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的張翎，或者在中國，或者在回中國的路上。祖國，這兩個“一語淚雙流”的字眼，曾經是張翎寫作的起點，后來是支點，如今成了重點。

1983年的張翎，讀完了復旦大學外文系。1986年赴加拿大留學，直到上世紀90年代，在她有了“一間自己的屋子”之后，開始了井噴式的創作。這一路走來，她越過一個個山丘，登峻嶺盤旋而上，“橫看成嶺側看成峰”，但要讀懂這個一往無前的浙江溫州女子，卻是越來越難了。

1998年，我第一次讀到張翎的《望月》。近二十年來，她的文字一直都是舒緩的、精致的，但文字背后越來越沉重的張力總讓人想起英國女作家伍爾芙的那種“焦慮”，還有男作家毛姆先生的那種“苦痛”。在張翎特有的“舒緩”里其實正埋藏著說不清的“焦慮式”“苦痛”。這種“說不清”，并不來自她對外部世界的把握，而是來自她對人物內心世界的癡迷，這也正是當代新批評主義者們常常需要面對的閱讀困境。

關于閱讀張翎的艱難，還有一個橫向的比較：如果說嚴歌苓的小說是喜歡在鋒利的“刀尖”上舞蹈，冷色調地寫出人性之美，寫出“個體人”在歷史中存在的力量；張翎就是喜歡在溫和的灰色地帶，暖色地寫出藏在人性裂縫的血淚，寫出她對人的復雜性的寬恕和懺悔。張翎說過：“寫作者應該努力探討那些灰色地帶。我們的觀察力強大與否，某種意義上表現為我們能看到多少個層次的灰。灰的層次越多，越能表現人性的豐富。”解剖這樣的“灰色地帶”，也是我們理解張翎的一種挑戰。

早年的張翎喜歡在交錯的彼岸中飛旋，她的人物，既屬于故土，又屬于加拿大，他們穿越在兩個大陸之間，在時空交錯的生命場中譜寫著尋找與回歸的樂章。那個時候的張翎，堅信著“我只有避開那個世界，才能展開對那個世界的思索。” 記得在2001年2月20日的深夜，我在《風雨故人，交錯彼岸》一文中寫下這樣一句話：“張翎的出現，讓暑熱的北美文壇有了秋的純熟和清爽。”

正當很多的讀者都以為張翎要沿著“雙城記”的路子走下去了，張翎卻陡轉船頭，朝著未知的海洋駛去，迎面帶給我們無比陌生和驚詫的體驗。她在2008年之后所創造的一個個突破性的文本，其中的勇氣和膽量，可謂驚人駭俗。當然，她敢于闖向歷史的深海，是因為她知道自己的“體力”可以抵達。

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在他的詩集《另一個，同一個》的序言中這樣說：“作家的命運是很奇怪的。開頭往往是巴洛克式，愛虛榮的巴洛克式。多年后，如果吉星高照，他有可能達到的不是簡練，而是謙遜而隱蔽的復雜性。”在我的感覺里，張翎近年來的小說追求的就是這種“隱蔽的復雜性”，她寫的都是“混合人”，善良與自私，純凈與齷齪，正義與陷害，最終要說的都是“人”這個物種。張翎的這種“復雜性”努力，其實是她想與這個世界講和。

2009年之后的張翎，外延上她是寫家國風云，內涵上則是在破譯人物心理的痛苦密碼，有的時候，甚至進入到典型的精神分析。很明顯，她的作品氣質開始趨于中性，女性化色彩減弱，她似乎更愿意用超性別的眼光看待人類經受的災難和疼痛。這種充溢著陽剛之氣的現代主義的人性探索，到了2017年橫空出世的《勞燕》，將當代華語文壇的戰爭文學推向了史詩性精品的高度。

無法忘卻的“抗戰”

2015年9月3日，張翎在北京參加紀念中國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大會，觀禮歸來后她說要寫一部抗戰的小說，我心里很有些驚訝。因為在張翎的精神世界里，有基督的“原罪”和寬恕，有張愛玲的無常和荒涼，有《紅樓夢》的色空和平靜，有伍爾夫的獨立和執拗，所以，我怎么也想不出她究竟要寫一部怎樣的抗戰小說。

