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曉楓 作家，1969年6月生于北京，1992年畢業于山東大學中文系。做過20年文學編輯，先后在中少社、《十月》雜志社、《人民文學》雜志社任職，現為北京作家協會駐會專業作家。出版有散文集《鳥群》《斑紋：獸皮上的地圖》《收藏：時光的魔法書》《你的身體是個仙境》《聾天使》《巨鯨歌唱》《有如候鳥》等。曾獲魯迅文學獎、朱自清文學獎、馮牧文學獎、冰心散文獎、莊重文文學獎、十月文學獎、人民文學獎、華語文學傳媒大獎等。新作《有如候鳥》獲2018年花地文學排行榜年度散文獎

她把寫作者比作坐井觀天的口技演員，見識和生命有限，卻能在對萬事萬物的傾聽中，“忘記自己的存在，附體般進入他者的生命，以逼真的模仿者方式，發聲”

去年，當過八年兒童文學編輯的周曉楓第一次寫了一篇童話。她一度以為自己不適合，“我的情感和語言不僅是成人化的，而且綿密粘稠，寫成童話，讀者看著得累死了。”

這篇名為《小翅膀》的童話里，一個善良的小精靈每天負責給孩子遞送噩夢，后來，孩子通過噩夢理解了人生中的暗面，并且不再畏懼噩夢，小精靈自己也從中獲得了成長。這是一個典型的“周曉楓式”的故事——陰暗的表皮剝開是善意，冷峻的文字里是溫情。她篤信“越明亮的光越是有陰影”，陰影不可怕，反而證明有明亮的光線照耀，證明事物的真實立體。

周曉楓寫人，犀利冷峻，不留余地。新書《有如候鳥》內容涉及家暴、善惡、異化、食物鏈、遷徙、世相……題材沉重，不離困境。對她來說，這是最易引發情感的部分，羞恥、狂喜、憤怒、好奇……她敏感地捕捉情緒，匯聚內心留下劃痕，繼而激發寫作沖動。

周曉楓的部分敏感源于警惕，她謹慎地避免忽略他人的情感。中學時班級聚會，她打算從家里帶個銅火鍋，同學也說拿一個，她問對方，你家火鍋燒什么的？對方答不出來。周曉楓意識到同學只是出于虛榮心的吹噓，家里并沒有火鍋，所以才尷尬。想起這位同學平常對他人的嘲諷，周曉楓并未立即說出答案——木炭或酒精，她有意停頓，讓對方更長時間陷入窘境，直到大哭起來。這是一次教育，從此周曉楓明白，盡量不要傷害別人，尤其不要在公眾面前輕視他人感受。

相比起來，她對自然的態度溫和不少：憐惜、疼愛、珍視，筆觸柔軟溫暖。

寫人寫物其實都在挖掘自我。除去在山東上大學那幾年，周曉楓其余時間都在北京。生活簡單，甚少跌宕。“我沒有什么生活渠道，過得很乏味。能寫什么呢？可不是先從自我開刀。”

自我解剖永遠不遺余力，情感綿綿不絕，密度極大。早期寫作，編輯看她的校樣回話說：“我得吸氧。”還有人告訴她：“你的文字很密，這種井噴狀態沒兩年就會結束。”于是周曉楓想，反正快完蛋了，趕緊把這種風格寫到極端，寫到極致，哪怕寫得氣血兩虧。她不留存貨和后路，把每篇都當作最后一篇。從此，篇篇都是“最后的掙扎，最后的瘋狂，最后的告別演出”。結果，別人口中的兩年延續至今20年，寫成了自己的風格。

在長篇散文《離歌》中，她難得地自我抽離，稀釋情感，譜了一曲給故交的挽歌。故事情節老套又尋常，年少才子中年淪喪，繼而走向自縊。在追悼故交的過程中，他婚姻的失敗、事業的坎坷、家庭關系的決絕斷裂一一浮現，真相步步緊逼，生者與逝者之間的罅隙漸漸浮現。

這篇文章被周圍的朋友稱為“轉型之作”，因為它不僅是知識分子的挽歌，更講述了一個人如何與他的時代相處的故事。周曉楓認為，這個題材依然是自我的，“大眾感興趣的題材，假如我內心沒有很大的反應，不管這個題材多宏大，多重要，我的語言系統和想象系統都無法抵達。”她一直覺得寫作者像個坐井觀天的口技演員，“見識很有限，生命很有限，但在對萬事萬物的傾聽中，忘記自己的存在，附體般進入他者的生命，以逼真的模仿者方式，發聲。”

