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小說研究專家亞當·羅伯茨認為西方科幻小說起源于古希臘小說中的幻想旅行作品，希臘羅馬文化崩塌后，隨著天主教會的文化主宰，和許多其他文化一樣，幻想旅行類作品的發展也進入了“黑暗時代”，直到16世紀自然科學開始發展。作為自17、18世紀便開始的人類經驗主義的一種探索，科幻小說開始“發展成一種想象性擴展的以及（根本上）唯物主義的文學形式，與魔幻的、骨子里是宗教形式的文學形式（后來被稱為奇幻文學）構成了鮮明對比”，自此，在西方文學中，科幻與奇幻分道揚鑣并成為獨立的文學類型。由于科幻小說通常描寫“異域”和“異族”，它也被想當然地認為一定會探討“族裔問題”，但縱觀科幻小說史，它恰恰是患有最嚴重“色盲癥”（colorblind）的一種文學類型：“要么是愉悅地描繪一個遠離種族之爭的未來（甚至都不曾注意過這份和諧是消滅了所有白人之外的人種所換來的），要么就是將種族焦慮投射在外星人身上，甚至都不曾注意過聯合起來對抗外來威脅的人類都令人生疑地是白人”。這正是西方科幻小說的現狀，不論是科幻小說的創作者、創作主題乃至科幻小說的消費主體都以白人為主。但就是在這樣的現狀下，當代華人科幻小說家劉宇昆卻于2012年和2013年分別獲得被譽為科幻界諾貝爾文學獎的“雨果獎”，他翻譯的陳楸帆的《麗江的魚兒們》于2012年獲得“科幻奇幻翻譯獎”，同樣由他翻譯的劉慈欣的《三體》和郝景芳的《北京折疊》更先后獲得2015年和2016年的“雨果獎”，劉宇昆為白人作家占主流的美國科幻界增添了一抹 “中國色”。

劉宇昆8歲隨同父母移民美國，在哈佛大學學習英美文學和法學，熟稔中西方文化，他的科幻寫作既有西方科幻小說傳統的影子，又充滿了中國式的想象。2012年他憑借充滿東方神韻的短篇小說《手中紙，心中愛》（The Paper Menagerie）斬獲雨果獎，蜚聲美國科幻小說界。但很少有人知道，在同一年，他的中篇小說《紀錄片：終結歷史之人》（The Man Who Ended History: A Documentary，以下簡稱《紀錄片》）也獲得了雨果獎和星云獎的提名，卻因作品涉及所謂“有爭議的歷史”而最終落選。劉宇昆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坦言，他創作這部小說是受到美籍華裔作家、《南京大屠殺》的作者張純如自殺的觸動，這位在美國飽受非議的華人女作家的自殺讓劉宇昆發現許多美國人并不了解日軍侵華所犯的暴行，甚至存在錯誤的認識。

《紀錄片》的故事情節很簡單。為了還原日軍731部隊在華犯下的暴行，美籍華裔歷史學家埃文·魏與妻子、美籍日裔物理學家桐野明美共同研發了一項可以將人送回過去體驗歷史事件的測算技術，借助這項技術“將會看到人類文明的開端，甚至上古之前”，但這項技術利用的“玻姆-桐野粒子”在測算過一次之后便永遠無法再使用，也就是說，這項“技術是具有破壞性的。每次將一位觀察者送往某時某地，都會消耗那里的玻姆-桐野粒子，使得之后的人再也無法涉足”。此項技術招致各方口誅筆伐，迫于來自各方的強大壓力，埃文·魏最終自殺，時間旅行技術也被禁止。為了紀念埃文·魏，桐野明美將整件事拍成了題為《終結歷史之人》的紀錄片呈獻給觀眾。這部小說不僅通過“紀錄片”的形式“客觀地”揭露了日軍在華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呈現了西方人所不了解的日軍731部隊在中國哈爾濱奸淫擄掠，甚至活體實驗等令人發指的暴行，更為深刻的是它討論了歷史與政治之間的復雜關系，揭露了美國國家、政府與大眾操縱及利用歷史來實現自我意圖的手段，是一部真實描寫歷史暴行如何因政治目的被最小化處理，從而很難進入西方公眾視野的小說。

弗里德里克·詹姆遜曾說，“科幻小說作為一種體裁的獨特性與空間有關，而不是與時間（歷史、過去、未來）有關”，也就是說科幻小說從形式上來看更擅長講述“他空間的可能世界”，或者說是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所謂的自洽的、他空間的“虛擬的歷史”、 “或然歷史”甚至是“反事實歷史”，在科幻小說史專家亞當·羅伯茨看來，“時間穿越”類科幻小說不過是“‘空間旅行’之推論”。但這并不是說科幻小說就無法書寫和探討歷史問題。劉宇昆在《紀錄片》中嘗試思考如果有一天“時間旅行能夠讓真實像窗外的風景一樣盡在眼前”，人們該如何面對歷史這樣的問題，使得這部小說成為科幻小說探討歷史話題的新典范。

