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神秘的旅伴》中質樸、天真的彝族姑娘小黎英，她是《邊寨烽火》中溫柔深情的景頗族少婦瑪諾，她是《英雄虎膽》中的反派人物阿蘭，她是《野火春風斗古城》中性格迥異的金環與銀環——她是一人千面的表演藝術家王曉棠。人們都說王曉棠的眼睛會說話，動作精準到位，她把角色演“活”了。二十多歲的王曉棠憑借其執著與努力迎來了她表演生涯的高峰。在當年，能游走于各類角色之間的演員本不多見，能融入自身思考的更是少之又少。在1959年由嚴寄洲執導的電影《海鷹》中，王曉棠飾演的玉芬的第一次亮相堪稱經典。王曉棠回憶道：“在《海鷹》中，我飾演的玉芬是一個女民兵連長，當時我剛出演完《英雄虎膽》里的特務，角色的轉化特別大。我設計了許多方案自己都不滿意，后來想到了京劇人物的出場亮相，在青島拍外景時，我向攝影師蔡繼渭說了我的想法，蔡繼渭很敏銳地說：‘好，回去拍。’于是青島外景‘漏’下的這個鏡頭，回北京后我和蔡繼渭精心完成了它，就是現在觀眾看到的玉芬出場：羊角山上，頭戴鋼盔的她背面特寫，女聲畫外音：‘敵人打炮嘍！’一回頭變為玉芬的臉部特寫——幾縷亂發倔強地緊貼在玉芬沾滿炮灰與汗水的臉上，英姿颯爽，威風凜凜”。

正當她表演事業如日中天時，王曉棠跌入了人生的最低谷。1969年12月，王曉棠由于“頑固不化”，被“特殊復員”到北京遠郊懷柔縣。當地武裝部的人為了保護王曉棠，把她安排到北臺上林場，王曉棠在這里做了6年的林業工人。她最心愛的兒子言群因患肝炎永遠離開了她。王曉棠只有這一個孩子，生于1956年冬，如果健在，到今天也年過花甲了。

承受著喪子巨痛，王曉棠在那段舉步維艱的日子里，幸有人民群眾的厚待。這樣的遭遇讓王曉棠對“人民”二字有了深切的認識，她說：“人民很具體，是當時我來北京趕時間遞材料，眼看回懷柔的末班火車響鈴了，沖著站臺高喊‘讓王曉棠上車，她是來落實政策’的檢票員；是我在牛棚被造反派‘專政’之際，卻敢給我寫信、要每個月省出錢糧的那對年輕夫婦；是在大街上碰到我，讓我‘好好的，將來再拍電影’的觀眾。當時我醍醐灌頂，心想有一天我若能重回八一廠，我這輩子就做一件事兒：回報人民！”

王曉棠時刻不忘這份沉甸甸的承諾。

1975年，王曉棠重返八一廠。她告訴記者：“中國人說，受人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而我是受了人民涌泉的恩惠，竭盡心力，也只是滴水之報。”于是，她變演員的被動為主動，提筆創作寫劇本，自己擔綱導演。

演員出道，拿筆寫戲可不是件容易事兒。王曉棠自幼酷愛文學，又十分刻苦勤奮，多年來她更是養成了記筆記的好習慣。如果說這些為王曉棠寫戲打下了扎實的基礎，那么寫戲的精髓又在何處呢？采訪期間，她向記者講述了自己參加作家慰問團去大慶慰問的一則故事，我們或許可以從中找到答案。1964年初，文化部決定派“作家慰問團”來大慶慰問，團長是時任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張光年，秘書長、黨支部書記是時任人民文學雜志社副主編的李季，團員有來自全國各地的知名作家趙樹理等多人。中國青年藝術劇院的導演孫維世也一同前往。王曉棠在開往大慶的火車上，希望能夠創作出一個最貼近大慶石油工人的新作品。便請同車時任石油工業部副部長的康世恩講述了石油工人劉安全的故事。劉安全這位四川籍的石油工人有著“三老四嚴”的作風與精神，也就是對待革命事業，要當老實人，說老實話，辦老實事；對待工作，要有嚴格的要求、嚴密的組織、嚴肅的態度、嚴明的紀律。劉安全是好人，但做事不懂得講工作方法，別人做錯了一點事就把人家批得體無完膚，康世恩為此還在大會上點過他的名，批評他，令他改正。王曉棠通過康世恩的講述和李季的把關，在開往大慶的火車上連夜寫就了一出單人諧劇，劇中把劉安全的名字改為了楊安全。到了大慶，王曉棠在舞臺上一人飾演多個角色，一會兒用四川話演楊安全，轉過身就變成了河南籍做錯事兒的工人。當時大慶的石油里蠟的成分特別高，石油工人要用“刮蠟片兒”把蠟刮掉。舞臺上，王曉棠操著一口河南話說到：“楊安全，我那個刮蠟片兒掉到井里去了”，臺下哄然大笑，石油工人們對這個節目相當滿意。巧的是，劉安全本人也看了演出，王曉棠親切地問劉安全：“你不生氣吧？像嗎？”劉安全嘿嘿地樂，憨厚地說：“像，像，不生氣！”王曉棠通過此次慰問認準了一個道理：人民不僅是驗證文藝發展的廣袤大地，還是孕育文藝作品的豐厚土壤。

