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不成問題的問題》劇照。

電影《不成問題的問題》是根據(jù)老舍先生1943年的一篇同名中篇小說改編的。原小說本是一篇不大受關注的作品，創(chuàng)作于《四世同堂》第一卷《惶惑》之前不久。作品描述了抗戰(zhàn)時期大后方一個名叫“樹華農(nóng)場”的人和事，精妙地傳遞了抗戰(zhàn)大后方的時代氛圍和世風民情，廣義上仍屬于“抗戰(zhàn)文學”。

而這篇“諷世”意味濃厚的作品，寄托了老舍先生這一時期對中國文化的一種認知和判定。小說揭示了老舍心目中的“國民性”。“國民性”是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現(xiàn)代文化中的一個長久的焦慮，在“亡國保種”的時代背景下，作家們把批判的視角投向傳統(tǒng)文化。所以，五四時代作家心目中的傳統(tǒng)文化都是可鄙的，傳統(tǒng)文化中的器物和價值都是要打碎重建的。“國民性”批判是與傳統(tǒng)文化批判緊密聯(lián)系的一種話語，已成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一個重要母題。

電影《不成問題的問題》是老舍文學作品影像化的成功之作，已在多個重要的海外電影節(jié)獲獎。改編后的故事具有十分濃厚的寓言性。樹華農(nóng)場的主任丁務源是個八面玲瓏的角色，把天府之國物產(chǎn)豐厚的農(nóng)場弄得年年虧空。于是，董事會欲派一名留洋歸來的人物取而代之。改革者尤大興一身抱負，但他的改革措施卻在樹華農(nóng)場遭受到種種阻撓、非難，一場深不可測的厚黑學與醬缸文化鬧劇不斷上演。尤大興悲憤難抑，斥責農(nóng)場里的人是“最低等的生物”，卻無力抵擋整體性的文化腐敗。這個人物又牽出尤太太出場，尤太太這個角色被導演寄予了深切認同。她是改革者的伴侶，卻懾于陳舊勢力的威壓和氣場，不得不低頭。老舍先生年輕時曾經(jīng)出訪英倫，尤大興這個人物可能帶有自傳性，他對樹華農(nóng)場的描繪也寄予了自己回國后對民族文化的反思。

但是，導演的改編卻折射出“講述故事的年代”即當下對國民性的文化思慮。實際上從上世紀80年代起，在社會文化轉型的背景下，這種對國民性的反思一直是時代的強音，甚至是國家的主流話語。它是為改革的意識形態(tài)服務的，它的潛臺詞是：文化如此腐敗，不改革還等什么？張藝謀的電影就是這種國民性表述的集大成者，其早期作品都滲透著這種對傳統(tǒng)文化“挖祖墳”似的批判。這種影片的傳播語境自張藝謀開啟后，一直綿延至今。這類電影常常盤桓于各種國際影展，受著國際文化機構的嘉獎。所以，電影《不成問題的問題》對民族文化的書寫不可避免地代入了國際主流影展評委的視角。影片最后一個鏡頭是：尤太太向著樹華農(nóng)場留戀地張望，她的視域里是煙靄重重里的老中國；而尤太太的背影又收納在攝影機的視域里，一個在文化的負軛中無法掙脫的中國女性。這個鏡頭出人意料地出現(xiàn)在演職人員表放映之后，作為“點睛之筆”，格外地顯露出影片的東方主義趣味。

影片里，流氓藝術家秦妙齋帶領農(nóng)場工人批斗控訴尤大興的窗戶剪影，作為對當代史的影射編碼進入到電影中，正是導演改編時加進去的符號。導演通過翻拍向老舍先生致敬，不期落入了一個文化的圈套。原著中老舍的“諷世”是救亡與啟蒙的雙重書寫，而導演卻過濾了“救亡”的內(nèi)涵，最終呈現(xiàn)出來的只是又一個啟蒙主義的劇本，是上世紀80年代以來教科書式的“國民性”書寫的翻版。這種“國民性”書寫在近十幾年的中國文藝中仍舊不絕如縷，比如去年上映的電影《驢得水》，義正詞嚴地聲討“國民性”，在中國電影的體制與文化發(fā)生巨變之后，真有恍若隔世之感。

其實，任何對國民文化的思考都植根于現(xiàn)實、藝術家從文化共同體的角度批判傳統(tǒng)文化原本沒什么不妥，但也要看到時代和傳播語境與這種“國民性”話語之間的關系。文化除了“破”，還應有“立”。在越過生存與發(fā)展的障礙后，黨和政府明確了文化自信的必要性，提倡“文化自覺”“講好中國故事”，這是與經(jīng)濟崛起同等重要的大事。《不成問題的問題》的問題不是作者沒有感應時事，并在新時代國家主流話語發(fā)生變化后轉換語調，而是對當下文藝的評判標準并不明確，使得影片的主創(chuàng)仍舊視國際主流影展為藝術價值體現(xiàn)的最高標準。事實上，國際主流影展的神話早就應當破滅了。在國際文化交流的場域內(nèi)，各國電影人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向世界傳遞國家文化，中國的藝術家卻一直習慣于表達文化的挫敗感。從這個角度看《不成問題的問題》，它的文化表述確實與時代有點兒錯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