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占黑

在見到王占黑之前，很難想到那些流落于時代的人間煙火故事，是個有點嬌小又內向文靜的女孩寫的。她把故事定位于街道，這里的街道指的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建造的小區和工人新村。在時代的浪潮里，這些難以被具體命名的地方，日益顯示出了衰落的氣息。身為“90后”的王占黑，捕捉到了其中斡旋于生活里的身影，她聚焦于這個帶點封閉性的、有獨特面貌的舊社區，描摹生于斯長于斯的小人物圖像，講述發生在他們身上的雞毛蒜皮、嬉笑怒罵的日常故事。

“我的寫作從童年模糊的弄堂、河岸記憶中走出來之后，就一頭扎進了這個獨立于‘鄉村’和‘都市’之外的半新不舊的空間。”同許多作家有自己的文學屬地一樣，王占黑也有一個叫做“街道英雄”的創作計劃，篇名清一色叫做“××的故事”。（在上海文藝出版社新出版的《空響炮》一書中，部分篇名有所改動）但不同的是，她的屬地甚至沒有一個叫得出口的正經名字，在記者的追問下，她說硬要命名的話，就叫“社區”吧。

一個通俗的說法是作家開始寫作時，會從自己最信手拈來的經驗開始，王占黑的經驗就在這些老社區里。“我不希望只給大家看一個小小的培養皿，每個小區都有這樣的人，每個城市都有這樣的社區，它們或許彼此能互為當代城市叢林的樣本。”她似乎在努力尋找一個更為寬泛意義的民生世界，于是各人各色的“××的故事”便輪番上演。在棋牌室里混日子的葛四囡和對對吳，推著三輪車早出晚歸賣菜的老菜皮，跳廣場舞、協管社區雜務的美芬，常年蹭公交的話癆吳賭……他們大多是生活在老舊社區的退休工人、老年人或外來務工人員。在王占黑眼中，這群共生于一處的人，不應該只是一個集體名詞，每個人都值得被深挖與講述。“××的故事”讀起來明面上都是熱熱鬧鬧的趣聞軼事，骨子里卻帶著強顏歡笑與欲哭無淚的悲傷。

“街道英雄其實都很不英雄。”王占黑提到筆下的人物時如此說道。“我不想賣慘，我寫的也不是純粹的底層文學，這些人不需要同情與批判，他們可以不光鮮亮麗，但他們都是活生生的人，有自己生活的樣貌和秩序，同樣有生命力，所以他們是另一種意義上的英雄。”從寫“英雄”的一面到“反英雄”的一面，王占黑是經過了時間的歷練的。她高中開始零散寫作，停筆幾年，讀研究生期間突然覺得“讀不進書了”，她告訴記者，那時她陷入一個低谷期，不斷地懷疑自己，對未來充滿迷茫。她意識到她需要輸出，于是文學再度成為了她的出口。即使寫作有所間斷，以前的經驗仍然滲透到了現在的文學世界中。那些被“嫌棄語言做作”的文字，在某一天，成為《小關的故事》中的“文中文”，高中時寫的小關光鮮亮麗的文字，和現在寫他潦倒落寞的文字被匯集到同一地方，“五年后，我的理解變了，去挖掘他們吃苦耐勞的光輝歷史，還不如寫他們生活中不英雄的事”。文本中“我”的視角在過去與現在之間往返，但“我”不代表立場，多是一種情感參與，與他們共生呼吸，也代表這位年輕作者自身的某種成長。

講述“街道英雄”，王占黑嘗試用平靜克制的語調，如評論家張新穎在她的新作《空響炮》序言中所說的“她的敘述是這樣的社區生活里面的——而不是外面的，更不是上面的——敘述”，“在社區生活里面”意味著作者的凝視不會只是一個點或一個部分。如何呈現“街道英雄”的獨特性，作為浙江人的王占黑想到了方言——吳語。比如在《麻將，糊了》一篇中，吳光宗和葛四平的斗嘴與頑劣，常常以方言對話呈現。王占黑不擔心方言會影響閱讀，她將方言定義為母語寫作中的一層“底色”，有點近似于電影中的畫風和基調。“‘底色’的特質首先展示在對話上，然而很多時候，對話所展露的印象并不在對話本身，在排除內容之后，環繞在句子外面的一個更大的氣氛，它才是真正的‘底色’。這意味著，地域文化所攜帶的風格，不僅僅停留在什么樣的人說什么樣的話，更包含了怎樣說出來的問題。”方言不是一種寫作技巧，更多是文化的一種滲入。王占黑對方言的使用是有選擇性的，比如她多用一些口語感、趣味性較強的方言，又如大家多知道的“儂”、“阿拉”等獨具上海特色詞匯，她一般會避免使用，因為在她看來，“伊”更能代表吳語的特色。她希望通過這種嘗試，對漢語進行挖掘，可以讓非吳語區的讀者感受到語言的活力。

熟人社會的另一個典型現象就是人們之間彼此稱呼往往多用綽號，老菜皮、對對吳、葛四囡、怪腳刀，乃至“每一只晃蕩的貓狗雞鴨都有自己的地盤和名號”，這些綽號亦體現民間口頭語言的魅力。“如果說街道是一種江湖，人們則以綽號行走其中，這個名號要叫得響，還要能遺傳給下一代。諸如此類，恰恰展現了不上臺面的口頭語言所具有的高級的文學感，可謂一筆深厚的寶藏。”王占黑喜歡以閑逛的姿態去找尋生活中的靈感，在上海讀書期間，她就常去各個舊社區，看掛出來的橫幅，以期找到可以虛構的成分。“還有一些人的名字，也是外面看來的。馬路上，醫院里，公交車里。這些東西，想是想不出的，民間世界有它自己的派頭，我只去撿，不負責造。”

重新寫作以來，王占黑就把自己全部精力投入到了舊社區中，目前她已寫了合計二十多萬字的“街道英雄”故事，但要走出“較為狹窄的生命經驗，去尋求當代社會中一種普遍的狀況和民生聯系”，注定是一個需要持續研究的課題。王占黑在《空響炮》里嘗試多重切換視角，《偷桃換李記》不再局限于寫某個人物，轉而以事件主導情節，但是這些嘗試依舊沒有離開過社區這個“云”母題。于是，會有人好奇，她還要圍繞這個地方轉多久？當記者這般提問時，本來順暢的對答罕見地停了下來，好一會她才理清思緒，回答說：“這個問題，很多關愛我的朋友紛紛提示過，可以走出來了。生活在上海，寫一點都市故事，作為青年人，寫一點年輕氣盛的生活，不好嗎。我都聽進去了，無奈實踐不如意。”在她看來，作者是小的，作品是大的。她目前不強求對于寫作者自身的“多樣化”或“跨界性”的嘗試和探索，更多的想要試探這個空間的豐富和一致性，探索這個空間所具有的邊界和深度。“我對發現這個空間可能性的興趣，遠遠超過了我對挖掘自身可能性的興趣。如果暫時難以‘轉身’，難以‘抬頭’，那就不轉了吧。畢竟，他們比我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