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現場，科幻文學以其眼界、思維、爆發力而備受關注，為展現其面貌，我們邀請青年評論家楊慶祥，主編“青·科幻”叢書，收錄極具活力的青年科幻作家代表作，一人一冊。叢書名之“青”取青年之意味，更取青出于藍而勝于藍之祝福。

歷史性即現代性

在常識的意義上，科幻小說全稱 “科學幻想小說”，英文為Science Fiction。這一短語的重點到底落在何處，科學？幻想？還是小說？對普通讀者來說，科幻小說是一種可供閱讀和消遣，并能帶來想象力快感的一種“讀物”。即使公認的科幻小說的奠基者凡爾納和威爾斯，也從未在嚴格的“文類”概念上對自己的寫作進行歸納和總結。威爾斯——評論家將其1895年 《時間機器》的出版認定為“科幻小說誕生元年”——稱自己的小說為“ScientificRomance”（科學羅曼蒂克），這非常形象地表述了科幻小說的“現代性”：第一，它是科學的；第二，它是羅曼蒂克的，即虛構的、想象的甚至是感傷的。這些命名體現了科幻小說作為一種現代性文類本身的復雜性，凡爾納的大部分作品都可以看成是一種變異的“旅行小說”或者“冒險小說”。從主題和情節的角度來看，很多科幻小說同時也可以被視為“哥特小說”或者是“推理小說”，而從社會學的角度看，“烏托邦”和“反烏托邦”的小說也一度被歸納到科幻小說的范疇里面，更不要說在目前的書寫語境中，科幻與奇幻也越來越難以區別。

雖然從文類的角度看，科幻小說本身內涵的諸多元素導致了其邊界的不確定性。但毫無疑問，我們不能將《西游記》這類誕生于古典時期的小說視為科幻小說。在很多急于為科幻尋根的中國學者眼里，《西游記》《山海經》都被追溯為科幻的源頭，以此來證明中國文化的源遠流長。至少在西方的譜系里，沒有人將但丁的《神曲》視作是科幻小說的鼻祖。也就是說，科幻小說的現代性有一種內在的本質性規定。那么這一內在的本質性規定是什么呢？

有意思的是，不是在西方的科幻小說譜系里，反而是在以西洋為師的中國近現代的語境中，出現了更能凸顯科幻小說本質性規定的作品，比如吳趼人的《新石頭記》和梁啟超的《新中國未來記》。王德威在《賈寶玉坐潛水艇——晚清科幻小說新論》中對晚清科幻小說有一個概略式的描述，其中重點論述了《新石頭記》和《新中國未來記》。王德威注意到了兩點：第一，賈寶玉誤入的“文明境界”是一個高科技世界；第二，賈寶玉有一種面向未來的時間觀念。“最令寶玉大開眼界的是文明境界的高科技發展。境內四級溫度率有空調，機器仆人來往執役，‘電火’常燃機器運轉，上天有飛車，入地有隧車。”“晚清小說除了探索空間的無窮，以為中國現實困境打通一條出路外，對時間流變的可能，也不斷提出方案。”王德威將晚清科幻小說納入到現代性的譜系中討論，其目的無非是為了考察相較“五四”現實主義以外的另一種現代性起源。

“以科幻小說而言，‘五四’以后新文學運動的成績，就比不上晚清。別的不說，一味計較文學‘反映’人生、‘寫實’至上的作者和讀者，又怎能欣賞像賈寶玉坐潛水艇這樣匪夷所思的怪談？”但也正是在這里，我們看到了一種基于現代工具理性所提供的時間觀和空間觀，這種時間觀與空間觀與此前不同的是，它指向的不是一種宗教性或者神秘性的“未知之境”，而是指向一種理性的、世俗化的現代文明的“未來之境”。如果從文本的譜系來看，《紅樓夢》遵循的是輪回的時間觀念，這是古典和前現代的，而當賈寶玉從那個時間的循環中跳出來，他進入的是一個新的時空，這是由工具理性所規劃的時空，而這一時空的指向，是建設新的世界和新的國家，后者，又恰好是梁啟超在《新中國未來記》中所展現的社會圖景。

