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費孝通先生（前排中）生日時與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師生們的合影，照片中的許多學者參加了此次研討會。 方李莉供圖

當前，中國社會正處于一個重大的歷史拐點上。在世界許多國家開始出現民粹主義，關起門來掃自家雪的時候，中國卻正在通過“一帶一路”建設快速地邁向全球化；其次，在中國的土地上正在呈現一股文藝復興的趨勢。100多年來，中國第一次對自己的傳統文化感到由衷的認同。在民間，傳統文化和傳統生活方式的復興，以及傳統審美的認同已成燎原之勢；生態文明、綠色革命正在喚醒中國農業文明中的諸種智慧，包括“二十四節氣”這樣的農業知識也開始受到關注。

這樣的現象讓我們感受到了一股中國式文藝復興的浪潮，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所有的文藝復興最終帶來的都是一場新的變革，預示著整個人類又在經歷一場新的社會轉折。這一轉折的高潮有可能將人類帶入一個完全不同于工業文明的生態文明之中。在這一過程中，人類需要對自己過往的文化進行反思，如中國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如何與其他文明相處，才能做到與其他的文明“共存共榮”？在這個過程中，如何確立中華民族的文化價值觀，如何做到在充分的“文化自覺”中走向“文化自信”？今天，我們重新解讀費孝通先生在20年前提出的“文化自覺”理念，可以為今天的文化實踐提供有益的啟迪。

“文化自覺”思想的提出

20年前，費孝通先生提出了“文化自覺”的學術思想，那是在1997年的北京大學第二屆社會文化人類學高級研討班的會議上。當時，費先生說，“文化自覺”4個字表達了當前思想界對經濟全球化的反應。人們希望了解，為什么在多種文化接觸中，會引起人類心態的變化？但費先生說，他提出這個問題，不是在全球化過程中看到的，而是在中國的人口較少民族發展的過程中看到的。

當時，費先生正在主持一個人口較少民族的調研活動，他發現了一個問題：在現代文明的沖擊下，這些人口較少民族怎樣才能獲得自己的生存權？是讓他們放棄自己的傳統文化，完全融入到漢族文化里來，從而放棄自己祖祖輩輩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嗎？

沿著以上的思路，費先生開始考慮中國文化應該如何融入世界的問題。為此，他對中國近百年來面對中西方文明碰撞所帶來的糾結作了一個梳理。他說，20世紀前半葉，中國思想的主流是圍繞著民族認同和文化認同而開展的，以各種方式出現的有關中西文化的長期爭論，歸根結底就是一個問題，即在西方文化的強烈沖擊下，現代中國人究竟能不能繼續保持原有的文化認同？

對于這一問題的回答，費先生有一個較長的論述。他認為，中國最早面臨全球化，應該是從歐洲的地理大發現開始，那是中西方文化碰頭的最初階段。那時，中國人非常自信，認為中國是泱泱大國，所有的外國人都是蠻夷之人。當時，英國人為了開辟中國市場，來找乾隆皇帝談判時，乾隆皇帝不但自信，還很自大，要來者下跪，不愿跟對方平起平坐。

到清末，情況就完全改變了。當時清政府上層看到中國的物質技術遠遠落后于西方，在強悍的西方物質文化面前，中國人投降了。但即便這樣，中國人仍然認為，我們落后的并不是文化，而只是技術。所以當時中國人提出“中體西用”的思想，即保持我們自己的文化，學習西方的技術。

到五四運動時，中國碰到的問題已不是借用一些“西學”就可以解決的了，基本上是要以西方現代化來代替中國的舊文化，于是出現一個新名詞叫“全盤西化”，所以“五四運動”又叫“新文化運動”。

歸結起來看，無論是戊戌變法、五四新文化運動，還是新中國成立后的歷次政治運動，都是在破舊立新的口號下，把“傳統”和“現代化”對立了起來，把中國的文化傳統當作了“現代化”的敵人。

費先生對中西方文化碰撞歷史的梳理，讓我們看到了一百多年來中國人對西方文化的態度：從不屑到認真對付，再到全盤西方化；而對中國自身的文化態度，則從自信到半信半疑，再到全面拋棄。

中國文化的“歸屬”