王曉棠寫戲時自覺融入生活。在創作電影《老鄉》時，她傾注了大量心血。王曉棠向記者講述了影片誕生的來龍去脈。“當聽聞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洪澤湖上戰斗的精彩故事，我便約了電影《董存瑞》的編劇之一董曉華同去洪澤湖深入生活。我們從北京到南京，從南京到淮陰，再從淮陰到洪澤縣，最后抵達洪澤湖，每經過一個地方，就會多幾名干部，結果到了洪澤湖，我們的隊伍就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看到當地群眾的生活非常艱苦，來了那么多領導，而我們這么多人卻什么情況也了解不到，我心里想：得趕緊撤！我們很快就回來了。后來我又派王宸去洪澤湖深入生活，用一個月的時間完成了一個戰斗故事，交給我做參考。后來，我對八一廠的領導說，‘看來現在的洪澤湖老百姓并不需要一個單純的當年的戰斗故事，我們應該創作一部勝利了不能忘記老區人民的影片。’于是，我只身一人，買一張火車票到南京，再買一張長途汽車票到淮陰，再買一張船票到洪澤湖，船上的父老鄉親有的賣小雞小鴨，有的賣大餅油條，有的是回家探親，熱鬧極了。漁民們沒有咱們現在的紙質戶口，他們的戶口門牌就釘在漁船船篷上。到了湖上的老子山，當時條件很簡陋，但鄉親們盡可能地招待我，我過意不去，所以每次都是了解完情況就趕緊返京提煉素材。我一共去了洪澤湖六趟，終于寫就并執導了影片《老鄉》：一個老將軍微服返回戰斗過的洪澤湖，幫助鄉親們致富并感化教育了一個從不愿當兵到打出旗語‘我前進，戰士萬歲’的小青年杜雙寶，影片衷心贊美了共產黨人的高貴品格。”

深入生活對于文藝工作者而言，是一個艱苦的環節，但又是極具吸引力、必不可少的環節。王曉棠六次下洪澤湖還是收獲頗豐的。王曉棠用手比畫道：“當時生活在洪澤湖的農民去世了都實行土葬，洪澤湖畔是水田，壟起的土地就這么窄，我想，他們是如何進行土葬的呢？通過下生活我發現，他們把前后兩個自行車拴上繩子，把棺材擔在上面小心前行。我把這段戲寫進了《老鄉》的劇本里，就是微服私訪的將軍余芒看望老區鄉親時發現烈屬王大娘病了，要給王大娘看病，可是鄉長說鄉里沒人，余芒和鄉長把前后兩輛自行車拴上繩子，擔王大娘去看病的戲。”落實到鏡頭上，王曉棠采用俯拍的方式將這一場景生動還原，富有地域特色的這一視聽語言成為流傳至今的佳話。

1988年，王曉棠被任命為八一電影制片廠副廠長，1992年晉升為廠長。在她的帶領下，八一廠成功拍攝了《大轉折》《大進軍》系列巨片，它們連同1991年底完成的《大決戰》共同講述了解放戰爭時期的前、中、后三段，完成了完整反映解放戰爭全過程的史詩性鴻篇巨制。1992年開始，《大轉折》和《大進軍》中的《解放大西北》《席卷大西南》《南線大追殲》三部分更是分梯次同步開拍，那時王曉棠辦公室里的燈總是徹夜亮著。在她擔任八一廠生產副廠長時，定了新的規章制度，以前都是拍完才審查，審查完再補拍。王曉棠上任后規定，隨時拍隨時看隨時補，夜里3點洗印完膠片3點看片，凌晨5點洗印完膠片5點看片，看完馬上開會討論，各中基層審片的領導不能說奉承話，就是提問題，然后攝制組抓緊補拍。這套制度一直沿用至今，為眾多大片的拍攝節省了時間、物力、人力。她擔任廠長期間還提出了出精品就是要講究而不將就的口號，用優秀的文藝作品向人民交出了滿意答卷。

無論她是演員、編劇、導演還是廠長，王曉棠始終用行動踐行著回報人民的錚錚誓言。她的才華與品德使之有了種種定位，但若讓她對自己做一個最貼切的表述，她樸素地回答到：“我是一個兵。”記者忍不住追問：“從哪兒來的？”她微笑著說：“來自老百姓！”（許 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