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馬爾罕大使廳北墻壁畫武則天泛龍舟與唐高宗獵豹彩圖及線描圖

撒馬爾罕Samarqand，坐落于中亞國家烏茲別克斯坦東部邊陲的重要城市，已經有2500年的建城歷史，至今仍有50萬人在那里生活。大部分讀者應該對這座城市感到陌生，然而在唐代，在陸上絲綢之路最為繁忙、繁榮的那個年代里，這座由粟特人建造的城市是當之無愧的世界中心。當駝隊載著一批批絲綢從長安出發，穿越河西走廊和塔克拉瑪干大沙漠，翻越蔥嶺必在這里休整。商隊從這里向東南方通過阿富汗的崇山峻嶺，就可以進入南亞次大陸的印度文明區域；往西南方是波斯、阿拉伯帝國所控制的西亞地區，并從那里向更遙遠的歐洲、北非進發；向北方可進入歐亞大草原和歐洲北部。而印度的黃金、香料，伊朗高原的寶石、手工藝品，以及更加遙遠地方的奇珍異寶，都藉由這里，源源不斷地輸入東方。長安胡風大盛，心態開放的大唐帝國人民，喜好胡馬、胡服，葡萄美酒與胡旋舞為達官貴人宴飲所必備。 《狄仁杰之通天帝國》中的狄仁杰做粟特人的裝扮，給我們展示大唐開放與文化融合的影像。那么粟特人對文化的吸收情況呢？我們憑借文字甚至圖像也能夠得知。

粟特人從唐朝接受的影響還要從安西都護府翻越蔥嶺，進軍中亞說起。在大唐帝國與阿拉伯帝國之間，決定中亞命運的怛羅斯之戰（751年）和導致唐代中央力量退出西域地區的安史之亂（755 - 763年）以前，唐代設置的安西、北庭兩大都護府，曾經創造了中國古代史上唯一一次對中亞地區的全面控制，其管轄范圍，曾達到今天哈薩克斯坦東部和東南部、吉爾吉斯斯坦全部、塔吉克斯坦大部、阿富汗大部、伊朗東北部、土庫曼斯坦東半部、烏茲別克斯坦大部等地。這段長達百年的輝煌時期，正起始于唐高宗時期赫赫有名的大將蘇定方滅亡西突厥汗國一役。關于這段歷史的文字記載，保存在中國史書如《兩唐書》與《資治通鑒》等著作中。然而，由于唐代在中亞當地占優勢地位的粟特民族的語言文字早已經失傳，我們幾乎無從了解這一時期當地人對中國力量入主中亞地區的看法。

幸而，隨著中亞考古事業在20世紀的蓬勃發展， 1965年，前蘇聯考古隊在撒馬爾罕阿夫拉西阿卜（Afrasiab） 23號遺址房間內（編號R 23 / 1）發掘出唐代粟特國王拂呼縵（Vargoman）的大使廳壁畫。自出土以來，該壁畫一直受到國際粟特學界的廣泛關注，但是在這一學科領域以外的學術界，特別是在國內，對于這一重大發現的認識，卻要遲至21世紀初。隨著法國與當地考古合作項目不斷努力，撒馬爾罕大使廳的壁畫終于得到了完整披露。如今，已經可以在網上看到這一中古藝術瑰寶的高清大圖。大使廳四面墻體壁畫，三面保存都很完整，只有東面保存較為殘破。其內容根據學者研究，南墻為粟特王波斯新年諾魯孜節出行圖，北墻為唐高宗獵豹和武則天泛龍舟圖，西墻為突厥武士和各國使臣宴飲圖，東墻為印度摩訶婆羅多史詩場景圖。這一壁畫情況與唐代杜佑在《通典》的《何國》一章中記載的：“北壁繪華夏天子，西壁則畫波斯、拂菻諸國王，東壁則畫突厥、婆羅門諸國王” ，以及《新唐書》的《西域下》一章所記載的：“北繪中華古帝，東突厥、婆羅門，西波斯、拂菻等諸王”的內容高度一致。可見當時唐人對于中亞各國的了解確實相當縝密與系統。

《狄仁杰之通天帝國》中作粟特人裝扮的狄仁杰

我們看到北墻壁畫的內容，卻會驚嘆中亞人對于當時唐代中國理解和觀察的細致入微。正如上文所言，這幅壁畫，不單補充了中國唐代史料中匱乏的圖像資料，也揭示了粟特人對于中國的理解。

