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被中國美術界稱為“徐悲鴻年”，繼年初中國美術館以及中央美術學院百年校慶相繼舉辦徐悲鴻藝術大展后，保利藝術博物館借由保利拍賣徐悲鴻珍品的藏家資源，近日在京舉辦了最大的民間收藏徐悲鴻作品展——“百年教育 百年悲鴻——徐悲鴻作品珍藏大展”，這也被認為是對于上述兩個徐悲鴻展覽重要的學術補充。

五十余展品借展不易

保利拍賣執行董事趙旭介紹，此次展覽獲得了全球各地徐悲鴻重要藏家的熱情支持，展覽被譽為近十年來民間舉辦最大規模的徐悲鴻收藏展，“我們從五百余件作品中挑選出徐悲鴻精品五十余件，這些畫作集中代表了徐悲鴻繪畫的最高成就，而部分畫作也將會被收錄于《徐悲鴻全集》中。”趙旭表示，民間舉辦徐悲鴻收藏大展不同于美術館，館與館之間的借展相對比較容易，“但是由民間機構征借過來舉辦與商業無關的展覽，非常難得。”

博物館級藏品首次面世

更為難得的是，此次展覽中還有一批從未面世的博物館級的作品，尤其以徐悲鴻創作于印度時期的《喜馬拉雅山全景》以及一張大尺幅的《六駿圖》為代表，展覽現場引發了業界的廣泛關注。

徐悲鴻長孫徐小陽看到祖父幾幅從未面世的珍品時激動不已，“今天的展覽讓我非常震撼。比如這幅《六駿圖》，我是真的第一次見，這幅和之前在徐悲鴻紀念館收藏的另外一張《群奔》是鏡像的關系。”據悉，《六駿圖》繪制時間是1942年，是目前可知的唯一一幅珍藏于民間的徐悲鴻巨幅畫馬“六駿”作品，它與徐悲鴻紀念館藏的《群奔》為同一年所繪，畫幅大小基本一致，近15平尺的橫幅畫面，精湛絕倫的畫藝和古典詩意交相呼應，堪稱徐悲鴻一生中畫馬的集大成之作。《六駿圖》流傳與收藏也充滿傳奇色彩，20世紀40年代，蘇格蘭飛行員和妻子來到中國援助抗日，1949年直接從徐悲鴻處購買下《六駿圖》，上世紀80年代著名古董商購得，此后再轉至美國藏家珍藏至今，一直未曾露面。

《喜馬拉雅山全景》是徐悲鴻在抗戰時期流散在星馬地區的重要油畫之一，也極有可能是現存唯一一幅以喜馬拉雅山全景為題材的作品。此畫的境遇和同年創作的《愚公移山》一樣，1940年在印度創作完成后被帶至新加坡。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徐悲鴻離開前經友人協助，將不易隨身攜帶的40多幅油畫及個人收藏等，埋在崇文學校羅弄泉的一口枯井內，戰爭結束后，枯井藏畫被悉數挖出。展覽現場，徐悲鴻的學生楊先讓，講述了《喜馬拉雅山全景》和徐悲鴻的另一件代表作《愚公移山》之間的關系。“徐悲鴻在印度創作了一大批重要作品，在《喜馬拉雅山全景》完成后，他就完成了《愚公移山》。‘喜馬拉雅’是在1940年畫的，當時他畫了好幾張，畫的時候充滿了感情。他創作的地點正在修滇緬公路，就是誕生于抗日戰爭烽火中的國際通道。當時徐悲鴻看到人拉肩扛的修路過程，看到中國民工的辛苦，他感動地哭了，他感覺到抗戰其實是全民出動，于是他就創作了《愚公移山》。”

與此同時，徐悲鴻晚年最重要的代表作《九州無事樂耕耘》也再次展出，而《群馬圖》《古柏雙駿》《十二生肖冊》《吼獅圖》《四鵝圖》等代表作也在展覽中集中呈現。展覽將持續至5月10日。