據張翎自己的回憶，這些年她一直在思考寫戰爭題材的作品，但并不想正面地書寫戰爭，正如當年寫《余震》時，并不是真的要寫地震。所謂戰爭和地震都只是她小說的背景，她真正想做的是揭示災難中人性的裂變，還有在裂變中所爆發出的異乎尋常的能量。為此，她展開了“二戰”故事的調研。在偶然間，她讀到了幾本抗戰期間美國援華海軍人員的回憶錄，這些回憶錄里提到了一個地名，叫玉壺！這是她的家鄉溫州鄉下的一個小村鎮，十分閉塞，連她這樣一個地地道道的溫州人，也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個地名之所以能夠被記錄在書里，是因為它是當年中美特種技術第八訓練營的所在地。就是這個“玉壺”，在張翎的心里掀起了軒然大波——她完全想不到在這個幾乎與世隔絕的小村子里，七十多年前竟然有過美國軍人的蹤跡。當年的那個寧靜的鄉村，又因為美國軍人的到來，曾經發生過什么樣的震撼和改變？

2016年的冬春，張翎了解到溫州有一支關愛抗戰老兵的義工隊，又知道了玉壺當年的訓練營地舊址還在，尤其是當年就近招收的訓練營學員，如今還有人健在！于是，在那個陽光很好的初春早晨，在義工隊的帶領下，張翎來到了玉壺。站在廢墟般塵埃飛舞的村落里，張翎后來寫道：“站在那些年逾九十，生活貧寒，對自身的經歷噤若寒蟬的國軍抗戰老兵面前，我的腦子和腳在玉壺的鄉野中發生了驚天動地的碰撞。”于是，“驚天動地”的《勞燕》誕生了。

戰爭，一直是世界文學中最經典的題材。但是女作家寫戰爭，還是要直面挑戰。張翎的挑戰不僅僅是面對自己，還要面對歷史。她要寫的“抗戰”，是中國人與美軍的“抗戰”，是那些被歷史遺忘的“抗戰”。作為中國第一部涉及美國海軍秘密援華使命的文學作品，《勞燕》以其巨大的勇氣首次披露了中美特種技術合作訓練營的抗戰內幕。這個在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中國和美國軍事情報機構合作建立的戰時跨國情報機構，正是張翎的戰爭想象開始的地方。張翎以極其客觀的冷靜，剖開了那段當年中美共同抗日的塵封歷史，表達了她對國際反法西斯戰線的崇高敬意。

如果不是這場戰爭，嬌小的鄉下姑娘阿燕就不會受到日軍的摧殘，就不會失去她的未婚夫，就不會遇到牧師比利與美軍軍官伊恩。那個在中學里接受國文老師左翼思想影響的青年劉兆虎，原本準備好了奔赴延安，沒想到日軍飛機對四十一步村的侵襲和侵犯，卻讓走投無路的劉兆虎在偶然中走進了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的訓練營，從此他的生命，不僅與牧師比利、伊恩們發生了交集，而且也與他曾經離棄的未婚妻阿燕又交集在了一起。

在張翎的筆下，戰爭就是魔棍，把所有的生命攪成肉泥和黃土。戰爭毀滅了愛情又產生了愛情，紛飛的戰火，儼然成了“人性”的煉獄。但張翎在強烈表達“反戰”主題的同時，更重要的是，她要凸顯那些在戰爭中經歷了災難的人和命運，《勞燕》中所講述的三個男人和一個被日寇強暴而逃離家鄉的中國女子的愛恨情仇，實際上寫的是人性的戰爭，張翎的最終所指還是對人類疼痛的心理醫治。

無法走開的女人

張翎說：“戰爭怎么可能讓女人走開？我覺得什么事情也不能讓女人走開，災難不能、疼痛不能、戰爭也不能，女人是活在男人心里的，只要男人還活著，女人是無論如何不能走開的。所以在我心里，一群男人的戰爭故事里就生出了這片綠葉，這就是關于阿燕最初的設想。”

