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興東

《人民日報》刊登的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聯合擁護中共“五一口號”的通電和給毛澤東的復電

王興東在美國采訪張治中將軍的女兒張素久（中）

文學作品《建國大業》

編者按：1948年4月30日，中國共產黨為動員全國各階層人民實現建立新中國的光榮使命，發布了《中共中央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五一口號”的發布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對于新中國的建立意義重大。為紀念“五一口號”發布70周年，本期紀事版專訪了《建國大業》編劇，九、十、十一、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著名編劇王興東，請他講述學習黨的統戰歷史和該電影創作中的故事。

一

時光荏苒，歲月如歌。一轉眼，創作《建國大業》已是10年前的事情了。現在回想起來，往事歷歷在目。

說起《建國大業》的劇本創作，讓我至今久久不能忘懷的，就是寫這部史詩般電影的初衷了。

1998年，我成為九屆全國政協委員，很多有關統戰政協的知識引起了我的好奇和學習的興趣。比如，人民政協有著怎樣的歷史淵源？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是如何完成“建國大業”的？政協第一屆會議是在怎樣的歷史條件下召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那一激動人心的時刻又是怎么來的……這些偉大的歷史功績讓人激動，也引發了我的思考。我想，作為一名電影編劇，我能不能把它寫成電影呈現給觀眾，讓廣大老百姓對這段歷史都有所了解呢？于是，我早早就有一個愿望，開始在心中構想一部電影的藍圖。

因緣際會，2006年在一次參加由北京市政協策劃的電視劇本《政協委員》的編劇討論會上，我提出能否寫一部講述政協歷史淵源的電影作品，展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一屆政協的故事。當時在座的領導都表示支持，但是劇本寫作的難度很大，怎么寫，還需要請示，前期也需要做深入的研究和準備。當時我已經是連任的全國政協委員，對政協的感情日益深厚，更感到有責任通過自己專業方面的努力為政協事業做出一點貢獻。特別是有一次，在討論全國政協文史館建設的時候，時任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主任王蒙就談起了第一屆政協會議召開的一些情況，我眼前仿佛呈現出了一部建國大業的恢弘畫面，那個時刻，我就想，不能再猶豫了，要真正開始繪制我曾經構想的《建國大業》這部電影。

早在1998年，我為新中國成立50周年創作的獻禮片《共和國之旗》時，就專門采訪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圖案的設計者曾聯松先生。當時，為了采訪全面、深入，我還到中央檔案館查看了第一屆人民政協會議的資料，看到了用膠片拍制的紀錄片，片中記錄了1949年9月召開的第一屆人民政協會議的概況，以及人民政協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擔負的偉大歷史使命。那么，這使命是什么呢？我在閱讀資料的時候，從檔案中感到會議上每個人的發言中，顯示出那種發自內心的喜悅、興奮和團結一致的愛國情緒，以及各民主黨派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緊緊圍繞在黨的周圍積極建言獻策的場景，令人動容。比如徐悲鴻先生提出使用《義勇軍進行曲》的場面；田漢先生提出使用當時被淘汰的復字32號五星紅旗圖案作為國旗的場面，當時支持使用五星紅旗的還有婦女屆的代表，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從這些資料中，我能想象出一幅幅生動感人的民主、團結、協商的影視畫面，更強烈地感受到，這個使命就是要建立新中國。于是，片名就醞釀出來了———《建國大業》。

二

片名確定以后，就開始全身心地投入到創作階段了。我在這個階段，不僅重溫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和黨的統戰歷史，還真正在思想上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讓我對藝術創作有了更深的感悟。

要想寫好《建國大業》，光有中央檔案館的資料儲備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進行實地考察、采訪，真正深入地接觸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的發生地，從而獲得客觀、豐富、完備的素材。

記得開始構思劇本的時候，我最為關注的就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1948年4月30日發布的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這對于組建一屆政協、完成建國大業的歷史使命具有著重要意義，是我學習和研究的重點，也成為我寫作劇本重要的切入點和電影貫穿始終的線索。