“悲傷和憤怒這些東西全是人體的微量元素，多了有毒，少了有病”

人物周刊：提及童年，你的記憶是殘損的，在你眼中，童年好像沒那么快樂，且時常憤怒？

周曉楓：我記憶力很差，有一部分是真的記憶，但大多是片段場景，是漂浮物，沒有時間地點的坐標。有時候我會有意呈現這種漂浮感，有時候我會把這個片斷放在一個情境或情節里呈現。我的童年，就是一個普通孩子的童年，悲喜都有，談不上特殊。記憶具有選擇性，快樂記得清楚，最羞恥的事情更不會忘記。寫作中的記憶還原，并非史料性質的，而是創造性的。

有人覺得我的風格沉重，我自己并不覺得，挺正常的啊。悲傷和憤怒這些東西相當于人體的微量元素，多了有毒，少了有病。年輕人會有很多莫名而干凈的憤怒，使他沖動而莽撞，但也支撐某種不功利和勇氣。單純看是負面情緒，但負面情緒也許有積極的作用。比如人到晚年，身體乏力，有時都缺乏憤怒所需要的體能。如果老年還有憤怒、還有這種元氣未必是壞事，也許說明你還保持著一些始自年少的天真。

人物周刊：現在還有嗎？

周曉楓：我的憤怒基本通過寫作來發泄。假設嚷嚷一句，嗓子都緩半天，你的身體機能就會替你做出傾向于平和的選擇。心態寬容，有時并非見多識廣，就是沒轍了，沒本事計較了，只好一派慈祥。

編劇劉恒、作家周曉楓、作家嚴歌苓、導演張藝謀

人物周刊：童年之外，女性成長是你寫作中一個重要的主題。為什么會想在這方面從事創作？

周曉楓：最早《人民文學》的散文專欄空窗，緊急需要替補隊員，我正好有篇稿子被留用，他們就讓我一咬牙，再寫兩期。我的題材平常缺乏儲備，都是寫完這個，再想下一個。一下交了兩篇作業，彈盡糧絕，只好把以前腦子里轉過、但沒勇氣動筆的女性成長題材用上了。《你的身體是個仙境》發表以后，我特別難堪，恨自己沒錢，有錢我就能把雜志全買回家，銷贓滅跡。我特別不想讓父母讀到，很擔憂。后來父母看了，雖然他們不適應，也帶著難堪，簡短地批評了我，但我的心理包袱就此解決。從此，我的直徑變成了半徑，我可以重新出發。這個過程很有意思，我希望女性都在彼此分擔中變得減少壓力，更有勇氣。我參加一個讀書會，大家在一起分享自己的經歷，我被嚇了一跳。因為，女性的很多心結是不愿被觸碰的，難與父母和愛侶分享，當你發現，每個女性都不容易，都有過深深淺淺的坎坷，你不會因為自己被小流氓騷擾過，而怨恨自己的不潔。

人物周刊：坎坷和痛苦僅限于女性？

周曉楓：當然不，男性受挫一點不比女性少。無論男性還是女性，假設承受力弱，我們就會感覺痛苦來得更頻繁，程度更深。

人物周刊：看你寫女性成長，感覺挺痛苦的。

周曉楓：人啊，沒事兒的時候不哼哼，哪兒疼才會叫，但是叫肯定比不叫的時候少，常態是平靜，只不過平靜的時候不引人注意罷了。女性成長中有大量的平靜、愉悅、美好，有作家在寫；把難過的東西說出來，也沒什么罪過。痛苦，有時也是敏感和激情的產物，體現了我們對世界態度強烈的反應。

人物周刊：有這個問題是因為對比你寫植物和動物都很美好，有柔軟的地方在里面。

周曉楓：嗯，可能因為我跟動植物不熟；而我寫人更愿意深挖，觸及靈魂。動物身上有妙趣。我迷戀它們身上豐富而復雜的樣貌與習性。植物知識，我更不了解，但我知道那里有秘密和奇跡。張愛玲寫玉蘭樹，說從來沒有見過得那么邋遢的花，這里有觀察心態在里面。雖然似乎不美好，但這段是美的文字，美的類型不一定是和風煦日的，它可能是思考的、沉痛的、爆裂的、反思的、讓我們沉默的。

“我們都攜帶著魔鬼和天使”