首先，北墻的觀念，就來自于中國的天子面南背北，說明了這一時期，唐高宗與武則天對中亞秩序的主導地位。對面的南墻，正體現了中國古代政治秩序中，稱臣的典型形象。 《唐會要》記載：“顯慶三年，高宗遣果毅、董寄生列其（康國）所居城為康居都督府，仍以其王拂呼縵為都督。 ”這位拂呼縵大王就是唐朝在中亞地區為管理粟特人的昭武九姓國而設立的“康居都督府”的都督，是唐帝國在中亞兩河地區的全權代表。這九國基本上都起了漢姓，撒馬爾罕自稱為“康”國。 《史記·酈生陸賈列傳》記載“君主（指南越王）宜郊迎，北面稱臣” 。南墻的波斯歷新年場景，大王服飾異常華貴，隨行列隊十分莊嚴，整幅畫面顯得隆重典雅，不正可以看作是“郊迎”嗎？對面的高宗和武后正獵豹和泛舟，卻身穿輕便的服飾，愉快而歡樂。這樣一種畫面的對比，展示了粟特人的微妙心態。

其次，在圖中我們可以看到，左側的武則天泛龍舟圖中，眾女所乘的龍舟、所梳的雙環望仙髻，樂伎所用云和琴，是典型的中原地區的唐代器物，都是中亞原本所無，畫工如果沒見過實物，斷然不可能畫得這樣惟妙惟肖。曲江池中，魚、荷葉和荷花、鴨子，以及水鳥給幼鳥喂食等圖案，顯示出一派富貴祥和的歡樂場景。北墻與東墻突厥汗國壁畫的肅穆莊嚴，南墻粟特新年的典雅華貴，共同使整個大使廳營造出“一日之內，氣候不齊”的奇特景致。

從右側的唐高宗獵豹圖來看，狩獵猛獸主題是中亞、伊朗、伊拉克、敘利亞等波斯文化地區，自古以來描摹帝王的標準圖像，不能據此認為唐高宗獵豹真有其事。這幅圖的主要價值在于，其上的唐代狩獵裝備與服飾，均可與其他中土的出土圖像資料與實物資料相互印證，可以說是中亞文化與中原文化交流的極佳案例。而在武則天泛龍舟圖的細節上，也可以看出文化融合顯現的特點：船下水域中的動物長有雙翅、卷曲分叉的魚形尾及一雙馬蹄足，這種奇特的神話生物，與波斯祆教（又稱拜火教、瑣羅亞斯德教）中水神、河神為馬形的記載顯然有直接的關聯。

如果將北墻壁畫與其他二墻的君主壁畫相比較，可以較為明顯地發現，其他二位君主均以傲人之姿，占據了畫面的中心，彰顯了王者身份。而北墻的武則天與唐高宗，則由一江曲江水之隔，平分于畫面兩端，不分軒輊。這立刻令愛好唐史的筆者，想到了《資治通鑒》那條著名的記載：“麟德元年（664年）十二月丙戌，宰相上官儀下獄，自是上（高宗）每視事，則（武）后垂簾于后，政無大小，皆與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黜陟、殺生，決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圣。 ”唐高宗與武則天，并稱天皇天后，這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世界歷史上也罕見的“天有二日，國有二主”的局面。畫出這樣的壁畫說明粟特人對中華文明、唐朝政治非常關心和了解，兩者關聯較深。由于朝廷禮儀中沒有帝、后平等的規矩，只可能是粟特大使從旁觀察或者打聽到了相關信息，透視了微妙的玄機。對比明清時期，周邊國家和西方國家使節對明清王朝那些啼笑皆非的誤會與不解，就能認識到這種深入理解，是多么難能可貴。也只有李氏朝鮮的《燕行錄》 ，能夠達到相應的高度。同時，也印證了當時唐帝國在中亞政治文化的影響力之大，如史籍中所說，“中外謂之二圣”的“外” ，已經遠達撒馬爾罕。

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中國與中亞的文化聯結，邁向了新的階段。乘著新風，撒馬爾罕大使廳的武則天泛舟圖，也回流了中土。法國粟特學家葛樂耐（Frantz Gre）的《駛向撒馬爾罕的金色旅程》中收入《撒馬爾罕大使廳壁畫都說了什么？ 》一文，意大利粟特學家康馬泰（Matteo Compareti）的《唐風吹拂撒馬爾罕：粟特藝術與中國、波斯、印度、拜占庭》收入《撒馬爾罕大使廳壁畫上的唐代端午節》一文，這兩篇代表當前對于大使廳壁畫研究最高水平的論文及收入論文的兩部專著，已經由毛銘翻譯成中文，并在漓江出版社出版發行。本文作為拋磚引玉，掛一漏萬地介紹了相關內容的大致情況，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在這兩部學術暢銷書中得到更多的信息。