和“五一口號”緊密相連的那片革命圣地——晉冀察軍區，就坐落在河北省阜平縣一個叫城南莊的地方，這個地方和西柏坡一樣，有著同樣重要的歷史意義，“五一口號”就是從這個地方發出的。它像磁鐵一般吸引著我，是讓我在決定寫作后第一時間就奔赴的地方。我來到晉察冀邊區革命紀念館，看到館內建設得很好，講解員也很有耐心，她們為我一一講解館內陳列及其故事。走到1948年5月1日的《晉察冀日報》的展品前，我們駐足很久，在它的旁邊，還有一張時任《晉察冀日報》社長兼總編輯鄧拓的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講解員便跟我簡單地講了一下其中的故事：當時鄧拓接到通知，說有重要文章要發表，就匆匆去見毛主席。當他接過“五一口號”，看到第五條是主席親筆寫在原稿上的，非常激動。為慎重起見，他把打出的清樣再拿給主席審改，次日便發表在《晉察冀日報》的頭版頭條。在這張《晉察冀日報》前，我仔細閱讀“五一口號”，特別是對第五條：“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認真研讀，感受那種超越時空、振奮人心的激越情懷。由此，我也了解到，在“五一口號”發出之后，當時的國民黨派出飛機轟炸城南莊，好在聶榮臻元帥發現得及時，把吃過安眠藥剛剛睡著的毛主席叫醒，進行了安全轉移，才避開了危險。這些故事現在聽起來依然驚心動魄，也是我當時收集資料的重點。

可以這樣說，“五一口號”是吹響蔣家王朝走向覆滅的沖鋒號，也是中國各民主黨派、各階層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奏響民族復興的集結號，更是中國各族人民共同唱響建立新中國的進軍號。梳理清晰這層重要的意義后，我就明確了“五一口號”的發布，應該是《建國大業》這部電影的開端。

三

電影是以人物為核心的敘事呈現，劇作要表現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籌建人民政協的歷史過程，那么就要著重描寫以毛澤東等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和他們號召、團結各民主黨派、各界愛國人士的生動故事。

當把這層藝術與歷史關系明晰后，我就將宋慶齡、張瀾、李濟深三位愛國人士和民主黨派的代表人物作為電影中主要故事的支線和重點描寫對象，將馮玉祥、張治中等愛國人士作為支線中所重點刻畫的對象。為此，我對這幾位民主人士的故居、紀念館及其后人進行了考察和探訪。

記憶深刻的是，我采訪了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的親歷者雷潔瓊副委員長，她是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是中國民主促進會的創始人之一，還是著名的學者。我清晰地記得拜會她的場景。當時雷老已90多歲高齡，精神依然矍鑠，交談中，她思路清晰、記憶力超凡，談起當年參加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的感受時，心情依然有些激動，她對中國共產黨那種深厚的感情溢于言表，令我十分感動。我想，那次采訪是我作為一名政協委員和一個編劇的幸運，也是我人生中幸福的時刻。

還有一件讓我興奮的事情，就是之前提到的采訪國旗的設計者曾聯松先生。如今，當我們唱起國歌看到冉冉升起的五星紅旗時，我們心中會不會在想，如此莊嚴簡潔、顏色鮮艷的國旗是誰設計出來的呢？曾先生是怎么想到使用一個大星和四個小星的圖案的呢？這個設計者就是當時在上海工作的一名小職員曾聯松，那年他只有32歲，是偶然見到報端刊登新政協籌備會公開征求國旗、國徽圖案和國歌詞譜的啟事，于是便大膽設計了五星紅旗的圖案，交給第一屆全國政協籌備會。他的設計最后在收到的2000多個國旗圖案中，脫穎而出，只是進行了簡單的修改，成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曾先生告訴我，根本沒想到自己一個籍籍無名的小職員設計的圖案竟然會被選中，這不正體現了黨領導下的團結和民主嗎？不正說明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嗎？在他的講述下，我好像也看到了國旗上的五顆紅星閃閃發亮，照耀在新中國人民當家做主的每一寸土地上。