人物周刊：你文字中涉及到人的都挺黑暗。

周曉楓：啊，是嗎？我骨子里還是很羞怯的，不是很會抒情。寫人我會剝除得很狠，但是我依然覺得這里面有溫情，有惋惜，甚至是自責。所有的災難都有獲益者，你要是個軍火商的話，所有的戰爭對你來說就是發財，你要是個醫藥商的話，疾病來了你就發財，對有黑衣服和擅長寫悼詞的人，葬禮就發財。《離歌》對我來說是個寫作的轉型題材，我因此獲得掌聲，可是對屠蘇（文章主角）呢？他其實沒有生死轉折的機會。我是挖掘到人性自身的陰影，不覺得自己是那么暗黑。

人物周刊：你提到自己的過往，比如說幼兒園，比如老師，涉及到人的惡。

周曉楓：我是對人有惋惜。奧康納的書多狠啊，她特別影響我。她說使我們能看見黑暗的只有光，你為什么能看見黑暗，是因為有更大的光照出那個黑的地方，這個光可能完全在作品之外，你會發現她東西寫得磊落。你能看見陰影，是因為有光照著你；你會發現只有黑暗，其實不是，是作品之外有更大的光。

像《小荷》，我心里有特別大的痛惜，一個美而脆弱的姑娘，被一個微小的原因推下深淵，但又談不上多大的惡。你是無能的，甚至都不太可以吶喊，忍耐和沉默中，心里會有疼痛。

周曉楓獲2018年花地文學排行榜年度散文獎

作品里加諸的光芒，你到底是讓它有了靈魂的飛升，還是寫得輕飄了？你加上黑暗的力量，到底是讓作品更有分量還是把它按到泥漿里？如果說我寫得狠，我寫什么都這樣，我寫自己看個牙也挺狠的。我的理念就是不管寫什么，盡量靠近；不管這個東西是什么，要靠到一個自己幾乎不能承受的時候，再忍忍，看自己能不能承受下去。我喜歡這樣，盡管做不到，我倒是希望自己有這種勇氣。

人物周刊：你對人的描寫很容易讓人覺得你認同“性本惡”。

周曉楓：不，我現在沒想清楚。性本善和性本惡，我不太知道能不能分得那么開，我不太知道是否需要整體性地來看待。我們都攜帶著魔鬼與天使，而且不能剝離，那個天使模樣的人同時可能就是魔鬼，那個看起來就是魔鬼的，可能有她天使的一面。我以前覺得要分離看待的，現在覺得它可能就是同一個東西，相生相克到你看不出善惡……不可輕易概括，不能忽略，不敢征服，這是個復雜的話題。

人物周刊：善惡可以教化嗎？

周曉楓：可以激發，我在熱天出汗，我在冷天顫抖，什么樣的環境激發什么樣的身體反應。這個跟善惡的教化環境是一樣的。在一個鼓勵善的環境，我們釋放美好；當我們釋放美好，回報的又是美好的話，我們就會慢慢發育善的部分。有時，惡就跟癌細胞侵蝕、擴散、轉移一樣，最后沒辦法防御和免疫。

人物周刊：當下的社會環境是激發惡還是善？

周曉楓：最美好的環境里也會有細菌，一個蛆也可以像幼嫩的嬰兒，皮膚晶瑩透亮。整體環境很重要，但是你的內心也很重要。我有時候很難做出什么整體判斷。就像今天有人問我智能機器人寫作，以我有限的視角，以我現在的理解，我真的不能判斷未來那么遼闊的東西。你要是把一只猴子關在一個房間里，百萬年來，它每天胡亂敲擊鍵盤，從幾率上說，它總有一天能敲出個好短篇，何況人工智能？但文學是要出錯的，文學就是從正確和規范中開始偏離，出現無法辯駁的錯，它才有意思。人內心的對和錯，都有意思；社會中的善和惡，都能進入文學。

“有體力的時候保持鋒芒，沒體力的時候利用慈祥”

人物周刊：你說你的作品關注人的困境，人的困境是指？

周曉楓：各方面。我一直是一個歡樂的悲觀主義者，因為悲觀，我格外珍惜過路的喜悅和歡樂。我在生活中沒太多情緒的劇烈反應，既不手舞足蹈，也不垂頭喪氣。我骨子里，會有害羞和憂傷，這讓我對明亮和溫暖很敏感。人的困境種種，物質貧困是，精神貧困也是。我始終認為，作家要像獵食者追逐獵物一樣：獵物上樹，你就跟著攀爬；獵物進入沼澤，你就不怕陷入泥濘；獵物逃到夜色里了，你就不要怕被黑暗吞沒。困境就像深海，但深海里動物自己會發光。不要覺得我寫困境就唉聲嘆氣，苦大仇深，其實我特別在意壓力之下綻放的那種光亮。

