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4月的最后一個星期二她抵達了上海，無心留意那個風和日麗的春季午后傳遞給她的美好意頭。六天前她乘坐日本的汽船永久離開了香港，但卻沒能和她摯愛的丈夫一同離開。一路上，她都低頭看著懷中的嬰孩。她隨身只有一個手袋，幾件行李和一個樟木箱，她年幼的兒子是她的所有。從那一刻起她的人生已徹底改變。旅程并不平靜，戰爭正處在白熱化階段，從香港到上海的海上漂蕩著水雷，潛水艇埋伏在海平面下不深處隨時待命。

她所在領館的副總領事接待了她。她25歲，而他顯然要年長她一些,親和，穿著得體。他問她的兒子幾歲了。“今年二月剛滿兩歲。”她答道。一個年輕的中國人接過她的行李，他們被接到附近的酒店，先待幾天落落腳，接著她被安排住到一間小公寓，雖然只有一個房間，但已經很不錯了，還帶廚房，而且……副總領事如是安慰她，他說現在上海的生活日益艱難，不過無須太過擔心，他們會特別留心她的經濟狀況的。她現在身無分文，在香港的時候都花光了，可最后也落了個支離破碎的下場。從現在起她每月會有一筆小小的津貼，算是政府借債給她度日，但足夠她的基本生活開銷。副總領事還說，你或許應該找個工作？通貨膨脹率很高，每月50%，對了，你以前有工作過嗎？

五天之后她來到了她和兒子的這個新家，她將住在這里，仰賴著微薄的津貼，等待戰爭結束后回到丹麥。

把我從家鄉哥本哈根一路載到上海的飛機輕擦著浦東機場的跑道，那是2016年9月第一個周四的午后，晴天，氣溫很高。在我的行李箱里，我帶著一些筆記和一個問題——那個丹麥女人的兒子，今年已75歲，他想知道，他曾安度童年的那個庇護所還在嗎？三年多前我和他偶遇，他對我說了他父母的故事。我隨口提起我偶爾會去香港，他聽了后告訴我，他出生在香港。怎么會？我奇怪。他說：“來，請坐，讓我從頭講起。”

1937年他的父母都還很年輕，剛結婚，滿懷著對未來的美好期許來到廣東。他的父親在一家丹麥貿易公司工作，公司主營木材、絲綢、皮草、砂糖以及其他中國、丹麥間貿易往來所需的貨品。1938年末，日本皇軍侵入廣東，這對年輕的夫婦別無選擇，只能逃亡香港，那家丹麥貿易公司的亞洲總部設于香港。雖然前景并不明朗，可是他們對未來依然存有很高的期許。1941年的2月，他在香港出生了。然而，人生的陰霾并未就此散去。越來越多的日軍駐扎到香港邊界，戰爭一觸即發。他的父親決定加入當地的自衛志愿軍，這一次他選擇守護他們的家，而非一走了之。1941年12月的第一個星期天，日軍全面入侵香港的前一天，他的父親被派到島嶼南端一個海防哨口守崗，作為一個炮兵。他離開前緊緊擁抱了他的妻子和兒子——未料這竟是訣別。19天后，圣誕節當天，香港淪陷。成年上萬的人不是失去生命就是永久致殘，成千上萬的家庭支離破碎。除了他母親帶他逃亡時倉皇間攫走的一些私人物品外，他的父母一無所有，而他母親帶他離開的早晨，香港正遭遇日軍的第一次空襲。隨后的幾周他們和其他志愿軍的妻兒一起躲在一間大房子的地下室里。香港失守后，婦女和兒童所擁有的僅是象征性的保護，幾乎連食物和水都難以保證。投降日當天，外面的硝煙剛剛散去，所有丹麥的婦女帶著孩子聚集到領館，躲在里面一直到日軍“慶典”最可怕的部分過去。他的父親雖然在這場戰役中保住了性命，但卻被關進位于九龍半島的戰俘營。情況越來越糟，戰俘營里什么東西都缺，尤其是食物、牛奶和藥物，安全當然也不能保證。強迫勞役，營養不良以及糟糕的衛生環境，很多戰俘病倒了。很快就有了第一批的死者，接著是第二批，第三批……他的父親在戰前曾是個健壯的年輕人，也只在營地里熬了十一個月而已。兩周后他的母親被告知他父親的死訊，但他母親從未獲準去營地探望她的丈夫。不久后，他們在香港的朋友設法說服了日本當局允許他的母親帶他來上海，上海的領館可以提供更多的協助。有兩年多的時光，上海成為他們的家，直到戰爭結束。他記得坐在家里地板上玩木質的玩具，記得和母親一同在附近的公園散步，看到很多很多的自行車和野貓，記得炎炎冬日，記得她的母親上班前把他送到一家幼兒園，一半是中國小孩，一半是外國小孩。他們的家很小，在一棟白房子里，好像是三樓。他給我看了一個寫有她母親在上海住址的舊信封：克里斯蒂夫人收，克萊門公寓74號房間，辣斐德路。

