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一直討論人性的永恒沖突，一方面是利己與有利于后代的行為，另一方面是利他與有利于群體的行為。作為進化動力的這種沖突，似乎從未達到過平衡。人文科學不啻是我們認識與應對這類沖突的門徑。正是這一沖突塑造了我們智人這一物種，也成為我們創造力的源頭活水。可以說，科學與藝術擁有共同的創意源泉

近60年前，英國物理學家暨小說家C·P·斯諾在劍橋大學做了以“兩種文化”為題的著名演講。他指出：在西方學術界，由于科學與文藝兩個領域之間巨大鴻溝已難以逾越，科學與文藝應被視為兩種不同文化。此后，“兩種文化”這一概念便在西方學術界流傳開來。斯諾也曾分別以物理學家盧瑟福與詩人艾略特為科學與文藝兩個領域的代表，指出他們由于對各自領域過分自豪而忽視了對方。

大西洋對岸的物理學家費曼也曾面對類似指責。他的一位藝術家朋友曾開玩笑說，像您這樣的大科學家，整日沉湎于微觀量子世界，恐怕連一朵花都不懂得如何欣賞。才華橫溢的費曼反唇相譏說，藝術家雖能欣賞美，但未必能像科學家體味得那樣細膩和深刻。“一花一世界”，唯有對其理解得深入，方能欣賞它超越外表的壯美。

作為古生物學家，我對費曼機敏犀利而不失風度的回答十分贊賞，由此聯想到：4億多年前的陸地上一片荒蕪，尚無任何陸生植物。原始植物“登陸”后，經過近3億年的緩慢演化，地球上才綻放第一朵花。而中國“熱河生物群”中發現的中華古果化石，則代表一億多年前世界上最早的開花植物。盡管它麥穗般的花朵貌似平淡無奇，然而正是由于它的出現才演化出如今地球上百花齊放、爭奇斗艷的美景，這是多么壯麗神奇！試問：我們通過生物演化的透視鏡所欣賞的生命之美，又有哪一點遜色于藝術之美呢？

其實，科學家們對美的追求與欣賞，與藝術家們不分伯仲。

值得指出的是，一方面早期中國現代科學家中就曾涌現出一批藝兼文理的大家，比如丁文江、李四光、竺可楨、華羅庚等。他們中的許多人，從小深受中國古典文學藝術浸淫，既能做領先國際水平的科研工作，又能寫辭章優美、立意深遠的錦繡文章。譬如，竺可楨先生物候學著作所展露的深厚詩學修養，就一直為人稱道。另一方面，中國古代文人墨客大多具有樸素唯物主義思想，其作品常常表現出科學的自然觀。譬如，中唐詩人韋應物有一首詠琥珀的五言詩：“曾為老茯神，本是寒松液。蚊蚋落其中，千年猶可覿。”詩中對琥珀成因有如此形象的描述以及合乎科學的論斷，實在令今天的古生物學家們驚嘆不已。

中國改革開放伊始，更催生了“科學的春天”。當年一部優美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曾把許多像筆者這樣的文學青少年吸引到科學領域。如今，這批人當中已有新一代文理兼通的科學家，其中有幾位是我所熟知的，如北京大學進化生物學家饒毅、芝加哥大學遺傳學家龍漫遠、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古生物學家鄧濤、王原等。

放眼未來，竊以為，進化生物學或將成為銜接科學與文藝之間的橋梁。昆蟲學家及社會生物學家愛德華·威爾遜，曾經和美國桂冠詩人羅伯特·哈斯有過一次對話。在這次對話中，我欣喜地看到他作如是說：生物學是與人文學科相關聯并與其共同進步的。生物學當下所做的，似乎揭示了人性曖昧的根源。比如，我們一直討論人性的永恒沖突，一方面是利己與有利于后代的行為，另一方面是利他與有利于群體的行為。作為進化動力的這種沖突，似乎從未達到過平衡。然而，倘若一味走向個體主義，社會就會分崩離析；但如果過分強調服從群體，人群便無異于蟻群了。故此，人類總是處在極富創意的沖突之中，在罪孽與美德、背叛與忠誠、愛與恨之間左右搖擺。人文科學不啻是我們認識與應對這類沖突的門徑。正是這一沖突塑造了我們智人這一物種，也成為我們創造性的源頭活水。可以說，科學與藝術擁有共同創意源泉。

我記得赫胥黎說過，科學與文藝并非兩件不同的東西，而是同一件東西的兩面。柯勒律治說得更妙，與詩歌相對的不是散文而是科學。顯然，科學與文藝的融合不僅可能，而且勢在必行。我十分欣喜地看到，近年來李政道先生也一直在熱心倡導科學與藝術的融合。在此我衷心期待中國科學家與文藝家們盡早開始這類對話；據我所知，汪品先院士、周忠和院士以及饒毅教授等已領先聲，希望文藝界朋友們亦能踴躍響應，期待科學家們能背誦李杜和莎士比亞作品，文藝家們能了解一點量子力學的那一天。

苗德歲， 生于1951年，祖籍江蘇，旅美古生物學家與科普作家。曾獲國際古脊椎動物學會羅美爾獎。除在《自然》《科學》《美國科學院院刊》等發表研究論文外，編著英文學術專著3部，譯著包括《物種起源》《科研道德：倡導負責行為》，科普著作包括《物種起源（少兒彩繪版）》《天演論（少兒彩繪版）》及《古生物圖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