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藝領域談及風格，一般來說將之視為文藝作品的標志，是文藝作品所體現(xiàn)的獨特的個性特征。文藝批評作為一種特殊形態(tài)的文藝表達，也理應有這種個性特征，即所謂的文藝批評風格。文藝批評風格指的是文藝批評家在具體的文藝作品闡釋和解讀過程中，形成對作品主題、人物形象、語言表達、表現(xiàn)手法等方面的特殊審美品格，并具有相對穩(wěn)定性。這也是文藝批評家在思想性和藝術(shù)性的融通與建構(gòu)過程中，呈現(xiàn)出來的一種整體上鮮明的個性特征。

然而在當下的文藝批評中，鮮有真正形成自己獨特風格的批評家。這既有新時期以來文藝批評環(huán)境的問題，也有批評家自身的問題，還有對批評風格的漠視問題。新時期之初，大量的西方文藝理論引入中國，批評家還沒有真正消化這些理論范疇，就將其運用到批評實踐之中，強制闡釋在所難免。批評家自己只注重文章的發(fā)表與否，是否有理論支撐，是否具有所謂的學理性和學術(shù)性，都排在其次。批評家主體意識嚴重缺位，所謂批評風格從何談起？中國古代文藝批評非常重視批評風格，可以說“一部中國古代文論史幾乎就是批評史，一部中國古代批評史又幾乎是對文學風格的批評史”。

同一個時代，基于不同的國家和民族文化語境，自然也會形成不一樣的批評風格。誠如魯迅先生所言，批評執(zhí)有的尺度“有英國美國尺，有德國尺，有俄國尺，有日本尺，自然又有中國尺”。不同的國家，文藝批評的尺度不一樣，文藝批評風格也有所區(qū)別。

在當前時代背景下，文藝批評如何握好這一把“中國尺”？對這個問題進行討論和研究，有利于形成富有特色的批評風格，對當代文藝創(chuàng)作和當代文藝批評的良性發(fā)展大有裨益。

“因事而異”“因時而異”：文藝批評風格的時代印跡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藝，一個時代也有一個時代的文藝批評。社會語境和時代背景不可避免地影響著批評家的思想，甚至影響到對文藝作品的判斷和把握。這實際上也就是魯迅先生所說的風格會“因事而異”“因時而異”。時代、社會和政治因素對文藝批評有著重要的影響，形成文藝批評一些普遍性、群體性、共性的東西。這些共同的東西往往生成一個時代的批評風格。一個優(yōu)秀的批評家，不僅要學會在古今中外的文藝世界中汲取營養(yǎng)，還要順應時代發(fā)展變化的要求，反映時代的社會思潮和文藝思潮。

關(guān)于文藝批評的時代語境問題，中國古人早就說過：“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這實際上說的就是音樂與政治、社會之間的緊密關(guān)系，也蘊含著文藝批評和時代的密切關(guān)系。批評家不可能超越他的時代，批評發(fā)出的是時代的聲音。批評家應該以一種思想的自覺直面時代的文藝問題，發(fā)出自己對生活的理解、對世界的看法、對時代的審美認知。魯迅所說的風格“因事而異”“因時而異”，實際上指的就是時代和社會環(huán)境對批評家風格的塑造有著重要的意義。

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文藝批評工作者應該深入學習領會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尤其是深入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在中國文聯(lián)十大、中國作協(xié)九大開幕式上的重要講話，深刻把握好當今時代特征、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現(xiàn)代轉(zhuǎn)換和思想研究自身演進趨勢這三個語境，對社會主義文藝的人民性先進性問題，對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深層契合問題，對當代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研究方式的創(chuàng)新問題等進行深入而全面的學術(shù)思考與理論探索。只有這樣，才能實現(xiàn)自己的學術(shù)研究、理論創(chuàng)造與時代風潮同頻共振，有利于開拓富有時代特色和鮮明時代風格的文藝批評新局面。

“風格即人”：批評家的風格是他內(nèi)心生活的準確標志

好的批評文章，讓人讀起來如飲甘泉，既有文字本身的閱讀享受，又有對作品意義新的發(fā)現(xiàn)與新的收獲。文藝批評講究學理性，要注重作品本身，要以理服人。文藝批評家通過對文藝作品的分析和闡釋，傳達出自己對作品的個性化理解，傳達出自己對作品蘊含的社會人生主題的價值評判，同時也傳達出自己的審美理想和價值觀念。文藝批評的這一本質(zhì)訴求，讓批評本身更多地關(guān)注批評對象、任務、方法和范疇，而忽略了批評對象的文體特征和美學價值。

亞里士多德在討論風格時說：“語言的準確性，是優(yōu)良風格的基礎。”文藝批評是語言的藝術(shù)，這就要求批評家的批評語言要生動，要有表現(xiàn)力，要富有生命質(zhì)感，要有詩化意味。布封繼承并發(fā)展了亞里士多德的這一觀點，提出了“風格即人”的論斷。歌德受布封的影響，指出“風格是藝術(shù)所能企及的最高境界”，并認為“一個作家的風格是他的內(nèi)心生活的準確標志”。事實上，一個批評家的風格也是批評所能企及的最高境界，是他的內(nèi)心生活的準確標志。馬克思更是一語中的，認為風格是構(gòu)成作家“精神個體性的形式”。