我在靜安區的一個酒店套房里，早晨10點，外面的陽光很烈，空調正賣力地工作著。昨天我去了趟上海圖書館，得知辣斐德路是早前法租界一條街道的舊稱，解放后改稱復興路。圖書館的工作人員說克萊門公寓還在，她把地址寫在一張便簽紙上。

我隨手打了一輛車。

“復興中路。”我告訴司機說。他竟然一下子聽懂了，按下了計價器。

“你的中文很好。”他沖著后視鏡對坐在后排的我說。他是個干瘦的老人，臉上帶著笑顏。

我才說了四個字，司機似乎過早下定論了。

“你是哪里人，美國人？”

我說我是丹麥人。他顯然很喜歡聊天，他說他是看電視學的英語。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 還有美國廣播公司，大家都看這些。”他爽朗地笑著。

我也笑了，我聽出他在開玩笑。

“你可以叫我杰瑞。”他說，“下個月我就當爺爺嘍，升級嘍，哈哈。”

我沒想過會遇見這么個風趣幽默的司機，但我只希望他不要錯過我要去的復興中路。

“上海有這么多高層建筑，對頸椎好。如果你脊椎有問題，就去日本，他們老要鞠躬，對脊椎好。”

杰瑞生長在上海，他喜歡他的城市，即便市中心很多區塊的房價已經飆高到讓普通人難以承受。杰瑞說話間，我望著窗外，望著這座城。出租車在兩邊種滿梧桐的街道上行駛，我們路過數不清的小商鋪和小飯店：女裝、水果鋪、茶葉鋪、女鞋、水產、童裝、美發店、男裝、便利店、女裝、飾品店、肉鋪……

在我尚未從這些琳瑯滿目的櫥窗回過神來時，杰瑞已把車靠邊停下，指著馬路對過的一個街坊，對我說：“到了。”在兩棵老梧桐茂盛的樹葉的掩映下，我看到兩棟三層樓高的房子，紅白相間的外墻。出租車費低得出乎我意料。

“回頭見。”他說。車逐漸遠去的時候，我聽見他沖著搖下的車窗喊說：“這句話你可千萬別對醫生說，哈哈。”

這兩棟房子由一個精美的拱形大門連接。進門左邊是門衛室，里面的管理員一見到我就警覺地抬起頭。因為是生面孔，他自然期待我告訴他要去見誰。我簡單地跟他提起那個丹麥女人和她兩歲孩子的事情，我說戰爭讓他們在香港失去了一切，然后他們逃到上海，在這棟樓里找到了庇護。我知道中文里“叔叔”和“阿姨”可以稱呼很多關系并不近的人，我暗示說那個女人是我的一位遠親，一位“阿姨”。

“她住在74號房間。”我試探性地說，“如果不麻煩，我想上去看看。”

“我們沒有74號房間。這個數字不存在。”

“你確定？”

他很肯定。

我站在原地，懷疑自己是不是來錯了地方，不經意間我瞥見大門右側墻上的一塊大理石標示牌，上面寫：“優秀歷史建筑，克萊門公寓，建于1929年，鋼筋混凝土結構，法式建筑風格。”

無需多疑，就是這里，這里就是她和兒子曾經居住的地方。

“請問我可以到處看看嗎？”

管理員點了點頭。

我走到里面才發現原來克萊門公寓總共有五棟樓，一棟位于中心，另外四棟分別坐落在它的四個邊角，圍繞著它。我留意到間或有幾棟一層高的商鋪和工作坊。公寓的底樓外墻是紅磚結構，往上則以白色的混凝土墻面為主，但所有窗戶的四周都嵌有紅磚，一直延展到公寓大樓的邊緣，形成獨特的裝飾花紋。坡形屋頂上也鋪滿紅瓦。時不時瞥見的白色煙囪提醒我，上海的冬天可能非常冷。

我踏上第一棟樓里的暗色樓梯，除了淡色的墻體外，所有一切都是木質結構。淡棕色的木地板已顯出歲月的痕跡，樓梯的扶手和欄桿經過雕飾，被刷上烏色的油漆，所有的公寓門和門框也是這個顏色。每層樓的走廊上都有一兩扇裝有防盜窗的窗戶透進陽光，讓樓梯上的塵埃變得靈動而親切。這里似乎自1929年第一批住戶入住以來什么都沒有改變。房門上可以看到被刷成白色的房間號，樓梯下的黑色信箱上也印有白色的房間號——信箱正對著公寓大門。一樓是101到109，二樓是201到209，三樓則是301到309，沒有小于100的房間號。

接下來的半個小時我查看了所有五棟樓的房間號碼，都是如此。沒有74號，所有的房號都大于100。外面的庭院里，一條瘦巴巴的老狗，一只耳朵豎起，另一只耳朵耷拉，在我失望地走回第一棟公寓樓時，它好奇地打量我，而后湊上來聞聞我。我記得看到有扇門通往一間商鋪，里面有幾個男人在聊天。

