印證，抑或說：顛覆。

就在我發現玉壺這個名字的第二年，在一個陽光很好的初春早晨，我的腳終于尾隨著我的腦子踏上了玉壺的土地。引領我的是一群“關愛抗戰老兵志愿隊”的隊員，他們為我詳盡地安排了一天的行程。那一帶零散地居住著一些國軍抗戰老兵，都已年逾九十，大多生活貧寒，對自身的經歷噤若寒蟬，有些子女甚至絲毫不知曉自己的父親曾經浴血沙場。志愿隊的義工們常年跋山涉水，在被歷史遺忘了的角落里千辛萬苦地尋找著這些人，傾倒著自己的時間精力腰包和情感，做著一些本該是另外一些人做的事，同時也在清減著本不該由他們擔負的沉重良心。

我的朋友們事先安排了三位當年中美特種技術訓練營的老學員和我見面。我們在老兵的家中做客，坐在硬木板凳上喝茶聊天。在頭頂垂掛下來的舊衣服、半空拉著的舊電線、屋角堆放的雜亂物件的重重包圍之中，我盡可能地將自己的體積縮小，為同行的人留出空間。過道很窄，光線灰暗，圍觀的人把空氣擠得很緊。我們的對話在斷斷續續地艱難地進行著，負疚和羞恥使得我有些口吃和呼吸不暢——捅開結了痂的創口攝取我所需的小說靈感，我覺得我的行徑無異于市井盜賊。

談話在越來越多的圍觀者的注視之下失去了私密性，我發現我的專注度在漸漸流失。幸好，午餐的時間到了。簡單的午餐之后，我們一行朝訓練營舊址出發。就在我們準備離開餐館時，一位老兵從口袋里掏出一張折疊得很平整的百元紙幣——顯然是一早就準備好了的，塞給做東的當地政府官員，算是午餐的費用。這位老兵家境極為貧寒，沒有兒女，和久病的老妻相依為命，靠一小片甌柑樹林所結出的果實維生。他掏出錢來的時候，姿勢挺直得幾乎像在敬禮，目光中有一絲理所當然的執拗，讓我無法不聯想起七十年前他所在的部隊的軍紀——一個人年輕時所經歷的嚴苛模塑，是可以被漫長的時間拉扯成行為慣性的。當然，沒有人會接受那張被他捏出汗來的紙幣。

通往舊址的山路和大多數江南農村的山路相似，彎彎曲曲的泥土小徑，混雜著幾級上下坡時派上用場的長條石板。我的腳步不由自主地放得很輕，因為我害怕碾碎七十年前遺留的腳印。那會是些什么樣的腳印？美國教官的軍靴？中國士兵的布鞋？鄉村農人的草鞋？放牛娃子的赤腳？抑或是從駝峰航線運送過來的軍犬的爪印？據說這里的孩子至今還能在路邊撿拾到七十年前打靶訓練時飛落的子彈殼。記憶有生命，能活過一代又一代人。記憶也有神經，記憶能感受到疼。所以那天我的腳不敢放肆。

這一帶的建筑物和所有中國城鄉的建筑物一樣，在近幾十年里都遭受了無數輪的拆、改、建，早已面目全非。舊式平房和院落在漸漸消失，取代它們的是一些鋪著馬賽克和灰泥面的矮樓。訓練營的部分舊址還在，包括傳聞中的美國教官宿舍，和由一塊省文物保護石碑所確定的中國學員宿舍。傳說中的美國教官宿舍是一座兩層的磚樓——在當年它肯定只是平房，正面和側面、底層和二層之間的不同磚質昭彰地顯示著年代的斷層。沿著后加的水泥板樓梯走入加蓋的二層樓房，狹窄的走廊兩邊是相挨得很近的小房間。那排房間肯定沒有見識過戰爭，只有底層老房墻面上已經開始風化的舊磚和磚縫之間順著水跡蔓延生出的青苔，說不定在當年見過那幾個也許叫約翰也許叫比爾也許叫史蒂夫的美國年輕人。樓很空，我沒遇見任何人，只有欄桿上搭著的一條臟兮兮的被子，暗示著這里可能還住著人。

