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流傳很廣的笑話：某紳士酷愛看偵探劇，這天他又來到劇院觀看一出精彩的偵探劇。劇院的侍者殷勤地為他領座，幫他把衣帽掛到衣帽間，又問他要不要望遠鏡和點心、香檳等。紳士一心只想好好享受看戲的樂趣，侍者一番大獻殷勤沒有得到他一分錢的小費。當撲朔迷離的劇情緊張地進行到一半，侍者來到紳士旁邊，指著舞臺上的一個角色，對著紳士耳朵悄悄地說：“兇手就是那個園丁。”

很多科學普及的方式，就像這個劇院侍者的報復。

愛因斯坦和波蘭物理學家英費爾德合著的科普名作《物理學的進化》中就指出，科學家研究自然的工作有點像閱讀一本充滿奧妙的偵探故事，科學家讀自然之書必須由他自己來尋找答案。他不能像某些性急的讀者在讀偵探小說時所常做的那樣，翻到書末先去看故事的結局。科學家倒很樂意這樣省事，但實際上科學發現總是充滿曲折，因為大自然的案情極端復雜，事實真相總是深藏不露。有很多重要的線索，不一定都能引導科學家到破案的正確方向，比如書中就認為亞里士多德提出了一個有關運動的著名的錯誤線索：

“推一個物體的力不再推它時，原來運動的物體便歸于靜止。”

這條線索符合直觀現象，適應了亞里士多德時代的科學發展水平，在當時也不能說就是錯誤的。但它不符合直觀現象背后經邏輯推理得出的理想實驗，也就不適應近代的科學發展水平，對人們產生了誤導。當科學家終于排除錯誤線索的干擾，找到正確的破案方向使案件真相大白時，自然之書才會更加精彩，所得到的知識也才更加可靠和可貴。比如當伽利略、牛頓等人糾正這條有關運動的錯誤線索，得到的正確結論就是堪稱經典力學基礎的慣性定律：

“任何物體，只要沒有外力改變它的運動狀態，便會永遠保持靜止或勻速直線運動的狀態。”

而愛因斯坦突出了廣義相對論用空間定義引力的特點，自己又重新把慣性定律表述為：

“一物體在離開其他物體都足夠遠時，一直保持靜止狀態或勻速直線運態。”

這樣對于亞里士多德力學來說的正確結論，對于經典力學來說就是錯誤線索了；對于經典力學來說的正確結論，對于相對論力學來說也是錯誤線索了。世上沒有能一網打盡所有正確結論的絕對真理；正確總是有前提條件的正確，真理也總是有適用范圍的真理。相應地，也沒有一無是處不可挽回的錯誤，錯誤也是有前提條件和適用范圍的；曾經的錯誤也可能在包括更大范圍的科學中轉化為真理。科學是在不斷糾正錯誤的過程中趨于完善的。

既然科學發現多半要經歷這樣的曲折過程，那么，科學普及重述這個過程，本應該也這樣迷霧重重、一波三折，但很多科學普及工作者卻像那些翻到書末先看故事結局的性急的讀者一樣，急于把最后正確的結果告訴大家，省略掉了破案的過程，從而造成像教科書一樣的灌輸，這就像劇院侍者對不給小費的紳士的報復，使人們失去了和科學偵探一起參與科學案件偵破的機會，無法體會到在重重迷霧中最后看清真相、抓獲真兇的驚奇和刺激，不但大煞風景，也給人留不下什么深刻印象，得不到科學普及的最佳效果，因此這絕非是科學普及的最佳方式。

科學論文一般不承擔普及的任務，所以要假定讀者已有相當的預備知識，可以跳過很多論證環節；教科書力求簡潔直白，不能枝蔓橫生羅列很多錯誤線索，讓學生花時間繞彎路才找到正確答案，這對應試教育體制下的學生更不利。但科學普及的作品不是論文、不是教科書，因此完全有可能做到山重水復，曲徑通幽，提供給讀者所有線索，引導讀者親身參與科學案件的偵破。只有親身參與的事件才記得牢，只有自己得出的結論才吃得透，這正是所謂“研究性學習”更能引起學生興趣、使學習效果更好的原因所在。科學普及也要達到這樣的目的。

一部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史，本來就是各種“大案要案”頻發，案發時間可以長到地質變化、生物進化、宇宙演化的漫漫歲月，也可以短到甚至不存在時間——量子糾纏就是即時作用不需要時間的，還可以在倒流的時間里作案；案發地點可以跨越宏觀、微觀、宇觀三級，上天入地無所不至。作案人可以是原子、分子，可以是病毒、細菌，可以是植物、礦物，可以是概率、災害，也可以是純能量、非物質。案件性質也是無所不包，有兇殺案（如病毒、細菌致人死亡），有傷害案（如電離輻射對人體組織的傷害），有搶劫案（如自由基氧化“搶劫”其他物質的電子），有綁架案（如夸克禁閉），有盜竊案（如量子隧穿效應就可以是一個密室盜竊案），有詐騙案（如熱質、燃素），有失蹤案（如著名的“太陽中微子失蹤案”），有強奸案（如生物轉基因技術），有內部作案（如手性藥物的對映異構體），有連環作案（如原子彈的鏈式反應），有百年難解的懸案（如數學上的黎曼假設、哥德巴赫猜想），有疑云密布的疑案（如“物理學晴空的兩朵烏云”），有鐵證如山的鐵案（如被證明的費馬大定理、龐加萊猜想），也有比竇娥還冤的冤案（如日心說）。

