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著畫家、作家雙重身份的吳文莉，無疑是擅長工筆畫而且功力深厚圓潤的，這是讀罷《葉落長安》的第一感知。近半個世紀的城市百姓生活之流年光影，猶如工筆畫一般素靜而纖毫畢現，潛藏著張力。生活、生命外在的內質的種種動影凝神于這厚厚的工筆畫卷中，凝聚成古城西安半個多世紀歷史的生活常態面孔，在動感與靜美中完成了多個時代歷史審視，最終以年老的郝玉蘭在年輕時洗油線的城河畔靜坐完成了對生活深層的哲學意義歸結，強化了生活審視的歷史性角度，亦取得了藝術的圓熟。

對于陜西文學而言，城市文學是稀有稀缺的，尤其是大體量歷史性文本，而吳文莉成為打破這一長久稀有稀缺局面的作家之一。在數十萬細密的文字間，在突出西安外鄉人——極具生命韌性的幾代河南人（河北人）所經歷的苦難、永不熄滅生活熱望的同時，亦凸顯了古城長安的特質氣質：數千年歷史滄桑變遷所凝煉的莫大包容，及質樸生活的本真意義。這種數千年歷史積淀所凝鑄的古城長安的特質氣質，又映照了以郝玉蘭為代表的河南人的精神氣質，更是我們民族的精神氣質，一種民族文化所凝結的生活畫卷。

吳文莉這部長篇小說的創作，無疑是嚴謹嚴肅的，這也體現在作品前后歷經八年之久的雕琢和打磨，是不能與時下浮躁創作同日而語的。創作如此時代大跨度的文本，無疑是很有難度的，這部大跨度大體量作品的創作過程遠遠超過了一幅畫作的艱辛，亦經歷了類似從草圖拷貝過稿，勾墨線，墨、花青之類點染底色，局部提染、罩染、接染等工序，并在這一過程中，通過型與型的對比，穿插、空間位置關系，完成色層的相互映照與烘托，最終構成從外在語言個性到人物精神內蘊的自然渾然。其中最核心的在于吳文莉對生命生活整體理解和把握，這一切來自于她對生命生活色彩的深度理解和觀察生命生活的敏銳度。她的藝術感覺是很到位的，她把對工筆畫的理解和感悟完整、渾然地融入到這部長篇中，是工筆畫“有巧密而精細者”風韻風姿的著力凸顯，亦是藝術通感的一種再造，她以70后藝術家的執著完成了自身跨域性的超越。

這部長篇工細逼真，完成了文學對民生意義的最高的真性表達；完成了對逝去時代的歷史性藝術復原；以城市百姓常態的關注完成了對生命生活本真意義溯源，不著痕跡地介入民族根性意義百姓心靈史。出版于2012年的這部長篇，以藝術的自覺，空靈地契合了民生重大主題，以百姓日用常行的瑣碎切入，闡述了民族意義的人性本分的偉力偉岸。

追溯遠離自己時代的百姓生活史，是十分困難的，能夠承載幾代人外鄉人在西安的生活心靈史的文本更是龍鱗鳳角。吳文莉在大量采訪，聆聽并不斷反芻的基礎上，完成了半個多世紀西安百姓生活心靈史的藝術表達，亦完成了一次藝術跨域性的突破。《葉落長安》不僅僅有著西安百姓耳熟能詳的生命、生活、心靈基礎，更有著這座古城從傳統倫理走向現代文明的光與影，傷與痛，劇烈的時代風向之變，質樸的生活理念之不變，人性的變與不變……經濟大潮奔涌的城市里，年老的郝玉蘭靜坐在河邊，遙想著數十年前，她遙想的是些什么？逝去已久的不僅僅質樸的生活點滴，更是那種牽動心靈的質樸的關乎生命、生活的本分理念，這種本分理念被經濟狂飆的時潮風潮所吞噬吞沒，即便是郝玉蘭一直持守著這種理念，五十多年的風雨將她錘煉成為一個智慧的老太太，即便是她可以從容地安排自己的生活，也無法讓自己所有親人不但享受到物質的富足和奮斗的快樂，重要的是更能享受質樸、本分心靈的安妥。時代的風向強烈地刺激、感染、感化著新的一代或幾代人，來自遙遠歷史記憶里的經過歲月淬火的質樸生命生活理念盡管是一種恒性的價值，卻很難被時代幾欲吞沒的人們所珍惜。

