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魯迅文學院研究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長期致力于敘事學、中國傳統文化與北京地方文化研究。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散文寫作，至今三十多年筆耕不輟。2017年6月，其最新散文集《三峽書簡》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書中收錄了作者近年來創作并發表于各類媒體的29篇散文。其中，《三峽書簡》一篇，整理自作者1987年出差途中寫給妻子的幾封長信，信中記錄了其從武漢到奉節往返的旅途見聞。以此篇目做全書書名，體現了作者對個人，也是對時代的紀念與回憶。該書出版后，獲得文學界的諸多好評。

《三峽書簡》，王彬著，作家出版社2017年6月出版

記者：您在《三峽書簡》的序言中說“散文不過是對生命的一種凝望”，如何理解這句話？

王彬：散文是一種自由的文體。

小說、詩歌與戲劇有固定的藝術形式，散文則是不固定的。 因此，散文是一種最接近生活，與人類息息相關的文體。或者說，散文是生活的一部分，而將自己認為有意味的生活寫成文字，便是散文。很多年以前的夜晚，我在北京三里屯等車，寫在序言中的那個小姑娘與中年人，馬路上的積雪堅硬成冰，跌倒的自行車等等，我不過是把他們如實記錄下來而已。對我來說，這是往事的流光，而寫散文便是挽住這樣流螢似的光芒，用魯迅的表述是“朝花夕拾”，我在《三峽書簡》的短序中說“散文不過是對生命的一種凝望”也是這個意思。

記者：在這本書中，很多主題是關于動植物的，比如《北京的野菜》《次第花開》《烏鴉》等篇，描寫細膩，是我們常見的景象，卻具有一種詩意的美。為什么選擇它們作為描寫對象？散文或者放大到文學，它與現實生活是一種怎樣的關系？

王彬：《周易》有一句話：“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又說：“以同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在自然中，居于高端的人與居于低端的草木、昆蟲、飛鳥并無纖毫之異。這就與西方文化不同。在西方的圣經中，人是按照上帝形象塑造的，是高等級的生靈，而大地與海洋的中生靈則低于人類，屬于為人類所享用的“受造物”。

文化不同對自然界生靈的態度也不一樣。杜甫有詩：“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當然是一種擬人比喻，但是換一個角度，不是用我們，而是用鳥，或者草木——“萬物之情”的角度思索，又會產生怎樣效果？

記者：近幾年來，我們有一個明顯的感受是，身邊寫雜文、小說，特別是寫網絡小說的人越來越多，而專注寫散文并受到大家關注的作家鮮有耳聞，您怎么看這種現象？是什么讓您堅持散文寫作三十多年？

王彬：在我國，散文是一個龐雜的范疇，既包括實用文體的散文，也包括非實用文體的散文，即：文學散文。從大散文的觀念來說，除了詩歌、小說、戲劇，一切散行的文字都是散文，比如微信、博客，等等，都是散文。由于這個原因，相對其他語言藝術門類，散文對人類的涵蓋性最大，是一種最接近生活的文體，而散文最不穩定、最不確定的因素也就在這里。因此在討論散文文體時，一定要厘清前提——實用的，還是文學的，否則必然會跌進無底的醬缸之中。簡括而言，生活中的散文基本屬于實用文體而與文學無關，只有少部分作品由于具有藝術含量而可以進入文學殿堂。

相對網絡小說，文學散文的讀者自然是少之又少，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網絡小說的讀者大部分是消遣，享受多余的時光，是一種生活中的休閑方式。相對休閑功能，散文則差之遠矣。

散文更多的是文化涵養與精神啟迪，我多年堅守這個文體的原因就在于此。我認為，散文是一種既屬于生活的、平凡的，人人皆可為之的“實用”文體，也是一種文學的、高貴的“文學”文體，猶如一株大樹，它的根深植于豐沃的泥土之中，而它的樹冠則高聳云天。我們應該敬畏與尊重這種文體。

記者：我們了解到，除了散文，您還致力于敘事學、中國傳統文化等的研究。散文在您的創作版圖中占據著什么位置？它們之間有何關聯？

王彬：我有三個研究方向。一是敘事學，一是傳統文化，一是北京地方文化。在敘事學方面出版過《水滸的酒店》、《紅樓夢敘事》、《無邊的風月》、《從文本到敘事》。傳統文化方面出版過：《禁書 文字獄》。北京文化方面出版過：《北京微觀地理筆記》、《胡同九章》、《北京街巷圖志》、《北京老宅們（圖例）》等學術著作。主編過《清代禁書總述》與《北京地名典》等。研究之余從事散文寫作，出版過：《沉船集》、《舊時明月》與《三峽書簡》。

敘事學研究文本之中的敘述策略，是一種關乎技法的文學理論，主要研究敘事層面的問題。20世紀60年代產生于法國，80年代傳入我國，曾經短暫熱鬧，后來被文化主義的大潮淹沒了。當下的文學批評以文化分析為主，對敘事層面往往簡略帶過，從而難以對敘事文本做出精細的研判與分析。我的經驗是，做敘述研究與文學創作如同鳥之兩翼可以互補。一方面對文學創作提供理論滋養，而另一方面對理論研究提供創作經驗，是上好之事。