如實描寫這些科學案件的偵破過程就已經是波瀾壯闊了，而好的科學普及作品，即使科學發現過程波瀾不驚一帆風順，也要故布疑陣，有意設置很多障礙，設計很多岔路、彎路、斷頭路，存心誤導，讓讀者在迷宮中兜幾個大圈子才能找到出口。這在偵探和推理小說中就是常用的“敘述性詭計”。科學普及作品的讀者其實也和偵探推理小說的讀者一樣，喜歡被騙，越把他騙得目瞪口呆，他越服氣。如果照本宣科把最后的答案直接塞給他，他不但不會領情，反而會打心眼里瞧不起作者。

我們試舉一個原子模型的典型例子，就能看出敘述性詭計在科學普及中應該起到什么樣的重要作用。

現在很多科普書一上來就告訴人們原子內部結構的真實面目：原子中心有一個堅硬、致密的帶正電的核，占了原子的絕大部分質量，卻只占原子的很小一點空間。核外有帶負電的電子，沿分立的量子化定態軌道繞核旋轉，在軌道間躍遷時輻射能量形成原子光譜。電子的負電和原子核的正電相抵消，所以原子整體呈電中性，等等。其實這個真實面目，是一樁科學懸疑大案深深隱藏的案情，是靠很多科學家費盡周折、歷盡艱辛才把它查清的。

案發時科學偵探們通過實驗掌握的主要事實是：原子并非不可分的整體，還有內部深層結構。原子是中性的，既不帶正電也不帶負電。原子是穩定的，但又有輻射光譜和放射性。原子內部有帶負電的電子，所以還應該有帶正電的部分，正負電抵消使原子呈電中性。

科學偵探們需要查清的主要案情是：原子中電子如何分布？數量是多少？原子帶正電的部分如何分布？所帶正電又如何與電子的負電相互作用？原子為什么能保持穩定？但又有輻射光譜和放射性？

公認的正確答案并不是一開始就被科學偵探們猜到，下面是科學偵探提出的種種錯誤的破案線索。

線索一：道爾頓實心球原子模型，原子就是一個小小的不可再分的實心球體；

線索二：韋伯帶電粒子模型，原子內部有正負帶電粒子相對做橢圓運動，這是為了解釋安培分子電流假說，事實上也是一種早期的粗略的原子模型；

線索三：開爾文帶電實心球原子模型，原子是均勻帶正電的實心球體，里面埋藏著帶負電的電子；

線索四：湯姆遜“葡萄干布丁”原子模型，原子帶正電的部分像一塊布丁（果凍或糕點），帶負電的電子像葡萄干一樣點綴分布在布丁上；

線索五：佩蘭有核原子模型，原子中心是帶正電的粒子，外面圍繞帶負電的電子，電子旋轉的周期對應于原子輻射的光譜頻率；

線索六：長岡半太郎“土星”原子模型，原子中心是帶正電的粒子，外面等間隔分布著像土星環一樣的電子環；

線索七：勒納德中性微粒原子模型，原子內的電子和相應正電荷組成“中性微粒”，浮游散布在原子內部空間；

線索八：里茲磁原子模型，原子是一個“磁棒”，電子在其磁場中做螺旋運動，根據經典電磁理論可推算電子運動的頻率，得到原子輻射的光譜公式；

線索九：哈斯量子化原子模型，引入量子假設應用于原子結構的湯姆遜“葡萄干布丁”原子模型；

線索十：尼科爾松量子化原子模型，原子是以一定頻率振動的普朗克振子，振動頻率就是原子輻射的頻率；

……

這些模型，雖然都能說明原子某一方面的性質，但不能解釋全部事實，比如佩蘭有核原子模型和長岡半太郎“土星”原子模型都提出存在原子核，并說明了原子核和電子的正負電荷分布，但不能解釋原子的穩定性；又如哈斯量子化原子模型嘗試引入量子論說明原子結構，但又立足于錯誤的湯姆遜“葡萄干布丁”原子模型基礎上；尼科爾松量子化原子模型雖然可以立足于有核原子模型引入量子論，卻又認為光譜系的各條譜線不是同一個原子發出的，而是很多種化學性質相同、重量相等、內部運動不同的原子發出的，這更不符合實驗事實。

只有通過著名的α粒子散射實驗確立的盧瑟福有核原子模型，還有玻爾成功地將量子理論應用于盧瑟福有核原子模型，得到定態躍遷原子模型，以及經薛定諤修正完善的電子云原子模型，才最終使案情大白于天下。當然，即使玻爾模型和電子云模型，也不是最完善的原子模型，但至少這是正確的線索，指示了正確的破案方向。

