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中國文學，基本是在作為一個框架或者說容器的“中國”內部展開的文學，是對這個框架內部的個人或者群體的書寫，而此框架本身卻并沒有成為作家們自覺描寫的對象。“中國”可以表現為人，可以表現為山川大地，可以表現為遼闊的疆土，也可以表現為悠久的歷史，但是，綜合來看，對于“中國”的書寫呈現為一種發散性的狀況，“中國”基本并沒有作為一個融貫的理念，更很少作為一個文明體來得到呈現。

黨的十九大報告將當下中國所處的歷史方位命名為“新時代”，這一命名不僅構成我們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各方面具體建設的基本歷史條件，也具有深遠的文明史意義。而作為創造新文明之主體的“中國”將越來越鮮明地成為一個意蘊深遠的理論概念，成為我們向遠方眺望的基本視野，由這種視野出發的新時代文學，也將具有越來越鮮明的縱深感，并最終在客觀上將自身發展成為表現新時代之本質性和整體性的史詩。

“新時代”的文明史意義

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是在長期承受了西方發達國家所慣性依賴的資本擴張、軍事擴張而導致的歷史重負的情況下來謀求自己的發展道路的，在現時代，則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意識深刻反思了西方現代性的限度。新時代中國的發展需要以廣闊的歷史哲學的眼光來加以透視，從世界文明進程的角度進行總結，以把握新時代所包含的創造新文明的努力。黑格爾曾寫出屬于他自己時代的《歷史哲學》，置身于新時代的我們，也應該寫出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新的歷史哲學。

關于“新時代”的文明史意義，可以從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等實踐中加以總結，也可以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和黨的十九大報告等理論創造中進行闡釋。關于“新時代”，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意味著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迎來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意味著科學社會主義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煥發出強大生機活力，在世界上高高舉起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不斷發展，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依據這里的表述，我們可以從兩個層面來認識“新時代”的文明史意義。第一，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角度來認識“新時代”，這包含了一種從內部將自身構建為一個文明體的努力。在時間的邏輯上，意味著新時代的中國是自覺將“過去”、“現在”、“未來”包含在一個連續的系統當中；在價值的邏輯上，則意味著新時代的中國以更高的理論視野將啟蒙、革命等精神資源統合。而能完成這兩方面統合的，只能是“文明”這個角度。早期的魯迅曾以“人國”的崇高目標而期待于未來的新中國，這種“人國”乃是“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的結果，將“今”、“古”、“新”加以統合，在邏輯上正通向以科學社會主義通達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光明前景的征途。第二，從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對于其他民族和國家、對于人類之貢獻的角度來認識“新時代”，是從世界范圍內來把握中國發展道路之新穎性。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世界發展之路提供新的經驗，這不是單一的經濟或者政治發展道路的選擇問題，而是整體性的新文明的創造。

“新時代”的內在張力及其對當下文學的挑戰

“新時代”具有深遠的文明史意義，但是，這并不是說當中國進入新時代之后，就化解了所有的矛盾和問題，以一種文明的完成時態而存在了。新時代對于新文明的創造是一個正在展開的過程，這個未有窮期的動態過程包含著一種內在的張力，即它一方面在本質上表現為糾正乃至超克既有文明進程的創造性和超越性，另一方面又在具體的現實問題上表現出一系列的矛盾。對后者的宏觀概括，就是黨的十九大報告中關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的表述。

立足于現實中的各種矛盾和問題來展開文學世界，這是20世紀中國文學的傳統，也是當下文學的基本特點。置身于社會矛盾的漩渦中，將自己的筆投向現實問題的更深處，揭示人心的豐富和豐富的痛苦，這應該是作家的底線，也是作家良知的根本體現。直面矛盾，直面現實，從文學內部思考同時代的重大問題，也正是20世紀中國文學的基本傳統。在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內容的轉化會帶來文學題材和美學形態的變化，比如從鄉土文學到都市文學的消長、生態文學和科幻文學的涌現等等，但是，“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寫出國人的靈魂”這些由魯迅所開辟的偉大的現實主義精神仍將是新時代作家須臾不可忘記的創作指南。而且，隨著人民智慧的提高、人民在物質和精神生活上更普遍更深入的要求的提出，也由于生產力不充分尤其是不平衡的狀況的存在，社會矛盾給人的內心刻下的印痕更為深隱也是可能的。這就更要求新時代的作家繼續“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