一直都記得，當時我曾到美國洛杉磯采訪張治中將軍的女兒張素久女士的情景。張治中被稱為“和平將軍”，在國民黨任職期間，他堅持國共兩黨和平相處。他曾三到延安，是共產黨的好朋友，毛澤東去重慶談判就住在他家里。張素久跟我講述，1949年，張治中將軍率代表團到北京談判，后來毛主席挽留他，他原本是擔心家人的安危，想回到重慶復命的，沒想到周恩來總理為保證其家人的安全，把他的一家都接到了北京。但有一段時間，他還是悶悶不樂，特別是聽到國民黨的廣播和散發出去的有關自己的消息時，他很痛苦。張素久女士講到，然而有一天，有一位帶著口罩、帶了一個警衛員并帶著一個暖瓶的同志來到了她的家，當父親得知，是毛主席親自來看他時，特別感動。毛主席送他一把手槍，經過交談，他終于放下心中憂慮，愿意長留北京。在隨后的和平解放新疆的工作中，張治中將軍做出了重大貢獻。張素久女士告訴我，她的父親深深感到，中國共產黨是一心為民族謀復興、為人民謀福利的政黨，是能實現人民當家做主理想的引領者。

四

《建國大業》從1998年設想開始，到2008年完成最后的寫作，歷時10年。在這看似漫長的10年中，實際上我卻開啟了一段重溫歷史、感化心靈之旅。

我一直覺得，每一個政協委員都有一段故事，都可以成就一部優秀作品；每一屆政協會議都讓我們更加團結奮進，都讓我們在發光發熱中不斷成長。

作為電影編劇，每一段故事、每一篇資料、每一個場景畫面都可以成為創作的素材。在浩如煙海、豐富多彩的素材中，如何才能將其提煉、加工，成為表現創作者思想和精神的東西，是我們要思考的問題。在我的寫作過程中，這種想法時時縈繞在我腦海。

在創作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寫鄧穎超三顧茅廬赴滬請宋慶齡一章的時候，開始我一直沒有拿捏到她們兩人所謂的“共同點”，一直在想鄧穎超如何說服宋慶齡到北平參加政協會議才能讓觀眾看起來真實、可信。一直想，反復想，讀宋慶齡的文章，讀鄧穎超的資料，甚至把毛主席給宋慶齡的信都熟到能背了下來，但還是沒找到“感覺”。正在糾結之際，友人邀請我去海邊游泳放松一下，我想反正也寫不出來了，干脆就去吧，就在海邊，我突然想到了一個很重要的道具———“鋼琴”，宋慶齡一直與鋼琴為伴，音樂是可以傳情達意的，于是我就安排了在宋慶齡彈琴之際，鄧穎超跟她聊二人的相似之處———一生沒有孩子，宋慶齡一邊彈琴，鄧穎超一邊背誦宋慶齡寫的《廣州脫險》中關于痛失孩子的篇章，二人相擁而泣。于是，宋慶齡答應了鄧穎超隨她北上參加會議。這三場戲，是層層遞進的，從鄧穎超第一次拜訪宋慶齡勸她北上，將毛主席寫的信給了宋慶齡，宋慶齡看完信，說不想去；第二次，宋慶齡邀請鄧穎超等人去視察中國福利基金會的“小先生”夏令營，她知道宋慶齡喜歡孩子，就托人為參加夏令營的孩子們準備了午餐，宋慶齡既開心又感動；第三次就是她們一起彈鋼琴、背誦《廣州脫險》，表達彼此為了革命事業一生無子的遺憾和悵惋，情到最深處，宋慶齡接受了邀請。在寫作這段時，我也被感動了，這種感動不僅來自于她們之間的情誼，更來自于自己將其情意表達了出來。2009年《建國大業》籌拍，作為新中國成立60周年的獻禮影片呈現出來，受到各界的好評。但現在看來，有很多鏡頭和場面還沒有得到最好的體現，希望今后有機會彌補。

今年正值“五一口號”發布70周年，這對于黨領導的人民政協具有重要意義，對于我們的國家具有重要意義。借此機會，重溫《建國大業》的創作，作為一名老委員和藝術工作者，我的內心依然充滿著一種感動與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