毫無疑問，那個普通的江南女孩姚歸燕是小說《勞燕》的靈魂，在她身上，張翎傾注了最深情的愛和憐惜，也是因為她的命運沉浮，成全了這部小說非同尋常的力度和深度。

在張翎看來，戰爭中最受傷的是女人，最溫暖奪目的也是女人。作為小說中苦難最深重的被侮辱與被損害者，十四歲的姚歸燕，在戰爭中失去父母雙親，還慘遭殘暴日軍的蹂躪凌辱。小說中寫到，出現在牧師比利眼中的女孩“幾乎完全赤裸，身體上沒有明顯的外傷，只是大腿上有濕黏的血跡——血還沒有止住。我分開她的雙腿，發現中間插著一根已經被血染成紫醬色的粗木棍。”但是對于阿燕來說，更為可怕的還有來自四十一步村人對她的歧視與排斥。

身陷亂世的弱女子阿燕，最終從一位被侮辱被損害的鄉村少女蛻變為堅毅獨立的婦科醫生。而對于圍繞著她的另外三個男人，牧師比利、美軍伊恩以及未婚夫劉兆虎來說，這位普通的江南女孩，卻成為他們各自生命歷程中最重要最難忘的歲月。在劉兆虎的眼中，她是被日軍蹂躪的阿燕；在伊恩的眼中，她是溫德；而在牧師比利的眼中，她是斯塔拉。他們因戰爭而相遇，因情感而交集，因命運而改變。

在張翎過去的小說中，女性人物的塑造往往力透紙背，男性的角色多虛實模糊。但《勞燕》中的三位男主人公卻個個面目清晰、性格鮮明，所謂牧師比利、軍官伊恩，還有中國學官劉兆虎，都因為與那位原名姚歸燕的女性在月湖這一地區的相聚與交集，從而暴露出立體豐滿的人格缺陷。

張翎說：“人性是怎樣一件千瘡百孔的東西。”在戰爭的烽火中，既考驗人性，也鞭笞人性。在小說中，作者借那位遺棄了阿燕的劉兆虎的亡靈做了如此的懺悔：“其實扔下阿燕的不只是我，還有你們——你，牧師比利，還有你，伊恩·弗格森。我們在不同的階段進入過她的生活，都把她引到了希望的山巔，又以各種各樣的方式離開了她，任由她跌入絕望的低谷，獨自面對生活的腥風苦雨，收拾我們的存在給她留下的各種殘局。在我成為鬼魂之后，我甚至暗自慶幸過我死得其時，我不用目睹阿燕在幾年之后的那場大災難中遭受的更大屈辱。”

在小說的結尾處，面對著已處于腦中風狀態的女主人公，張翎再一次借了牧師比利的亡靈做了如此真切的表白：“在我的記憶中，你是那個連眼淚都能照亮別人的小星星啊，我怎能把你跟眼前這個身體像掏空了的麻袋似的老婦人聯系在一起？”那么，“是誰掏空了你的麻袋的？”“是戰爭。”是的，當然是戰爭。是“戰爭把第一只惡手伸進你曾經飽滿結實的生命之袋，我們跟在它之后也伸出了自己的手。這個‘我們’，不僅包括我、伊恩、劉兆虎，還有阿美、楊建國、瘌痢頭、鼻涕蟲、那個在枕邊傳了你流言的廚子、那個在營地門前用槍指著你的哨兵……‘我們’其實是每一個走進你生活的人。我們每個人的手上都有罪孽，我們每個人都從你的袋子里偷過東西。”

感嘆作者張翎，通過女人寫出了男人。在將近一個世紀的時空長度里，真切地刻畫了人性與命運的層層裂變。《勞燕》的成功，首先是阿燕這個苦難深重的女性形象的成功，在她身上，充分地寄托了張翎博大的人道主義悲憫情懷。

來自亡靈的時空敘述

《勞燕》的深度和廣度，在藝術呈現上的一個巧妙手段，是來自亡靈的時空追述。

所謂亡靈，古往今來，似有似無，似信非信，正好成為小說家們長袖善舞的載體。在《勞燕》中，張翎讓她的男主人公都以亡靈的形式去一個叫做月湖的地方，踐行當年死后相聚的約定。這三個亡靈，一方面可以在歷史的時空中任意穿梭往來，另一方面，他們的故事也正好與歷史的現場拉開了距離，從而更彰顯了張翎駕馭“距離美學”的才華和功力。