學生楊先讓談“藏家”徐悲鴻：他不是為個人目的收藏

受徐悲鴻生命最后五年的教導，后來又在中央美術學院執教30余年，今年88歲的楊先讓對老師徐悲鴻一直飽含深情。2000年，旅居美國的楊先讓寫出了《徐悲鴻》一書，最近，他將已出版的兩版書進行了修訂和補充，由廣西師大出版社再次出版。《徐悲鴻》一書，力求通過詳實資料和生動語言，從成功道路、感恩報國、獨特卓見、情感世界等方面，全方位展現徐悲鴻一生。在徐悲鴻大展開幕后，楊先讓與記者談起了他眼中的徐悲鴻和他筆下的《徐悲鴻》。“我的寫作原則就是徐悲鴻一生的成就和對中國美術事業的貢獻。離開這個前提去單純談他某一個生活層面，必然顯得毫無意義。”

“我的馬并不是每張都好。”

在學生楊先讓眼中，徐悲鴻“多能”但并不是“萬能”，以他的了解，徐悲鴻的一生也并非沒有不足和遺憾。“就拿徐悲鴻的馬來說，他畫了一輩子的馬，可是他清楚自己畫的不可能張張是精品，因而他不停地練習。1948年，他患病初愈，在我們學校一角，對著某個軍官送給他的一匹老馬寫生。我們站在他身后觀摩，他對我們說，人們喜歡我畫的馬，其實并不是每張都好，所以我要多多寫生。”在楊先讓眼中，徐悲鴻“真是謙虛”，但是他說得又是十分真切，藝術家不可能每幅畫都令人滿意。

今年被業界稱為徐悲鴻年，幾個大展對他的定位是“大師”也好，稱他“畫圣”也罷，稱他是現代美術教育的大功臣、新中國畫的開路先鋒都不為過。“但是，徐悲鴻自己是絕不會去想這些的，他是一位平凡的、沒有架子的藝術家和教育家。用他的話說，是個‘能分辨好畫和壞畫’的人罷了。”楊先讓說。

“我是一個畫家，對真正的好畫不能無動于衷。”

此次“百年教育 百年悲鴻——徐悲鴻作品珍藏大展”中的作品來自全球藏家，而熟悉徐悲鴻的人都知道，他對于收藏也一直抱有極大的熱情，見到好書畫、金石、碑帖就心悅手癢。楊先讓表示：“徐悲鴻不是一個富翁，也不是一個為個人目的而收藏的收藏家，他是為了國家民族的藝術事業。”

楊先讓介紹，徐悲鴻生活并不富裕，他的收藏主要是以幾種方式，一是用收入購買，二是用自己一定數量的作品交換，三是用自己的收藏作品進行交換，四是朋友所贈。“徐悲鴻的收藏，完全區別于一般商業性的交易。他不懂升值觀念，純粹憑著藝術品格高低行事，只要他認為好的，絕不還價，寧可借債也不為惜。他經常是看到好的東西，情不自禁叫出好來，這樣一來價碼就下不去了。”楊先讓回憶，有一次廖靜文說他，“你何必當著畫商面表示那樣熱烈喜歡這張畫，不會冷靜一些嗎？結果總是被人家要了高價。”徐悲鴻承認她說得有道理，但是下一次他依然見了好畫贊不絕口。廖靜文開始埋怨他，他卻解釋稱，“當一張好畫突然出現在我面前，我怎能裝出平靜無事的樣子呢？我是一個畫家，對真正的好畫不能無動于衷。”

楊先讓還介紹，徐悲鴻一直以來堅決主張畫家的代表作絕不能出售，即使在抗戰期間東奔西跑，他也把自己的作品和收藏品一直隨身攜帶，除了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不得已逃離新加坡，一批畫藏于枯井之中而毀于一旦。

楊先讓還回憶起徐悲鴻早期收藏藝術品的故事。“徐悲鴻在巴黎求學期間，本來生活已捉襟見肘，經濟來源又經常中斷，可當在寄賣店看到一幅標價兩萬法郎、他的老師達昂的作品時，竟要集資借錢訂購。他寫信回國呼吁，跑中國使館申訴，說為了今后在中國建一所外國美術陳列館，結果聽者藐藐。就這樣，他還是向留法同學宗白華和孟心如尋求幫助，湊了一筆錢買下了達昂兩幅油畫。”

眾所周知，在徐悲鴻去世之后，廖靜文將徐悲鴻耗盡畢生心血遺留下的一千余幅作品和收藏的唐宋元明清及近現代書畫家作品一千余件全部捐獻給了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