現實性即政治性

如果將《新石頭記》和《新中國未來記》視作中國科幻文學的起源性的文本，我們就可以發現有兩個值得注意的側面，第一是技術性面向，第二是社會性面向。也就是說，中國的科幻文學從一開始就不是簡單的“科學文學”，也不是簡單的“幻想文學”。科學被賦予了現代化的意識形態，而幻想，則直接表現為一種社會政治學的想象力。因此，應該將“科幻文學”視作一個歷史性的概念而非一個本質化的概念，也就是說，它的生成和形塑必須落實于具體的語境。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會發現，科幻寫作具有其強烈的現實性。研究者們都已經注意到中國的科幻小說自晚清以來經歷的幾個發展階段，分別是晚清時期、1950年代和1980年代，這三個階段，恰好對應著中國自我認知的重構和自我形象的再確認。有學者將自晚清以降的科幻文學寫作與主流文學寫作做了一個“轉向外在”和“轉向內在”的區別：“中國文學在晚清出現了轉向外在的熱潮，到‘五四’之后逐漸向內轉；它的世界關照在新中國的前三十年中得到恢復和擴大，又在后三十年中萎縮甚至失落。這種兩分法基本上還是基于‘純文學’的‘內外’之分，而忽視了作為一個綜合性的社會實踐行為，科幻文學遠遠溢出了這種預設。也就是說，與其在內外上進行區分，莫如在‘技術性層面’和‘社會性層面’進行區分，如此，科幻文學的歷史性張力會凸顯得更加明顯。”關于科幻文學寫作在中國語境中的危機，我們必須承認在劉慈欣的《三體》出現之前，我們一直缺乏重量級的科幻文學作品，這不是技術性的危機，而是社會性的危機。也即是說，我們并不缺乏技術層面的想象力，我們所嚴重缺乏的是，對技術的一種社會性想象的深度和廣度，這種缺乏又反過來制約了對技術層面的想象，這是中國的科幻文學長期停留在科普文學層面的深層次原因。

在這個意義上，以劉慈欣《三體》為代表的21世紀以來的中國科幻文學寫作代表著一種綜合性的高度。它的出現，既是以往全部科幻歷史的后果，同時也是一種現實性的召喚。評論者從不同的角度意識到了這一點：“經濟的高速發展及科技的日新月異讓我們身邊出現了實實在在‘看得見摸得著’的變化。3D打印、人工智能、大數據、可穿戴設備、虛擬現實、量子通信、基因編輯……尤其是中國享譽世界的‘新四大發明’：共享單車、高鐵、網購和移動支付，更是和我們的生活緊密相關，中國在某些方面甚至已經站在了全球科技發展的前沿。在這樣的情況下，科幻小說對未來的思考，對于人文、倫理與科學問題的關注已經成為了社會的主流問題，這為科幻小說提供了新的歷史平臺。”

雖然劉慈欣一直對“技術”抱有樂觀主義的態度，并堅持做一個“硬派”科幻作家。但是從《三體》的文本來看，它的經典性卻并非完全在于其“技術”中心主義。毫無疑問，《三體》中的技術想象有非常“科學”的基礎，但是，《三體》最激動人心的地方，卻并非在這些“技術”本身，而是通過這些技術想象而展開的“思想實驗”。我用“思想實驗”這個詞的意思是，這些“技術”想象不僅僅是科學的、工具的，同時也是歷史的、哲學的。或者換一種說法，不僅僅是理性主義的，同時也是理性主義的美學化和悲劇化。也就是說，《三體》所代表的科幻文學的綜合性并不在于它書寫了一個包容宇宙的“時空”，這僅僅是一個象征性的表象，而很多人都在這里被迷惑了，而更在于它回到了一種最根本性的思想方法。這一思想方法是自“軸心時代”即奠定的，即以“道”“邏各斯”和“梵”作為思考的出發點，并在此基礎上想象一個新的命運體。如果用現代性的話語系統來表示，就是以“政治性”為思考的出發點。政治性就是，不停地與固化的秩序和意識形態進行思想的交鋒，并不憚于創造一種全新的生存方式和建構模式——無論是在想象的層面還是在實踐的層面。

以科幻文學為方法

在討論科幻文學作為方法之前，需要稍微了解當下我們身處的歷史語境。冷戰終結帶來了一種完全不同的世界格局，也在思想和認識方式上將20世紀進行了鮮明的區隔。具體來說就是，因為某種功利主義的思考方法——從結果裁決成敗——從而將蘇東劇變這一類“特殊性”的歷史事件理解為一種“普遍化”的觀念危機，并導致了對革命普遍的不信任和污名化。辯證地說，“具體的革命”確實值得懷疑和反思，但是“抽象的革命”卻不能因為“具體的革命”的失敗而遭到放逐，因為對“抽象革命”的放棄，思想的惰性被重新體制化——在冷戰之前漫長的20世紀的革命中，思想始終因為革命的張力而生機勃勃。正如弗里德里克·詹姆遜在《對本雅明的幾點看法》一文中指出的，“體制一直都明白它的敵人就是觀念和分析以及具有觀念和進行分析的知識分子。于是，體制制定出各種方法來對付這個局面，最引人注目的方法就是怒斥所謂的宏大理論或宏大敘事。”意識形態不再倡導任何意義上的宏大敘事，也就意味著在思想上不再鼓勵一種總體性的思考，而總體性思考的缺失，直接的后果就是思想的碎片化和淺薄化——在某種意義上，這導致了“無思想的時代”。或者我們可以稍微遷就一點說，這是一個高度思想仿真的時代，因為精神急需思想，但是又無法提供思想，所以最后只能提供思想的復制品或者贗品。