“新時代”對于當下文學所帶來的挑戰還表現在作家如何在自己的作品中，去觸及乃至包含“新時代”所具有的文明史意義這一議題。而當我們意識到作為一種整體性的新文明的擔綱者只能是“中國”這一綜合性的主體的時候，則問題又轉化為新時代的作家如何在自己的作品中理解和闡釋“中國”，抑或是如何以“中國”，更準確地說，如何以“文明中國”為基本視野來展開自己的作品世界。

回顧過去一個多世紀的現代文學，我們會發現，作為一個文明體的“中國”，或者說“文明中國”并沒有成為文學界和思想界自覺的思考課題。就文學創作和批評的傳統而言，我們思考的多是個人、階級、性別、地域、民族、城鄉。的確，20世紀中國作家和批評家在思考和書寫個人、階級等等議題的時候，可以說從來沒有忘記過“中國”，或者說他們思考的終點往往都是“中國”。但是，這里的“中國”更多情況下并不是作為一個文明體的“中國”，不具有自身文明內涵的理念。當作家們在書寫個體的時候，是在內心深處把個體的價值、個體的自由作為書寫的出發點的，當作家們在書寫階級的時候，是把受苦的階級當作一個價值自足的共同體來看待的，同樣，當作家們在書寫鄉土的時候，往往是立足于鄉土的價值而對之產生深深的眷戀。但是，在大多數時候，“中國”并不具有這樣的內在價值，這里的“中國”往往可以被置換成“中國人”、“作為民族國家的中國”、“疆域的中國”、“多民族的中國”、“作為生活世界的中國”等等實證性的對象。再換個角度說，20世紀的中國文學，基本是在作為一個框架或者說容器的“中國”內部展開的文學，是對這個框架內部的個人或者群體的書寫，而此框架本身卻并沒有成為作家們自覺描寫的對象。“中國”可以表現為人，可以表現為山川大地，可以表現為遼闊的疆土，也可以表現為悠久的歷史，但是，綜合來看，對于“中國”的書寫呈現為一種發散性的狀況，“中國”基本并沒有作為一個融貫的理念，更很少作為一個文明體來得到呈現。

以“中國”為視野與文學縱深感的建立

文學寫作中，“中國”視野的缺席，根本來說，并不是作家們的責任，而是由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發展的基本狀況所決定的。在近代以來的大部分時間里，我們所目睹和體驗的是過去、現實、未來的相互辯論，是傳統、啟蒙、革命的相互否定，是各種主義的頻仍更迭。在這樣的狀況當中，尋找對立面，棄一取一是常態。由此，片面的深刻是可能的，但真正融貫性的思考則難得。置身于如此情境中的中國文學也必然難以獲得一個整全性的視野。

經過100多年的努力，中國社會進入了“新時代”，如上所說，新時代并不是凝固的沒有矛盾的狀況，但“新時代”的確足夠提示我們“新文明”創造的帷幕已經打開，“文明中國”的意義正在凸顯出來。對于作家來說，如何在直面社會矛盾的同時，把握住“新時代”的張力結構，從而對于“新時代”的文明史意義，對于“文明中國”的內在價值產生自覺意識，進而寫出具有縱深感的作品，是不能不思考的課題。

習近平總書記曾提出，希望作家寫出中華民族的新史詩。創作中華民族新史詩，不是要回避當下中國社會所存在的矛盾，而是要在直面矛盾的基礎上，更深入地去把握所有這些矛盾所得以展開的“新時代”的內在本質，用中國古代的語言說，是“新時代”所包含的“理”和“勢”。而要把握時代內部的“理”和“勢”，必然不能只是停留于個人的直覺和經驗，不能囿于自己的生活天地。針對著以“知解力”為主要特征從而只能孤立地把握事物的“散文意識”，黑格爾高揚了“詩”尤其是“史詩”這一文類——這也同時是一種思維方式，認為在史詩中有著更具統一性的表現“民族理想”乃至“人類精神”的東西。這與他強調“現實”不是直接給予的東西，而是“實存和過程的統一”，是“事物展開過程中的必然性”的思路相一致，都是強調重要的是在不忽視實存的前提下去把握事物的本質，這一思路也為馬克思所繼承。把握事物的本質，把握時代的本質，這本是老生常談，但是，至少就文學而言，要在寫作中把握到所謂“本質”是何其艱難的事情。在“新時代”的歷史條件下，似乎是不期然而然，然而又是作為“事物展開過程的必然”，中國走到了“新文明”的入口處，實體性的中國亦從而獲得了一個將自身理念化為“文明中國”的契機，把握住這一契機，向歷史的深處也同時是未來的深處眺望，或許應成為當前作家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