費先生梳理這一過程的目的，是為了反思和進一步思考中國文化的未來出路。所以，他提出來：能不能在傳統文化里找點好的東西，在今天的社會，中國傳統文化的作用是什么？這是他晚年一直在思考和糾結的問題。

費先生曾對筆者說：“文化的生和死不同于生物的生和死，它有它自己的規律。它有它自己的基因，也就是它的種子，就像生物學里面要研究種子，要研究遺傳因子，那么，文化里面也要研究這個種子，怎樣才能讓這個種子一直留存下去，并且保持里面的健康基因。種子是生命的基礎，沒有了這種能延續下去的種子，生命也就不存在了。文化也是一樣，如果要是脫離了基礎，脫離了歷史和傳統，也就發展不起來了。因此，歷史和傳統就是我們文化延續下去的根和種子。”

在晚年，費先生經常閱讀錢穆、梁漱溟、陳寅恪、傅斯年、顧頡剛等前輩學者的著作，并說，“我到老了以后想到了兩個字：‘歸屬’”。在一次和臺灣著名學者李亦園先生對話時，費先生談到，“文化人要找安身立命的地方，就是在找‘歸屬’。我從年輕的時候就一直學西學，都沒上過私塾，我是從人口手足開始啟蒙的，上的是教會學校，最后到英國留學，我的國學底子是不夠的”。

李亦園先生認為，費孝通先生一開始就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想法，這是從舊學出來的學者很難提出來的。他提出的理論是一個有國外經歷和西學訓練的中國學者提出的對自己民族的看法和理論，這個理論架構是有長久生命力的。費先生并不滿足于西學的訓練，而是能從西學的功底中去重新理解并學習中國的傳統文化，學貫中西，因此他對問題的看法才能比其他人站得高。

在筆者看來，費先生晚年談到的“歸屬”，有雙重含義：一重含義是費先生自己的文化“歸屬”，另一重含義則包括了中國文化的“歸屬”。中國人經歷了一百余年的中西文化之爭，也走了一百年向西方文明學習的道路，現在是該回到自己文化根本的時候了。但這一百年向西方文明學習的路并沒有錯。正如李亦園先生講費先生一樣，如果我們中國沒有經歷過向西方現代文化學習的經驗，我們今天對于中國文化歷史的理解也許不如現在這么深刻。只有經歷過西方文明的洗禮，我們才能浴火重生。因此，費先生的個人命運也是整個中華文明命運的投射。

“戰國時期”與中國“孔子”

“世界大同”是自古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理想，如果說，在古代這只是一個烏托邦式的理想，在全球化的今天，這樣的理想有可能會成為現實。費先生作為中國的知識分子，在骨子里始終有這樣一種憧憬與理想。但他認為，在“世界大同”到來之前，必然有一個分化時期，就像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前有一個戰國時期一樣。但這個“戰國時期”有一個方向，就是多元一體的世界文化的出現。我們要看清楚這個方向，向這個方向努力，為它準備條件。

費先生提出這一問題時，中國正處于經濟高速發展的階段，許多爭論都被擱置了，矛盾并未凸顯。但今天，有關中國的前途、人類的前途引發了很多爭議。是進一步全球化，還是關起門來自掃門前雪？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道路應該如何區分，如何去走？不同的文明如何相處？伊斯蘭文明、非洲文明如何融入當代文明？……從世界到中國，我們到處面臨著這樣的爭辯。在這樣的爭辯中，中國能為世界作哪些貢獻？

費先生認為，我們首先要把中國自己的文化講清楚，這就是“文化自覺”意義的一部分。他說，西方學者可以把西方文化講清楚，如涂爾干把資本主義的制度和基本結構講清楚了；馬克思·韋伯把資本主義精神和資本主義產生的背景講清楚了；我們中國學者能不能講清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如果我們連這個問題都講不清楚，我們將無法在世界文化中立足。

費先生還認為，21世紀是一個危險的世紀。地球上，我們不能再關門自掃門前雪，要為人類找出一條共同生活下去的出路。要找到這樣的道路，我們必須要處理好文明與文明之間的關系，實際上就是人和人的關系。中國奠定人和人之間關系的學術思想是孔子的儒家哲學，而儒家哲學正是戰國以后統一中國的思想基礎。所以，費先生說，“現在世界正在進入一個全球性的‘戰國時代’，是一個更大規模的戰國時代。這個時代在呼喚著新的孔子，一個比孔子心懷更開闊的大手筆”。