《葉落長安》整體上實現了生命與生活本身純粹意義的詩性和古典簡約的美感，以城市百姓個體生活的藝術淬煉，映照和概括了我們民族的品性、生生不息的生活熱望。作品似乎摒棄所有現代技法手法，以本色生活的妙手擷取，以傳統工筆的精細勾著，專事于百姓生命生活歷史平和、真摯的表述，如一曲典雅的古樂遙遙奏起，娓娓道來，直至作品于悠遠無限延展的婉約中完結，余味余音仍綿綿不絕，給予讀者無限的回味與思考，在當下時代城市經濟的浮迷中有著深沉而鮮亮的警示意義。

對于逝去的時代，遠去的生活過往，是否還有人說起，是否還有人去細心聆聽，隨著老一代人的漸漸老去，這一切也終將銷聲匿跡。而吳文莉作為一個藝術家，卻將這種幾近消失的生活面影執著地記錄下來，將它變為對生命、生活的一種永久性的記憶與雋永的銘刻。從這個意義上講，她與陳忠實創作《白鹿原》復蘇1949年以前的鄉土生活的藝術溯源是具有同等價值意義的。二者相同的是始終以百姓生活常態為視點，以深入百姓生活真實的半個多世紀為時序，不同的是后者以民族文化的民間鄉土生態的深掘、探究為重點，前者則完全以城市百姓生活常態為切入，無論前者還是后者，均以藝術精湛重書了民族的根性張力。

如何進入歷史的真實，尤其在當下成為一種難以逾越的“蜀道之難”，因為我們不僅僅生活于自然的塵霧之中，更是存在于流行時潮的塵霧之中，我們離歷史愈來愈遠，甚至離真實的存在愈來愈遠，以至于文學亦不得不用非虛構去尋找和表達真實。失去歷史性的生活比照，人們便不會珍惜已經把握的生活，必將最終退化為物質主宰的空殼。因此，《葉落長安》無疑是對城市百姓生活的五十多年理性回顧與嚴肅反思，細膩真實的再現了幾代人的生命、生活歷程，以外鄉人的堅韌終究扎根于古城長安的歷程，莊嚴莊重地提醒提醒著普通社會個體直面生活并作出遵從內心本真選擇。

小說重點敘事傾注在郝玉蘭這個從民國末年進入新中國經濟新時代的民族偉大女性身上，以她為中心凝鑄了親情的濃郁，責任的重負與勇于承擔，與生命駐點友鄰的大義、溫情和睦，于不同時代風云驟變中處世不驚的平和，對生命生活的無限熱望，在被經濟大潮所迷失、阻隔的城市當下，猶如冬日里彌足珍貴的陽光，根植于人心深處的一縷恒性的陽光。

這部長篇之所以令人感動，不讀完不能釋手，在于吳文莉采取了以生活本真本色敘事的策略，這與國畫尤其是工筆畫的藝術感知是相通的。對于生命、生活而言，本質上是沒有太多技巧技法可言的，生命的詩性在于生命的韌性，在于和諧和睦的不懈追求；生活的詩性詩意在于去盡附加于生活之上的種種浮虛，進入生活的本質層面。繪畫藝術亦然，在掌握基本技巧經歷長久的訓練歷練之后，達到一定的境界，則是一種隨心所欲，游刃有余的藝術意識的自覺行為，甚至該怎么畫畫什么遠遠不重要。沒有技巧即是最大的技巧，沒有技法即是最大的技法，大有“天道即樸”的意蘊。吳文莉顯然已經進入了此境界，《葉落長安》即是此境的跨域性再造的結晶。這部長篇去盡世俗所賦予生命、生活諸多的強加，進入郝玉蘭最平凡亦不平凡的五十多年的生活本質層面，艱難承載中蘊含著生命生活的詩性詩意，多個時代的變遷中彰顯著生命本真層面的古典、高貴，這一切是超越了俗世物質的意義，進而成為民族根性意義的表達，在敘事上，在不同時代的承接上簡約、素靜，如工筆畫一般彰顯一種生命整體性的靜美。這種靜美風姿，亦是作家對半個多世紀城市百姓生活審視反思的理性，藝術的成熟。