讀張翎的小說，最迷人之處就在它的美學距離。多年來，我們喜歡她的遙遠而冷靜；喜歡她文字里的心平氣和；喜歡她寫的春秋，總是把悲傷的故事推遠，把人性剝離成碎片；喜歡她從不激烈控訴，把時代的“風云錄”納在幾個人的繡枕之上，看去玲瓏，囊里卻驚濤駭浪。正是這種強烈的時空“距離感”，造就了張翎小說獨有的藝術魔力。

從三位亡靈的敘事中，我們知道了牧師比利懷著對和平生活的憧憬而來中國傳教，救助了被日軍凌辱的中國女孩阿燕，從此深陷信仰與情義的心理鏖戰。伊恩·弗格森因愛國而參軍，加入“美國海軍中國事務團”，與少女溫德由結識、相戀到遺忘。劉兆虎，機緣巧合地成為特訓營學員“635”，雖曾因流言與陳見背棄了與阿燕的婚約，但最終執意與其相伴至死。正是通過這種亡靈敘述的奇妙方式，張翎完成了她想要表達的史詩性宏大主題：二戰，美軍，女人，遺忘，反思。

那位不幸的阿燕，被日本兵強奸幾乎致死，又遭同胞欺凌，未婚夫也拋棄了她，精神幾乎崩潰。是牧師比利救了她，教給她醫術，讓她在戰爭中重新站立起來。新戰士“鼻涕蟲”戰死，被日軍砍下腦袋，她親手將鼻涕蟲的腦袋縫回到身體上，令官兵震撼。比利與伊恩都愛上了她，她曾生下一個孩子，但沒有人知道這個孩子的父親。她歷經六十年時代風云，頑強地生存下來，在傷她最深的劉兆虎落難的時候，她放下了怨恨，不僅救了他的命，最后還給了他新生……這一切的驚心動魄，都在三個死去的男人的靈魂重聚之地為我們一一展開。

在往事的追憶中，特別令人唏噓的人物，是當年那位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訓練營的中國學官劉兆虎。原本是一名獻身“抗戰”的熱血老兵，但劉兆虎在戰后并未獲得應有的勛章和榮譽，反而因此被捕入獄飽受磨難。關于“抗戰老兵”這個沉重的稱號，作者在此表達了她敬重歷史的人文情懷。

三個亡靈，看起來都有人性的裂縫，都被上帝咬過一口，但在張翎的內心深處，想要表達的還是歷史之痛和人性之痛，從身體到靈魂。這種“疼痛”的烙印就好似是霍桑筆下的“紅字”，成為張翎小說的一個重要標志。張翎說：“在我看來，殘缺和不完美是全人類感情生活的常態，我不用刻意尋求，它就在我的身旁。”

《勞燕》在結構上的重大突破是張翎將早年的雙城記結構轉化成了中西人物命運的交錯模式，其視野更為寬闊與強大。對此，學者朱壽桐認為：“小說中的三個男人和一位女性的人物設定，把中國和美國，戰爭與和平，人的生死奮斗、受辱與復仇，跟和平年代的享樂與承受，透過這個結構都表現和對比出來了。”

精品的定位

如果說張翎當年的名作《余震》讓人在大災難后心肺再次顫抖，那么《勞燕》的故事就是讓人在大戰爭后靈魂再次洗禮。

小說《勞燕》的好看，還在于張翎一直堅持的詩意抒情傳統。可喜的是，《勞燕》的語言比張翎以往的小說顯得更為節制和精致。既有張愛玲式的敏感犀利，又有張翎自己所特有的含蓄溫婉。正是她的精妙語系締造了小說中一個一個經典般的細節，讓這部小說擁有了史詩般的精品氣質和氣韻，其語言的美感讓讀者欲罷不能。

今天的張翎，所看到的不僅僅是“中國眼里的世界”，而且也是“世界眼里的中國”，是人類共同命運的交響。在今天的文學時代，純粹的鄉土已經不可能了，不斷在飛越自己的張翎，她的創作方向必然是在探索著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傳統與現代的關系。尤其是她渴望回到那些大歷史時代的轉折關頭，去探討和深究所謂紀念碑上和史書上沒有記載過的名字，去發現人性與命運相糾纏的軌跡，這是她的文學企圖，也是她正在達成的目標。

（作者系北美中文作家協會副會長，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