與此同時，因為“冷戰終結”導致的資本紅利形成了新的經濟模式。大壟斷體和金融資本以隱形的方式對世界進行重新“殖民”。

這新一輪的殖民和利益瓜分借助了新的技術：遠程控制、大數據管理、互聯網物流以及虛擬的金融衍生交易。股票、期權、大宗貨品，以及最近10年來在中國興起的電商和虛擬支付。這一經濟模式的直接后果是，它生成了一種“人人獲利”的假象，而掩蓋了更嚴重的剝削事實。事實是，大壟斷體和大資本借助技術的“客觀性”建構了一種“想象的共同體”，個人將自我無限小我化、虛擬化和符號化，獲得一種象征性的可以被隨時隨地“支付”的身份，由此將世界理解為一種無差別化的存在。

當下文學寫作的危機正是深深植根于這樣的語境中——宏大敘事的瓦解、總體性的坍塌、資本和金融的操控以及個人的空心化——當下寫作僅僅變成了一種寫作（可以習得和教會的）而非一種“文學”或者“詩”。因為從最高的要求來看，文學和詩歌不僅僅是一種技巧和修辭，更重要的是一種認知和精神化，也就是在本原性的意義上提供或然性——歷史的或然性、社會的或然性和人的或然性。如果說存在著一種如讓·貝西埃所謂的世界的問題性的話，我覺得這就是世界的問題性。寫作的小資產階級化，這里面最典型的表征就是門羅式的文學的流行和卡夫卡式的文學被放大，前者類似于一種小清新的自我療救，后者對秩序的貌似反抗實則迎合被誤讀為一種現代主義的深刻，他們的共同之處就是深陷于此時此地的秩序而無法他者化，最后，提供的不過是絕望哲學和憎恨美學。劉東曾經委婉地指出中國現代文學提供了太多怨恨的東西，現在看來，這一現代文學的“遺產”在當下不是被超克而是獲得了其強化版。

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認為21世紀的中國科幻文學提供了一種方法論。這么說的意思是，在普遍的問題困境之中，不能將科幻文學視作一種簡單的類型文學，而應該視作為一種“普遍的體裁”。正如小說曾經肩負了各種問題的索求而成為普遍的體裁一樣，在當下的語境中，科幻文學因為其本身的“越界性”使得其最有可能變成綜合性的文本。這主要表現在：第一，有多維的時空觀。故事和人物的活動時空可以得到更自由地發展，而不是一活了之或者一死了之；第二，或然性的制度設計和社會規劃。在這一點上，科幻文學不僅僅是問題式的揭露或者批判（自然主義和現實主義的優勢），而是可以提供解決的方案；第三，思想實驗。不僅僅以故事和人物，同時也直接以“思想實驗”來展開敘述；第四，新人。在人類內部如何培養出新人？這是現代的根本性問題之一。在以往全部的敘述傳統中，新人只能是“他”或者“她”。而在科幻作家劉宇昆的作品中， 新人可以是“牠”—— 一個既在人類之內又在人類之外的新主體；第五，為了表述這個新主體，需要一套另外的語言，這也是最近10年科幻文學的一個關注點，通過新的語言來形成新的思維，最后，完成自我的他者化。從而將無差別的世界重新“歷史化”和“傳奇化”，最終是“或然化”。

我記得早在2004年，一個朋友就向我推薦劉慈欣的《三體》第一部。我當時拒絕閱讀，以對科幻文學的成見代替了對“新知”的接納。我為此付出了近10年的時間代價，10年后我一口氣讀完《三體》，重燃了對科幻文學的熱情。作為一個讀者和批評家，我對科幻文學的解讀和期待帶有我自己的問題焦慮，我以為當下的人文學話語遭遇到了失語的危險，而在我的目力所及之處，科幻文學最有可能填補這一失語之后的空白。我有時候會懷疑我是否拔高了科幻文學的“功能”，但是當我讀到更多作家的作品，比如這套叢書中的六位作家：陳楸帆、寶樹、夏笳、飛氘、張冉、江波，我對自己的判斷更加自信。不管怎么說，“希望塵世的恐怖不是唯一的最后的選擇”，也希望果然有一種形式和方向，讓我們可以找到人類的正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