中國古代文論對風格的表達也很充分。葛洪在《抱樸子》中說：“士有行己高簡，風格峻峭，嘯傲偃蹇，凌儕慢俗，不肅檢括，不護小失，適情率意，旁若無人。”人物外在的風度與言行，是內(nèi)在道德、情操、品行的美學呈現(xiàn)。劉勰亦有風格“八體”之說，即典雅、遠奧、精約、顯附、繁縟、壯麗、新奇、輕靡。司空圖在《二十四詩品》將風格進一步類型化，歸納為雄渾、沖淡、纖秾、沉著、高古、典雅、洗煉、勁健、綺麗、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縝密、疏野、清奇、委曲、實境、悲慨、形容、超詣、飄逸、曠達、流動等二十四類。崔融《唐朝新定詩格》有“質(zhì)氣、清切、情理”等十體，王昌齡《詩格》提出“詩有九格”之說，以及皎然《詩式》“十九字”風格理論體系。

在中國當代文藝批評中，這種詩化的風格較為鮮見，而更多的是以西方的文藝理論、概念、范疇、術(shù)語，來論述、闡釋和解讀中國當代文藝作品與當下文藝思潮。這是所謂學院派批評的共同特點。也正因為如此，當代文藝批評大同小異，缺乏風格鮮明的批評家。

有必要提倡將文藝批評和研究對象有機融合，真正做到“風格即人”，從而催生出個性鮮明、風格卓異的批評文本和批評家。這樣的批評文本才是鮮活的、接地氣的、有價值的，這樣的批評家才稱得上是真正的批評家。

“獨特性”“多樣性”：文藝批評風格的辯證法則

文藝批評風格是獨特的、多樣的。文藝批評風格的獨特性在于文藝批評是個體的事情，是個體自然而然的情感表露。每個批評家都有自己獨立的精神個性。這囊括了批評家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以及思想品格、道德情操、氣質(zhì)秉性、學養(yǎng)學識、美學趣味，甚至個人人生際遇等。這些維度共同作用在作家身上，影響批評家批評風格的生成和完善。

當然，從最基本的表現(xiàn)層面來講，批評家的精神個性，或者說是批評風格，直接或者間接影響著批評對象的選擇、批評視角的確立，以及批評的社會政治判斷、審美價值判斷和道德價值判斷。這實際上也印證了馬克思的一個觀點，即藝術(shù)風格決定于藝術(shù)家的精神個性。同樣，批評風格決定于批評家的精神個性。風格是文藝家、批評家精神面貌與精神個性的自由表露。因此說，批評就是批評家主觀感受的真切表達，是批評家自己真實的閱讀感受，是對這種閱讀感受、審美旨趣的解讀和闡釋。批評總是從批評家出發(fā)，是批評家的一種精神創(chuàng)造，是批評家主動介入社會文化的表征。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理解沈從文所謂的“徹底的獨斷”。事實上，沈從文的“獨斷”建立在公正、寬容、客觀的基礎之上。沈從文理解郁達夫“苦悶之外的苦悶”，肯定他忠于自己的最純凈的成就，但他直言不諱地指出郁達夫脫離時代的重大缺陷。沈從文是真實的，也是有著真情實感的，但他同時也堅持真理，藝術(shù)與理性的光芒驟然閃亮。

每個批評家對生活的理解、對世界的看法、對時代的審美認知都是有區(qū)別的。這也就客觀上形成了不同的文藝批評風格。在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上，劉勰《文心雕龍》的駢文鋪排、風格宏大、辭章華美、氣勢磅礴，司空圖《二十四詩品》以詩為文、言簡意遠、格調(diào)輕逸，白居易《與元九書》自然親切、情之所至、妙味自尋，韓愈《送孟東野序》言辭真切、理趣縝密、嚴謹莊重，以及王國維、金圣嘆、張竹坡、胭脂齋、梁啟超、魯迅、胡適、瞿秋白、茅盾，等等，都為中國文藝批評的風格多樣性提供了學理依據(jù)。當今文藝批評家就應該追求一種個性鮮明的批評風格，追求穩(wěn)定、可靠的批評風格。當然，批評家穩(wěn)定的批評風格是相對的，而批評風格的變化則是絕對的。沒有一個批評家所有的批評文章都是一個風格，否則這個批評家的批評生命也就意味著要結(jié)束了。

總之，今天的文藝批評既相對成熟，又病象叢生。文藝批評風格在理論自洽的思維模式下，越來越趨于同一化，而如何根治這一問題既關(guān)系到文藝創(chuàng)作的未來，也關(guān)系到文藝批評的繁榮。文藝批評離不開時代，都會“因事”“因時”而異，文藝批評風格有著時代的個性特色和鮮明烙印。我們從“風格即人”的角度思考文藝批評和對象的有機融合，試圖從文藝批評和批評對象的同構(gòu)中凸顯出批評風格的意義和價值。文藝批評風格既有著明顯的獨特性，又具有多樣性，是獨特性和多樣性的辯證統(tǒng)一。

（作者：韓偉，系西安外國語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