中國學員宿舍的舊址也經過了拆改，但大體原貌還在。歲月像風，看不見，看得見的只是風走過之后留下的痕跡。這座嘉慶年間建造的，當年在這一方當屬首屈一指的深宅大院，如今很是老舊頹敗了。三位老人都是第一次重回故地。其實，這三位老人中有一位也是第一次與他的戰友們重聚，盡管他們的居住地相隔不遠。當年的訓練營都是就近招生，以避免方言造成的溝通阻隔。咫尺竟然演繹為天涯，現在是因為年事已高不愛走動的原因，而在先前卻是因為驚魂未定的心境。我注意到了他們并沒有詢問這些年里彼此的境遇。也許是傷痛的記憶具有強悍的慣性，也許是當年鐵一般的軍紀在三分之二個世紀之后依舊頑強地把守著他們的情緒之門，在跨過那道記錄著他們鐵血青春的院門時，他們的臉上沒有任何表情。那一刻，失態的是我。風撫過我的臉頰時我隱隱感覺到刺癢，拿手一抹，才醒悟那是淚水。

他們終于跨過那道門檻，站到了院中。“那個常來這里的小姑娘阿紅，不知現在怎么樣了？”片刻的沉默之后，一位老人說。有樣東西在我的心中攪動了一下——那是作家的好奇心。這個“阿紅”是誰？是他們的洗衣女？干雜活的小幫手？買菜送貨的鄰家女？她的到來曾經給這群由于承擔秘密使命而幾乎與世隔絕的年輕男人們帶來過什么樣的光亮和色彩？她如今還健在嗎？她后來的命運如何？

那天我并沒有找到答案。后來也沒有。我只是驚詫七十年堆積的厚實塵土，刨下去的第一個缺口竟然不是關于硝煙戰場和死亡，而是關于一個年輕女子的。我想起了多年前一部電影的名字：“戰爭讓女人走開。”其實，世上沒有什么東西能讓女人走開。災難不能，病痛不能，戰爭也不能，因為女人是住在男人心里的。只要男人活著，男人還有心，女人是永遠無法真正離開的。

在那個攤曬著咸菜蘿卜條、堆滿了柴捆雜物的院落里，三位老人的感官觸角慢慢地打開了，開始穿透陌生物件的重重遮掩，絲絲縷縷地探尋著熟悉的舊跡。這是那個池塘嗎？怎么這么小了？那是全體集合開飯的道坦（溫州方言：院子里的空地）嗎？那條樓梯還是老的吧，踩上去怎么有這么大的響聲？那是我們打通鋪的大房間吧？開隊務會的那間屋子在哪里？……我聽見他們在彼此詢問探討著，試圖證實或推翻他人的猜測。此時的記憶里已經有了質地和紋理。

聽見響動，院子里的居民紛紛從屋里走出來。一個上了年紀卻依舊面色紅潤聲如洪鐘的男人沖出來，激動地拉住了一位老兵的手：“我記得，你們。我阿爸是給你們燒火煮飯的伙夫。那年我七歲。”他語無倫次地說。時光的輪子咔嚓一聲停住了步子，一個七歲孩童的面容，在三位老人的目光中浮現出朦朧的輪廓。他們紋絲不動的臉上裂開了一條縫，有東西從里邊絲絲地滲出——那是情緒的蛛絲馬跡，我看見他們的皺紋松了。

從那個大院走出來，我們一行又探訪了一位當年美國教官的幫廚，一名接受過美國軍醫的乳腺癌切除手術的婦人，幾個美國教官住處附近的舊鄰舍——他們如今都已是耄耋老人。每個人都有獨屬于自己的記憶，有的重合，有的相近，有的相互矛盾，卻無一例外地生動。那天我的筆錄既豐富多彩又雜亂無章，像漫天的飛塵。但我并不擔憂。我知道假以時日，假以幾段完整而放松的睡眠，這些飛塵將會逐漸落地，堆積成一些當時我尚無法預見的形狀。

和三位老人們告別，已經是傍晚時分。太陽跟隨了我們一天，已經漸漸顯出倦意。老人們的腳步緩慢而堅實，穿著軍綠色棉背心的背影有些佝僂，卻依稀能看出支撐著身體的那根骨頭。背心是志愿隊的義工們贈送給他們的禮物，上面印著的“抗戰老兵，民族脊梁”的字眼，隨著他們身體的動作，在山野的余暉中忽高忽低地晃動。

就這樣，我的腦子和腳兵分兩路，經過許多迂回輾轉，終于在那個風和日麗的春日匯合于玉壺。那兩路各自為政的兵馬，在玉壺的鄉野中發生了驚天動地的碰撞。那場碰撞到底留下了什么樣的內傷，我身陷其間無從鑒別，大概只能在《勞燕》中尋找端倪。

2017.2.26.于三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