人物周刊：但你骨子里還是悲觀的。

周曉楓：積極的悲觀。我做事天生不是高歌猛進、鑼鼓喧天，而是預想，這個事兒最壞的結果我能承受嗎？為了彌補這個壞，我會做出一系列的心理預警和修補。其實還是一種很積極的籌備。這種悲觀是自我保護，對悲觀的彌補甚至顯得我像一個積極的樂觀主義者。

人物周刊：你平時生活簡單，童年經歷和人生履歷也沒有那么跌宕，文字里卻有很濃烈的情感，是由于自我情緒調節？

周曉楓：文字很美好，能反映我們的生活，還能創造一個我們其實并沒有的生活。你所創造的世界，有一部分是為你所熟悉的；還有的時候，你創造的那個世界甚至是你自己此前完全陌生的。彌補心態也好，反差心態也好，我可能會這樣，帶來一種反差式的呈現。

人物周刊：這種反差是因為我們的想象而非真實？

周曉楓：有句詩的大意是，那些讓我放棄夢想的人，就像讓我用一條腿走路一樣。真實和非真實看你怎么看。想起一件事，你會心跳加速，你會因羞愧而臉紅，實際上就是你想象的事，卻真實影響了你的身體。一件沒有發生的事，想起來就恐懼緊張，同樣影響身體，這就是說，一個抽象的事情能帶來具體的影響，你能說它無形嗎？它非常具體，非常真實。

人物周刊：這幾年自己一直有進步嗎？

周曉楓：這幾年啊，我自己覺得有吧，雖然很微弱。

人物周刊：微弱是怎么感知到的？

周曉楓：當然不能變成一個新人，進入完全陌生的領域，但我能看到自己題材和語言節奏的變化，像小數點后面的數字一樣，很微弱。但對個體來說，產生小數點后面微弱的變化，其實都是很艱難的。

人物周刊：看到周圍的變化推及自身的變化，會一直往未來想甚至想到死亡嗎？你似乎特別關注死亡這個話題，很多文章中都有提及。

周曉楓：誰都沒死過，沒什么經驗，所以多描寫，增加對死亡的理解。死亡很重要，是生命的重要內容。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人生的絕對威脅，也可以當作一個鞭策的倒計時——在倒計時的尾音里，你也可以入睡，也可以做更多的事兒。

生命肯定是會磨損。比如身體的磨損，讓人疼痛，一早上起來覺得渾身疼，像用過大刑。實際上，疾病和疼痛變成了對死亡的減震，這時所有痛苦都變成通往死亡的減震方式，很多痛苦的病人，走入最后的歸宿，反倒是種溫暖的解脫。

人物周刊：你現在怎么看待死亡？

周曉楓：死亡就是誰都沒有經驗，但誰都終身被它威脅。

人物周刊：是一種威脅嗎？

周曉楓：不知道，也有人說體會過瀕死是種美妙的體驗。就像有人會潛水，有人怕水，潛水能看到的斑斕世界，后者無從知道。死亡也是。但亡靈不過來給咱通氣兒，通氣兒的時候咱也害怕，不想聽人家說什么。我對自己不了解的事物保持充分的好奇，但很少做出絕對的判斷。

人物周刊：你會向往自己老年之后的狀態嗎？

周曉楓：不知道，沒什么想象。希望自己……首先我沒覺得自己老，雖然年近半百，但我自己沒這意識，尤其在心理上，我沒覺得跟自己的20歲、30歲有什么本質區別。

我還經常開玩笑呢，我老了想要讓扭秧歌的老頭為了我決斗。你有體力的時候你可以保持你的鋒芒，沒體力的時候你可以利用你的慈祥。老年的狀態什么樣，不知道，我希望自己到時不倚老賣老。我希望自己老了的時候不自我宣判老了。我希望自己老了，只是增加經驗上的積累，而不減少對這個世界的熱愛、好奇和尊重……人生有時候就像被放了高利貸，你想得到一些滄桑的經歷，付出的代價也會很高。我希望我老了的時候，跟現在一樣，根本想不起來老了是什么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