河南籍擁有小東門里尚勤路五號雜貨鋪子的白老四，以五十塊大洋娶了比自己小十八歲的郝玉蘭，在西安解放的歷史交接點上，因無法追回欠債而破產，從少東家淪落為城市下層平頭百姓。這個衰敗的家庭，留給郝玉蘭的不僅僅是兩個不同母親年紀尚幼的孩子，更是一貧如洗的不堪重負，還有自己年幼的和不斷出生的孩子以及丈夫不堪忍受生活重壓對她的打罵。即便是這樣的生活窘境中，郝玉蘭依舊不放棄對同樣是外鄉人年少的梁長安的關愛，除了不思正途的呂家人，蝸居于河南人扎堆的錦華巷郝玉蘭一家與鄰人友好溫情地相處著。經歷了年代的清貧，饑餓及十年動亂，郝玉蘭的兒女們一個個長大參加工作成家，她也終于重新回到尚勤路，隨著政策的開放開店邁向了更新的生活，8個子女和他們老兩口組成的大家庭，亦有不斷的喜悅和少有的和睦。然而隨著子女的長大，時代的疾速推進，源自女兒們奔向新的生活，為人父母的糾結接踵而來，白老四迎來人生壽終正寢，亦不忘魂歸故土。小女兒白牡丹戀慕物質富足，以與家庭決裂的姿態歲呂家子弟呂方而去，大女兒女婿梁長安不堪忍受單位領導的壓制，終于在時代的經濟大潮中開始了創業。呂方最終販毒被法辦槍決，將白牡丹從人生富足的顛覆打入低谷，郝玉蘭極力扶持，使之終歸走向新的生活。為助力女婿創業，郝玉蘭關閉了門店，梁長安創業成功，反擊報復心理積聚，人性失衡，沒能聽岳母的規勸，最終導致了產業頻臨倒閉，生命致殘，把長久的痛苦留給親人們。經歷數十年風風雨雨，郝玉蘭及家庭終于葉落長安，生命生活所賦予的人生長痛依舊揮之不去，當年洗油線的城河畔靜坐，最終凝結成生命生活的行為語言，一種歷史的反思與警示意義……

這部緣起于1942年河南大災荒大遷徙到西安的河南人生命生活的重書，顯然遠遠超越了吳文莉起初設計意義，成為民族根性意義在百姓日用常行上凝結，成為文化意義在“行”或日常踐行上的一種凝聚。郝玉蘭是一個普通的女性，她的生命生活歷程無疑也是國家民生的歷程，她對生活認知與態度，又體現了民族文化的一種平和與從容質樸心態，是一種生命生活智慧的體現，從一定程度上說，她就是一個在踐行中不斷獲得民族文化智慧的人，一個真正有明白哲理哲辯的人。

這部作品所著力強調、刻畫的不在是河南人遷徙西安的歷史，而是我們民族質樸無華的生命、生活理念，我們民族尋常百姓的心靈史。《葉落長安》以遠遠超越了最初的表達意義而躍升為一種生命生活本真價值意義的溯源，作品整體所強調是人的生命生活的根性依附，即人活著的本分質樸心態。時代在疾速甚至猛烈的變遷著，只有經歷過苦難生活的人們或許才能明白、感受、珍惜并享受今天的美好生活的真諦。

從這個意義上考量，吳文莉以百姓生命生活的本真本質本色，圓滿的完成了生命存在感的哲學意義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