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作為一個官方性質的培訓培養作家的機構，魯迅文學院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有它特殊的地位。很多名家大家都曾在這里學習、進修，它更是很多年輕作家心目中的神圣的文學殿堂。長期在魯迅文學院負責教學工作的前副院長王彬研究員、還有2005年魯迅文學院首屆中青年理論評論家高級研討班的我的兩位同學常智奇、牛學智，以親歷者的身份發表了自己的看法，為研究中國當代文學制度史留下了珍貴的意見和材料。

——劉川鄂

2012年十月，受《人民文學》之約，我去浙江的麗水采風。正要離開劉基祠堂時，手機突然響起來。我打開手機，對方說，我是斯洛伐克記者，您聽說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了嗎？我說，聽說了。記者又說，莫言曾經在魯迅文學院讀書，您是魯迅文學院的院長，莫言獲得諾獎，您怎么看。我說，我做過副院長，負責教學與研究，莫言獲得諾獎，我當然很高興。記者說，您現在方便嗎？如果方便，我想問您二十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政治問題。記者說，莫言是中共黨員，又是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還曾經在解放軍中任職，是這樣嗎？我說是。因此，記者又說，這次瑞典政府給莫言諾獎，有人認為是瑞典政府要和中國政府拉關系，具有濃厚的政治背景。您怎么看？我說，如果莫言不是中共黨員，不是作家協會副主席，也沒有在軍中任職的經歷，而得到了諾獎，您怎么看？記者說，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我又說，莫言獲得的是文學獎嗎？記者說，是。我說，莫言的作品達到標準了嗎？他說，當然達到了。我說，既然莫言獲得的是諾貝爾文學獎，而他的作品又達到了文學獎的標準，問題不是很清楚嗎？為什么一定要拉扯那么多政治問題呢？記者苦笑道，您說得對。但是您不知道，反對莫言獲獎最激烈的人士，正是貴國在國外的持不同政見者，他們甚至到斯德哥爾摩市政廳前面進行裸體抗議。他說的這個情況，倒是出乎我意料，莫言獲得諾獎，打破了中國在這個獎項的空白，而這個獎無論如何是有很大影響力的世界級大獎，今天被中國文學界突破，怎么想都是讓人振奮并且高興的事情，為什么要反對呢！

莫言曾經就讀的魯迅文學院，前身是中央文學研究所，成立于1950年。前一年，1949年10月24日，全國文協（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的簡稱，1953年9月改稱中國作家協會，其時隸屬于全國文聯）創作部草擬了《創辦文學院建議書》，列舉成立文學院的眾多理由，大意是說，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除延安魯藝文學系及聯大文學系用馬列主義觀點培養文學干部以外，一般的文學工作者大多是單槍匹馬、摸石頭過河。“這是過去他們不得已的事情，這是舊社會長期遺留下來的個人學習方法。”“至于過去各大學的文學系，也由于教育觀點方法的限制及錯誤，從來很少培養出多少真正的文學人才”，而進入新社會，“我們接手以后，教育觀點方法雖然要改，但也不一定能適合培養各種不同條件的文學工作者，不一定適合培養作家，所以也有創辦文學院之必要”。這從新時代與舊社會培養文學人才，兩方面都有局限的角度，闡述了創辦文學院的理由。

然而，成立一個新的辦學機構并不那么容易。次年春天，1950年3月9日，陳企霞負責起草了《國立文學研究院籌辦計劃草案》，參與者還有劉白羽、周立波、雷加、艾青、曹禺、趙樹理、宋之的、何其芳、柯仲平與陳森、碧野、楊朔等人。兩天以后，陳企霞在給周揚的信中說：“我們起草了一個文學研究院計劃，先請你看一看。”4月24日，全國文聯向中央政府文化部提出報告，說明創辦文學研究院的理由與設想，建議籌備工作由丁玲、沙可夫、黃藥眠、楊晦、田間、陳企霞、康濯等人實施，丁玲為負責人。6月3日，全國文聯收到文化部辦公廳批復，駁回“文學研究院”，批準“文學研究所”。7月20日，在全國文聯會議室召開了文學研究所第一次籌備會議，通過了《中央文學研究所籌辦計劃草案》。12月28日，文化部頒發丁玲、張天翼任命通知書與中央文學研究所關防。12天以后，1951年1月9日，文化部根據政務院第61次政務院會議，任命丁玲為主任，張天翼為副主任。由是，中央文學研究所（簡稱文研所）正式成立。