費先生講的“新時代的孔子”，是關心這一時代發展、并能找出一條能供人類共同生存下去的道路的代表性人物。他講的這些話，和今天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有異曲同工之妙。所以，從這一點來看，費先生是一個孔子式的人物，而目前習近平總書記也是在帶領中國踐行著孔子式的道路。

李亦園認為，相對于亨廷頓講的“文化沖突論”，費先生所說的“美人之美”道出了人類學家對人類文化存在的真諦的理解。當代社會里，全人類最重要的目標就是容納多元文化的共存。要實現這一目標，就是要“美人之美”，能欣賞別人，以至相互欣賞，人類的世界才能永續發展。

事實上，要理解費先生的“文化自覺”，一定要跟他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聯系起來，這4句話是費先生提出“文化自覺”的基礎。“各美其美”代表的是國與國之間的交流并不頻繁、各國可以關起門來謀發展的舊時代；而在今天的地球村時代，各國不但要“各美其美”，還要學會欣賞別人的美，這就進入了一個“美人之美”的時代。

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每個國家都不能以民族優越感而去獨霸天下，要講究王道，而不是霸道。費先生說，“王道才能使天下歸心，進入大同。維持霸道的局面，可能最后會導致原子戰爭，大家同歸于盡。我希望避免同歸于盡，實現天下大同”。他認為，文化接觸要得到一個積極的結果，必須要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平等相處，相互理解，取長補短，最后走向相互融合，用我們的說法講，就是天下大同。

“從實求知”與中國經驗

在人類謀求和平的時代進程中，費先生對中國的知識分子是有所期待的。他說，現在人類世界希望有一個“天下大同”的前景，需要我們這樣一些研究文化的人出點力量，把各個文化中積聚起來的有利于人類和平共處的東西提煉出來。中國的人類學家有責任先把中國文化里邊的“推己及人”這一套理念提煉出來、表達出來，聯系當前的實際講清楚。

講清楚的辦法，第一就是“從實求知”。費先生說，“中國文化天天在現實生活里邊發生作用，實際得很，我們要‘從實求知’，從實際生活里邊學，再把學到的東西講出來，這是我們知識分子的責任，尤其是研究文化問題的知識分子的責任”。他強調，在實際生活中觀察和理解中國文化，從實際中得到知識，然后再把這種理解和研究得來的知識回饋到中國社會，幫助中國社會發展。

第二，就是回到歷史。費先生認為，中華文化的傳統在出發點上和西方文化就有分歧。所以，我們要真正懂得中國文化的特點，并能與西方文化作比較，必須回到歷史研究里邊去，下大功夫，把上一代學者已有的成就繼承下來，切實把中國文化的精髓提煉出來，應用到現實中去。在和西方世界保持接觸、進行交流的過程中，把中華文化中的精髓講清楚，使其變成世界性的東西。

費先生認為，歷史上，中華文化的包容性是一以貫之的，但這種包容性并非在任何時代都能得到充分的體現。事實上，它的充分體現總是與某些歷史時期相聯系的。所以，中國文化特色的發揚離不開強盛的國力。如果我們認為，中華民族在新世紀中又將進入一個強盛時期，我們就應該意識到，生活在新世紀的中國人正面臨著一個充分發揚中華文化特色的歷史機遇的到來。

在這樣的時代，中國學者的歷史使命是什么？這也是費孝通先生在晚年反復思考的問題。他說，我感到，目前正在興起的“文化自覺”這股風已經在許多國家中醞釀和展開。我們中國要抓住這個歷史機遇，參與和推動這股新風氣。從文藝復興到19世紀，西方出現過“人的自覺”，寫下了人類文化發展的重要篇章。21世紀，我們將開始出現“人類文化的自覺”了，在新一頁人類文化發展史上，應該有中華民族實現文化自覺的恢弘篇章，在世界上起一個帶頭的作用。

習近平總書記在談及“一帶一路”建設時，提出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沖突，以文明互鑒超越文明隔閡，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這正是實踐人類社會“共存共榮”的一種重要途徑。在這一希望呼之欲出的背景下，我們再重新研讀當年費先生的“文化自覺”理論，是有著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的。

（作者系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人類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本文是作者在“文化自信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暨費孝通學術思想研討會”上的發言整理稿，經作者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