首先，《紀錄片》試圖證明科幻小說言說歷史的合法性。詹姆遜在《未來考古學：烏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說》中提出：“科幻小說一般被理解為試圖想象不可想象的未來。但它最深層的主體實際上是我們自己的歷時性當下。”我們借助科幻小說的視角觀察“被當作某個未來世界的遙遠的過去呈現在我們面前，而這種過去仿佛是遺留性的，并以集體性記憶的形式被保留下來”。科幻小說在講述歷史時具有獨特視角，或者按照科幻小說研究奠基者蘇文所說，科幻小說具有“認知抽離”的功能，它可以在讀者那里形成獨特的“陌生化”或“間離效果”，“你可以親眼目睹歷史發生，就像看一出戲”。借助科幻小說，我們擺脫了歷史敘述的束縛，可以見證日軍侵華時所犯罪行，通過科幻小說，我們“不再需要回憶錄了，現在我們有無可爭辯的證據。也不再需要擺弄死者遺骸了，我們都必須直面那些瀕死掙扎的臉。我曾親眼見過那些罪行。你無可否認”。如此一來，“‘掌控過去’不再僅僅是某種文學隱喻，而變成一樁極為現實的問題”。

第二、通過小說中“紀錄片”式的呈現，劉宇昆也試圖揭示慘案背后的政治博弈。即便在網絡資訊發達的今天，在奧斯維辛集中營和盧旺達大屠殺都已為西方公眾所熟知的今天，南京大屠殺以及731部隊在華所犯暴行的歷史事實卻出于一些政治目的被否定和抹殺，劉宇昆借助小說中莉莉安·C·張薇思之口表達了自己對這一事實的看法，“日本政府從來不肯公開承認731部隊的暴行，也從來不曾為之道歉。這些年，越來越多有關那些暴行的證據浮出水面，但日本政府的回答永遠都是：證據不足，真相不明”，這樣的回答不僅存在于科幻小說架構的世界中，在現實世界中日本政府也是這樣否認歷史和過去的。不僅如此，“對日本來說，這些否認和拒絕面對戰爭罪行的嘴臉已經形成了一種套路，不管我們說起‘慰安婦’，還是南京大屠殺，還是朝鮮和中國的苦難勞工，他們都一概搖頭否認，表示沒有這回事。這種態度已經嚴重傷害了日本與其亞洲近鄰之間的關系”。作者同時借小說中一位美國受訪者的話呈現了許多美國人對日軍在華所犯罪行的看法：“我想，沒有親身經歷過的人很難去評判當事人的行為。那是戰爭時期，戰爭中總免不了有罪行。”這種開脫不能不說是日美政治共謀的直接產物，劉宇昆在小說中一針見血地說：“作為日本的盟友與戰略伙伴，美利堅本有責任為我們的朋友指出錯在何處。可是非但如此，美國反而在掩護兇手逍遙法外的過程中扮演了積極角色。為了獲取731部隊的實驗數據，麥克阿瑟將軍豁免了其成員。我們同樣對那樣否認和掩飾負有部分責任，因為相比自己的良心，我們更加貪戀那血污中生長出的骯臟果實。我們美國人同樣有罪”。

第三、《紀錄片》討論了歷史對于個人的意義。小說的主人公埃文·魏通過科技將以往“講述”的歷史轉變成“親歷”現實，從而“讓歷史的講述者退出舞臺，讓你我有機會用自己的眼睛看清楚過去”，也因此招來了很多人的抨擊和惡意毀謗，最終自殺。劉宇昆借埃文的經歷間接表達了對張純如的同情，也表達了自己對歷史與個人關系的看法：“埃文在整個項目中關注的不僅僅是中國人，而更是‘人’本身，不僅僅是集體，而更是具體的個人”。為了減少歷史對現實的影響而否認歷史的做法對那些受害者顯然是不公平的，作為對歷史負責的人的個體，“我們不該如此。魏博士給了我們機會，說出來自過去的真實，現在我們必須要求日本與美國政府站出來，共同承擔歷史的責任。”

故事結尾，劉宇昆從科幻小說才有的角度警示那些忘卻歷史真相的人：“仰望夜空，歷史之光依舊在群星中閃爍，那最后一個死于平房的受難者，那最后一輛抵達奧斯維辛的火車，那最后一個被驅趕出佐治亞州的徹羅基土著。那些遙遠星辰上的居民，如果他們在看，終將會在某個時刻看見那些以光速向他們涌去的瞬間。沒人能捕獲所有光子，也沒人能抹去所有畫面。他們將會是不生不滅的記錄，是我們存在的證據，亦是我們講給未來的故事。每一分，每一秒，當我們行走在地球上，那些星空深處的眼睛正凝視著我們，將是非黑白看得清清楚楚”。站在宏大的時間之維上，劉宇昆通過《紀錄片》清楚地傳達了自己對歷史問題的認識：只有承認歷史，才能把握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