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詩的時間不是很長，但作為一個讀者，卻有幸能夠見證這30多年來的中國詩歌發展歷程。那些朗誦舒婷的《神女峰》、顧城的《遠和近》的日子，那些捧著《詩歌報》興奮地閱讀“詩歌群體大展”的日子，那些旁觀著“盤峰論戰”中“民間派”和“學院派”奮戰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從那一代朦朧詩人的思想和人性的啟蒙，到朦朧詩之后的山頭林立、流派紛呈式的斷裂和叛逆，再到現今詩歌盛世多元的發展，我看到了中國詩歌曾經爆發出的空前繁榮，也看到了現在中國詩歌在自己應有軌道上的安寂和沉穩的行走。

21世紀的詩歌從現實主義到現代主義再到后現代主義，在語言風格、表現手法、題材取向、美學形態等方面也相應呈現出極為鮮明的豐富性與駁雜性，比如生命寫作、神性寫作、口語寫作等。無論是將語言口語化、生活化、日常化、散文化處理，做到樸素、自然、去除遮蔽；無論是對一首詩運用抒情、敘事、零度敘述、隱喻、反諷等形態表現，都是詩人用自己獨特的方式面對世界，與之對話，向人們闡釋、建筑自己領悟到的世界。

而在我看來，它們始終是在努力顯現一種樸素、健康的質地，那就是——追尋和回歸。追尋，就是從源頭出發，沿著漢語的河流，在延伸中曲折，于曲折處延伸，在沙、石、水的磨洗中提煉出漢語特有的音質和光澤。回歸，就是從虛回到實，從異鄉回到家鄉，從表象回到心靈，從蒼白的說教回到人的本性。這無疑是中國詩歌的成熟。雖然，在此過程中，受到現代傳媒和現代人快餐式閱讀的影響，詩歌的聲音逐漸沉寂了下來。但是，這種沉寂，正好讓真正的現代漢語詩歌寫作者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讓我們擯棄詩歌以外的雜音，保持冷靜、平和、包容的心態，在自己心靈的白紙黑字上，追尋和回歸到生命和靈魂的原鄉。

“某種意義上，詩的功能等于零……但在另一種意義上，它是無限的。”從希尼這段話不難看出詩和社會的某種關系，它不會直接去解決社會生活的某個問題、現象、事件，不是具體的“藥方”。文學是人學，社會構成的基本元素是人，詩必然要回到人心人性上來，體現人的情感、人文關懷，生命之間的互相體恤、仁義、寬容。詩更大程度上體現一種強烈的生命意識、體驗和自覺能力，更多時候考驗一個寫作者的能量儲備。我擔心和焦慮的不是寫什么、怎么寫，而是寫出了什么，或者說我創造了什么。

寫作是孤獨的事，但不是說和人群孤立，和社會脫節，和世界背離。而是如何用事實加反思的態度，去面對生活和我們所處的生存現實世界，以認真虔誠的情懷，去提煉出普遍而獨特的生活、生命經驗，傳遞光明、良善、美德。我更愿意寫出那些感動我打動我的人、事、物，無巨細美丑，挖掘出人性、品質、真情實感。在人群中思考，在自然萬物中領受，游離生活，卻不丟失生活，也是一種“撿漏”的行為。我記得在魯院上課時，施戰軍老師曾說“一個寫作者應該站出來看見被人們遺落的東西”。成詩入詩的元素，是過去的也是剛剛發生的，是已知、存在，也是消失的、未知的。

這種詩歌的追尋和回歸，于我更有著不可取代甚至是不可言說的意義。我的追尋，就是不停地遠走和高飛。因為無知而向往，因為向往而熱愛，因為熱愛而無畏，因為無畏而感恩。那是一條通往無限的路，為我構建一個有彈性的理想王國。在那里有我的夢想在張開翅膀，有青春和時光在重來、延續，有生命的鋪排以及不可預知的愛恨。它們是自然的，個體的，本真的。我的回歸就是還鄉。生命和靈魂的還鄉。它引領我抵達生命和靈魂的自由之境，回到具體的、真實的“人”本身，回到人情、人性、人道、人格、人心中來，回到天性和純真、回到善和美中來。從2009年開始我嘗試打破傳統的以鄉土人文文化為背景的地域寫作，不落入單純的地方志敘述或描摹。隨后以寫異域風物、人情、普通人生活現狀為主題的系列，轉向通過意象的陌生化，零度敘述來洞悉或揭示人們命運以及現實處境的寫作。2015年長詩集《跟著河流回家》入選中國作協“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題重點扶持項目。這是地理上的故鄉和精神上的故鄉結合貫通，成為我永恒的皈依地。

我大量寫春天、故鄉、自然萬物，我想表達的是它們蘊涵的獨立性、差異性，不同的文化底蘊、精神維度。其實我試圖表達的還有命運，這是我一直追求的寫作母題。我篩選出我眼中的普遍的事物，普遍的生死，普遍的命運，普遍的愛，普遍的人。我經歷和體驗它們的多樣性、復雜性、矛盾性，是綜合的省察、考量，然后得出我自己判斷和確定的惟一性。帶著我的溫度、氣息、烙印，我的良知和擔當。

詩在無數個黑暗中照耀我，溫暖我，賜我以美的王冠。我相信那秘密事物的存在、呈現。甜蜜的哭泣，苦的愛，鐘擺一樣的命運和欲望、渴求。我知道它們都有著巔峰之美。我愿意在我的追尋和回歸之路上，努力讓我的文字有一種棉質般的暖或者尖刺般的力，在巨大的時光中充斥和鋪排著閃電的光亮，埋下希翼的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