文研所位于北京東城區鼓樓東大街263號，是一座很大的四合院，西部還有一個跨院，所謂的西跨院。2011年為了慶祝魯迅文學院成立六十周年，我曾經多次去那里調查，西院與前院各有一株高大的喬木，西院是槐樹，前院的榆樹每當春季便掛滿黃色的榆莢，不幾天便簌簌飄落，遮住棕色的堅硬的泥土。在饑饉的日子里，榆莢可以充饑。曾經在南朝做官而后被迫滯留北朝的庾子山，在《燕歌行》中寫有這樣兩句詩：一句是“桃花顏色好如馬”，再一句是“榆莢新開巧似錢”。駿馬的顏色仿佛嬌艷的桃花，如果有一位少艾的女子騎在馬上，該是多么美麗的圖畫；滿樹的榆莢宛如金黃的銅錢，又該是何等璀璨的情景？而當時在這里任教的作家有：丁玲、張天翼、田間、吳伯簫、公木、梁斌、蔡其矯，哪一位是當代文學史中可以或缺的？梁斌的《紅旗譜》便是在那里創作的，那時他每天上班在腋下夾一個藍包袱，里面是稿子，閑時寫作，引起了同事的非議。從1951到1966年，僅以電影為例，曾在文研所學習過的作家，便創作了以下這些劇本：徐光耀《小兵張嘎》、馬烽《我們村里的年輕人》、董曉華《董存瑞》、和谷巖《狼牙山五壯士》、白刃《兵臨城下》、梁信《紅色娘子軍》與朱祖貽的《甲午海戰》，至今依舊煥發時代的光影，而沒有被歲月的塵霧蒙蔽。想到這些人，教書與讀書的，他們的身影，曾經在這株大樹下面歡樂或痛苦地走過，怎么想，都交織著歷史與文學的韻味。

1953年11月，中央文學研究所更名為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簡稱文講所），不再隸屬文化部，而由中國作家協會領導。四年以后，由于“丁陳反黨集團”的緣故，文講所被撤銷，直至1980年恢復，四年以后改稱魯迅文學院（簡稱魯院）。從1951到1957年，文研所與文講所舉辦了四屆作家班，培養了馬烽、徐光耀、鄧有梅等一批作家。1980年至1984年又舉辦了四屆作家班，第五屆是文講所恢復以后舉辦的第一個作家班，參加學習的有王安憶、蔣子龍、古華、葉辛、張抗抗等。為了適應新時期作家需求，魯迅文學院又同北京師范大學、華東師范大學與首都師范大學合作。1988年8月與北京師范大學研究生院聯合舉辦了“文藝學·文學創作”研究生班，錄取了莫言、余華、劉震云、遲子建等48人。新時期以來，自2002年起，魯迅文學院開始舉辦高研班，至今已有33期，柳建偉、關仁山、徐坤、麥家、孫惠芬、邱華棟、劉川鄂、葛紅兵等1500余名作家、理論家與編輯家參加了高研班學習。魯迅文學院已經成為中國作家的加油站，為當代文壇輸送了不竭的動力。在這里，作家們積蓄了新能量，找到了新的生長點，獲得了各種文學獎項：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五個一”工程獎、國家圖書獎、駿馬獎、兒童文學獎，那個斯洛伐克記者因為莫言得獎而對我的采訪的原因就在于此。而在二十個問題中，還有這樣一個問題，莫言獲得諾獎，他說，據我所知，中國國內的有些作家不服氣，認為自己也可以，也應該得到。我說是這樣，不要說國內，與莫言在同一個班里讀書的同學也會產生這樣的想法。比如余華，比如劉震云，他們和莫言相比，在文學創作上，就藝術水平而言，有多少差距呢？應該說都在一個水平線上。但是，諾獎的桂冠為什么會落到莫言的頭上？如果說都是優秀作家，而有一個作家在敘述策略上，具有中國特色，把這個獎頒給這個作家，是不是更為妥帖？他說，是。莫言的作品，《透明的紅蘿卜》與紅高粱家族系列，潛蘊一種高密的民間敘事色彩，是這樣嗎？斯洛伐克的記者朗聲笑起來。最后，他說，莫言獲得諾獎，您作為曾經在魯院工作過的人有什么話要說？我說，在對學員做入學教育的時候，我們有這樣兩句話，一句是：“入學的時候，你以魯院為驕傲”；一句是：“離開的時候，我們以你而自豪”。對莫言獲獎，我當然欣慰而且引以為傲。

其實，不僅對莫言獲得諾獎，對于獲得其他文學獎項的學員，我知道后也十分高興。1996年，我與同事去深圳進行文學自由撰稿人調研，工作之余，主人安排我們參觀一座舊時代的城池。汽車上，有一位鎮上的宣傳部長，坐在駕駛員旁邊，不時回頭和我們交談。他說，他也是魯迅文學院的學員，參加過函授學習，現在仍然堅持寫作。我問他從事何種文體，他說是小小說，過了一會又說，比小小說還要小，百八十字，那樣的小說，我說是極短小說了。他說是吧。他今年獲得了這種小說的“金螞蟻獎”。說完，輕輕笑了。我也很高興。是這樣，這樣的獎與諾獎，自然不在同一個層級，屬于芥末之微，然而佛說，眾生平等，如一味雨，就鼓勵與推動文學創作而言有什么本質區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