記者：在您的作品中，隨處可見一些經典的古詩詞文，給我的感覺是相得益彰，更增加了幾分文化內涵。如何將積累的知識素材，轉化運用到創作中，您可有分享的經驗？

王彬：我是中國古典詩詞的熱愛者，通俗講是大粉絲（Fans），鐵粉。優秀的古典詩詞是歷史饋贈今人的寶物，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適當引用一些詩詞，自然是有意義的，可以提升散文的內涵與質量。但是散文的優秀與否，不在于引用多少詩詞，而在引用之時貴在活用，要與自己的文章融為一體。否則難免出現打補丁現象，反而不如不引。

《美文》副主編安黎評論《三峽書簡》時寫道：“在極富個人化色彩的敘述中，幾乎每一篇文章，都能目睹到他的引經據典。寫樹木，他能寫得宛若樹木的博物院，既窮盡樹木的姿色，又窮盡樹木的來龍去脈；寫飛鳥，他能寫得宛若飛鳥的研究基地，既羅列飛鳥的神韻，又羅列關乎飛鳥的歷代辭賦；寫地域，他能寫得像地域詳圖，既詳盡地域的文化風情，又詳盡地域的歷史變遷。從帝王故事到圣賢遺言，從中國典籍到西方《圣經》等等，皆能化為他筆下的烹飪佐料，融進他那文字的鼎釜之中，釀造出香味撲鼻的美味佳肴，搭建起文字的恢弘奇觀。”

能夠將引文與自己筆下的文章融合在一起而天衣無縫，沒有別的辦法，就是下笨功夫，熟讀默誦，溶化進自己的血液中，到時候自然會流淌出來。宋人吳可有詩云：“學詩渾似學參禪，竹榻蒲團不計年。直待自家都了得，等閑拈出便超然。”參禪如此，為文之道也是如此。

記者：隨著電子設備的普及，文字的載體發生了很大變化。在電子閱讀器和紙質書之間，您是否有一個偏向？為什么？

王彬：紙質與電子書的根本區別在于載體不同。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在我國，文本的載體，經歷了青銅、石頭、竹簡、紙張等過程，現在是電子媒介，當然是越來越便利、迅速。而在電子載體中，原來是電腦，現在是手機，人人一部手機作為閱讀器當然更加進步。但是也要看到問題的另一面，電子閱讀器，不如紙質書便于細讀與把玩。從獲取信息來說，我喜歡電子閱讀器，從閱讀經典作品來說，我喜歡傳統的紙書。

記者：您如何看待網絡文學的興起？其與傳統文學的發展，會否有沖突？

王彬：網絡文學的興起是好事，豐富了我國文學創作園地。我國的網絡文學獨領風騷，在世界范圍有很大影響。我在2009年，在魯迅文學院主持了第一屆網絡作家版，當時有28名學員，由新浪、搜狐等文學網站推薦，魯迅文學院錄取。我還記得大部分學員不是中文系，而是其他專業的，為此我還和這些同學探討過這個問題。

網絡文學，主要是長篇小說，是中國傳統小說的發展，實質是章回小說，只是說書人的場所變了，從書館轉移到網絡，是網絡上的擬章回小說而已。

網絡文學與傳統紙媒文學是互補而不是互損。

記者：2017年初有一些文化類節目，比如《中國詩詞大會》等走紅，傳統文化再度大熱。您怎么看？

王彬：這些活動對于推動我國傳統文化傳播自然是好事，當然對于促進年輕學子學習古典詩詞也是好事。我曾經讀過一些大學生創作的近體詩，比如清華大學2008級人文學院一位學生的五律《夜宿江南》，有這樣兩句：“星光全在水，燈火欲浮天”，很有味道，讓我想起法國加繆的：“星星一顆一顆地墜落海中，天空一滴一滴地瀝干了它最后的亮光”，新詩與舊體詩，在意象上完全可以相通。

記者：弘揚傳統文化一直是當今時代的宏大主題，作為文學創作者，您認為如何通過文學作品為這一目標作出貢獻？

王彬：很簡單，寫出好作品。

所謂好作品，在藝術形式上，首先要語言好。所謂語言好，不是大言炎炎，滿紙枵響，而是用最簡潔的語言表達深邃之境而直抵人心。深受魯迅敬重的明末王思任說過,珠玉有價但“文字之尊”，則“無價可問。”他說的文字，我理解就是語言，有一篇之貴者、一句之貴者，甚至有“一字之貴者”，“當其貴之時，馨香可以達天，高峻可以踹岳，可以折圣賢之腰，而下英雄之淚。”這就把語言說到極致了。

記者：您認為好的文學作品應該具備哪些氣質？它是否與創作者本人的品格有關？

王彬：優秀的文學作品應該有這樣三個標準：親和力、感染力、震撼力。如果一部文學作品，使讀者產生親和力，從而愿意閱讀，這就是好作品。如果讀者看過這部作品，受到感染，自然就是優秀作品。如果進而感到震撼，那就進入經典行列了，可惜這樣的作品不多。高爾基說過，文學就是人學，我理解主要是指作家本人的道德良心，一個沒有道德良心的作家大概很難寫出優秀作品。當然優秀作品的風格是不一致的而百花紛呈，龔自珍叮囑同時代的詩人：“我思文人言，毋乃太驚眾”，我贊同他的這個觀點。對我而言還是更注重傳統，有評論家說我的散文是“簡極之美，妙機其微”，我不敢擔當這樣的揄揚，但這是我一以貫之的目標——沉靜、朗澈的那樣一種秋山意境。

2018、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