那是家手提琴訂做工坊。這個男人大概有六十了吧？我不清楚，他看起來精力充沛，而且似乎沒有退休的打算。他的工作臺上零零散散都是專業的木工刀，鑿子，還有和人的手指差不多大小的刨子，特制的膠漿，刮刀，茶杯，幾張紙，還有一架完成了一半的手提琴。工作室的墻上裝有特別訂制的架子，掛滿大提琴，中提琴和小提琴。一進門，迎接我的是上好木材的芳香，油漆味和茶香，還有幾張好奇的笑臉。小提琴制作師有三個年長的男人做伴，他們坐在角落的茶幾旁津津有味地看他做琴。

我跟他們說起丹麥女人和她的孩子，說他們在香港失去一切，而后終于在克萊門公寓74號房間找到了暫時的居所。我說這些時，他們給我泡了杯茉莉花茶。對，你說的沒錯，這里戰前和戰爭期間住過很多外國人，不過這里沒有74號房間，沒人聽過這個號碼——他們看看彼此，然后一齊搖了搖頭。那個丹麥女人是什么時候來這里的？我告訴他們她1943年住進來，一直待到1945年戰爭結束后的那個秋天。不曉得——他們都從未聽說過她，也從未聽說過有74號房間。莫非我真找錯了地方？但應該沒有錯，我什么都沒說，泯一口香氣撲鼻的茉莉花茶。他們沉浸在這段昔日傳奇里。我聽他們中的一個提起王太太，說她在這里住的時間最長。他們中最年輕的一個站了起來。走，我們去問問——他說自己叫邁克爾，現居美國，為一家大型汽車制造公司工作。他是工程師，主要開發環保車型，因正好有假期，就回上海探望他的雙親。

仔細研究了兩棟樓里的信箱后，他也得出同樣的結論，沒有74號房間。我說，可能房間號在什么時候被整體調整過？又或者所有的公寓最初是從數字1開始編排的？我倆不約而同地做起算數來：五棟樓，每棟樓都是三層，每層都有五到八間公寓，那么加起來至少……至少有100間，如果是這樣應該包含74這個數字。

王太太住在其中的一棟一層高的房子里。房間樸素得很，兩室戶。房門敞開著，邁克爾敲著門框，喊著她的名字。王太太氣呼呼地走過來，顯然沒有見客的意思。邁克爾代我倆道歉，隨后說明來由，王太太打量著作為邁爾克口中“這個外國人”的我。當邁克爾一提到74號房間，她打斷他，用很肯定的語氣和很響亮的聲音說，沒這個房間號。她自1958年就搬進這里，從沒聽過74號房間。邁克爾耐心聽她說完，但不甘心就此放棄：有沒有可能戰爭結束以后，房間號被改過？王太太想問題時仍舊警惕地瞅著我；你大老遠從丹麥過來就為了找這么個房間？我點點頭。有沒有可能有些舊檔案還在延用以前的房間號？她說這不可能，但她忽然想起很久以前那些信箱是全黑的。要不再去仔細看一眼信箱吧？半小時后——我們又全面檢視了一番那些刷黑漆的信箱，每個信箱上都清晰印有白色的大于100的數字——我們的努力終于有了回報。我們在一棟樓的信箱上隱約看到黑漆下的數字：68。邁克爾和我一樣興奮：“可能真有這個房間號！”他開始從這個信箱推算74號可能對應的房間——308室。他掏出手機，照著清晰印有數字308的信箱，我們可以看到黑漆下確實有個數字，有可能是74，有可能不是，我們看不清楚。兩分鐘后我們來到三樓的這個房間門口。房門上注明是307-308-309，意味著最早有三間公寓套房都在這扇門后，如今他們似乎已被合并成一間。緊接著我們終于找到了確鑿的證據，門框上方偏右的地方還可看見三個很小的發黃的數字：73-74-75。邁克爾忍不住敲了敲門。一個老婦人打開門，好奇地看著我們。她也聽了一遍這個丹麥女人和孩子的戰爭往事，聽了一遍我大老遠從丹麥來上海找這個房間。她的丈夫似乎對這個故事很著迷，問，你們為何不進來坐坐？是啊，我們為何不進去呢？我走進去，經過廚房，電磁爐是新的，但那老式的木質碗柜，門把手，甚至墻上的開關似乎都是原本的樣子。74號房間大概只有12平米，有一扇大窗戶對著復興中路和克萊門公寓的大門。等我下樓離開的時候，我走得很慢，撫摸著扶手，想著這是她和她的孩子曾經撫摸過千百遍的。

走出拱形大門到復興中路時，我對管理員揮了揮手。王太太站在街對面，正和一個年輕人聊著，這次她對我露出了一個燦爛的微笑。我穿過馬路準備去找尋附近的公園，聽見她正對那個年輕人說：老早有個外國女人跟她的孩子住在此地的74號房間。

曾發表于2017年5月《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