現在對原子模型的科學普及，如果把這些錯誤的線索都當作多余的東西忽略掉，并不會使介紹的知識簡明易懂，反而會使人搞不清來龍去脈，抓不到重點，也全面掌握不了，還喪失了“自居”“代入”為科學家進行科學偵探和研究性學習得到的智力樂趣，更不能舉一反三，從成功中積累經驗，從錯誤中吸取教訓。如果能很好地利用這些錯誤線索施展敘述性詭計，讓讀者也跟著眾多科學家做種種猜測，甚至獨立做出自己的猜測，最后“抖包袱”一樣地揭示唯一的圓滿答案，解釋了全部事實，讀者在恍然大悟的同時，也會對學到的知識深刻領會。

另外，這些錯誤的線索并非就沒有合理的、有價值的成分。比如里茲磁原子模型，假設原子光譜線由磁場作用力決定，磁場又由“分子磁棒”產生，而分子磁棒是圓柱形的電子沿軸旋轉，這恰好是多年后才出現的極其重要的電子自旋概念。如果不分好歹一律忽略這些錯誤線索，就可能“倒洗澡水連澡盆里的孩子一起倒掉”。就算真是全部錯得不可救藥，失敗是成功之母，錯誤的理論往往也能在反面促使正確的學說產生。

在將來某一天，新的實驗事實出現，需要人們用新的理論解釋，這些被判了死刑的錯誤模型說不定哪一個又會死而復生。即使量子力學的整個體系進一步完善了玻爾模型和電子云模型，我們也不敢說這些模型就是原子的真實面目，原子的真實面目很可能是注定無法看清的，因為受制于量子力學的海森堡不確定性原理，我們看到的原子，其實是用我們現有實驗方法經過主觀選擇看到的原子，真實的客觀情況如何？我們仍然一無所知。

佩蘭有核原子模型和長岡半太郎“土星”原子模型主要就是因為沒有引入量子論，解釋不了原子的穩定性，假如真有一天，量子力學有一種叫“隱變量”的理論又重新把分立的量子軌道和連續的能量背景有機結合起來，解決了量子力學的完備性問題，用超越量子復歸經典的電子運動方式同樣解釋了原子的穩定性，佩蘭有核原子模型和長岡半太郎“土星”原子模型難說不會重新代替玻爾模型和電子云模型。其他領域不乏類似先例，好多被審判定罪的理論假說并不服判，比如因邁克爾遜-莫雷實驗提供的證據而被判終生流放的“以太”，被愛因斯坦視為自己一生中最大錯誤的宇宙學常數，一直都還在向科學的最高法院提起上訴。而另外一些例子，如數學的非歐幾何、化學的普勞特假說，都已通過上訴改判，得到平反昭雪。

當然，在沒有改判之前，懷疑歸懷疑、猜測歸猜測，還得執行原判，接受現有多數人認為正確的理論學說。這首先是一種對于科學的“無罪推定”：沒有足夠證據證明科學是錯的，我們就不能說科學是錯的，只能像著名科學哲學家波普爾的證偽主義一樣認為科學是可證偽的。繼而是一種對于科學的“有功推定”：雖然沒有足夠證據證明科學是對的，甚至像證偽主義一樣認為科學是可證偽不可證實的，但因為科學曾經發揮過作用、建立過功勞，我們在現階段就只能說科學是對的，還得用它。

由此可見，科學普及的敘述性詭計保留多條線索，不但是為了要敘述清楚一門科學的歷史，達到正本清源、不掩前人之功的目的，也是為了敘述得引人入勝（干巴巴的編年史式的平鋪直敘，自然談不上詭計），并且通過歷史展望未來。有心的讀者掌握了多條線索，說不定有一天真能沿著某條線索重新翻案。這個美好的前景，更應該會激勵讀者將科學案件一查到底。

最后不妨作個有趣的設想，把一開始的劇院侍者報復的故事加以擴充，讓其繼續發展下去：

不給小費的紳士受到劇院侍者透露劇情的報復后，并不生氣，反而微微一笑，把侍者拉坐下來，說：“我知道你也是偵探劇迷，請你陪我一起看完這場戲吧。”侍者用力掙扎也掙不脫，只好坐下來陪紳士一起看戲，他知道紳士又在反過來報復他。他在劇院工作，每天都反復看同一部劇目，再愛看偵探劇，也早看煩了，現在坐下來重看一遍比紳士更受罪。但看著看著，他發現劇情有所變化，最后查出案件真相，兇手竟然不是那個園丁了。

侍者大吃一驚，作為偵探劇迷他得到了新的享受。這時紳士才告訴他：自己其實就是這個偵探劇的劇作者，剛把這個劇重新改寫了結局，為了制造意外的轟動效應，演員秘密排練，然后才在劇院里第一次上演。因為自己忘了給殷勤服務的侍者小費，于是想到了用這個特殊的方式報答侍者。否則侍者不知道劇情有變，不會專心看戲，等到這場首演結束，看過的觀眾免不了會在他面前大加評論。而一對他透露劇情，他自己再看戲也就失去了這份新的享受了。

科學普及的敘述性詭計，就是劇作家紳士的報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